论我国票据法中的利益偿还请求权

[文章编号]1009-8003(2002)05-0058-05

论我国票据法中的利益偿还请求权

董翠香

(山东大学法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传统票据法理论中的利益偿还请求权,是票据法为了衡平票据当事人的利益而特别规定的,对特定的持票人进行救济的一种制度。学界认为我国《票据法》第18条是对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规定,但缺乏充足的理由。笔者认为,我国《票据法》并没有规定也没有必要规定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

[关键词]利益偿还请求权;衡平;票据法;构成条件

[中图分类号]D922.28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02-06-28

[作者简介]董翠香(1963-),女,山东莱阳人,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一、传统票据法理论中利益偿还请求权的一般原理

(一)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概念

所谓利益偿还请求权,也可称为利益返还请求权、受益返还请求权或利得请求权,是指当票据权利因票据时效届满或者手续欠缺而消灭时,票据的持票人享有的,请求票据的出票人或者承兑人在其所受利益限度内予以偿还的权利。

一般认为,票据法之所以规定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是因为票据权利的消灭时效比民法中规定的一般债权的消灭时效要短,持票人很容易因为时效期间的届满而丧失票据权利;同时票据是严格的要式证券,票据法规定有非常严格的票据权利行使和保全手续,持票人稍有疏忽就可能导致因保全手续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如果该持票人取得票据时是付出了对价的,那么其因丧失票据权利而损失了已付出的对价,而该对价即被票据的出票人或承兑人无偿取得,从而导致双方当事人利益上的不公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票据法规定了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日本票据法》第85条、《德国票据法》第89条、《瑞士债务法》第813条以及我国台湾“票据法”第22条,都对利益偿还请求权作出了规定。

(二)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性质

关于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性质,学界多有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利益偿还请求权是票据权利;第二种观点认为利益偿还请求权属于不当得利请求权;第三种观点认为利益偿还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性质相同;第四种观点认为利益偿还请求权属于票据法上的特别请求

权。[1～2]通说认为,票据权利是指持票人对票据债务人享有的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并不包括利益偿还请求权;票据的出票人或承兑人获得利益是基于票据关系这一合法依据的受益,不属于不当得利;持票人的损失并非因票据债务人的行为所致,而恰恰是由于持票人自己怠于行使票据权利或保全票据权利所造成的后果,责任完全在持票人自己,而不存在票据债务人不履行票据债务或实施侵权行为的问题,因而不宜将利益偿还请求权定性为损害赔偿请求权。多数学者认为,利益偿还请求权是票据

2002年9月5日第17卷第5期 法学论坛Legal F orum Sep.5,2002V ol.17N o.5

法为了衡平票据当事人的利益,而特别规定的对持票人进行救济的一种制度。质言之,利益偿还请求

权系基于衡平观念,为票据法所特别规定之请求权。

[1](三)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构成条件

1.须有合格的当事人。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权利主体,必须是曾经享有票据权利而又因法定原因丧失票据权利的持票人。这就是说,权利主体首先只能是持票人,因为利益偿还请求权是对丧失票据权利之人的一种补救措施,只有持票人才可能成为票据权利人;其次,这一持票人曾经享有票据权利,即票据权利曾经有效存在过。持票人丧失票据权利,必须以曾经享有票据权利为前提,如果票据从一开始就无效,或者持票人取得票据的手段不合法,那么持票人从来就没有取得过票据权利,也就根本谈不上票据权利的丧失;再次,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已因法定原因丧失,倘若票据权利没有丧失,则持票人可直接行使票据权利而无需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补救。

关于利益偿还请求权的义务主体,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票据法均规定只能是票据的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这是因为当持票人怠于行使或保全票据权利致票据权利消灭时,一般只有出票人或者承兑人才可能因此获得利益。我国台湾“票据法”、德国《票据法》都有类似规定。但日本票据法中将背书人也规定为利益偿还请求权的义务主体。笔者认为,一般而言,票据背书人在转让票据时收有对价,而其在当初受让票据时也付出了对价,通常不存在额外受有利益的情形;但特殊情况下,背书人也可能受有利益。例如,当出票人与背书人之间实际的原因债务已经消灭,或者自始就不存在实际的原因债务时,背书人当然应当成为利益偿还请求权的义务主体,不过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比较少见,因而多数国家的立法将其忽略不计。

2.票据权利必须是因时效期限届满或手续欠缺而消灭。票据权利已经丧失,是利益偿还请求权产生的前提条件,因为若票据权利没有丧失,则持票人直接行使票据权利即可。但票据权利的丧失还必须是因时效期限届满或手续欠缺这两个特定的原因,才可能发生利益偿还请求权,如果票据权利是因其他原因而消灭,如因债务免除而消灭,或因票据丧失由他人善意取得而丧失票据权利等,都不会产生利益偿还请求权。我国《票据法》第17条规定了各种票据权利的消灭时效,如果票据权利人未在票据法规定的时效期间内行使相应的票据权利,则该票据权利因时效期间届满而丧失。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必须依票据法规定的行使手续进行,如果欠缺法定手续,其票据权利也会丧失,如不按期提示承兑、不按期提示付款、或者在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被拒绝时未依法取证等,都会丧失对出票人以外的其他前手的追索权。

3.出票人或者承兑人只在其因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丧失而实际受有的利益限度之内负偿还责任。持票人因怠于行使票据权利或保全票据权利而致票据权利丧失,法律出于公平考虑,赋予其利益偿还请求权,目的是给予未依法行使和保全票据权利的持票人一个最后补救的机会。持票人通过这一机会能得到多大程度的补救,则应取决于出票人或者承兑人因持票人丧失票据权利而实际受有多少利益,法律规定这一制度的目的绝不是要使持票人通过行使这一权利得到与其没有丧失票据权利时同样多的利益,出票人或者承兑人受有的利益多,则持票人所得到的补偿就多;出票人或者承兑人受有的利益少,则持票人所得到的补偿就少;如果虽然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因时效期限届满或手续欠缺而丧失,但出票人或承兑人并未因此受有任何利益,那么持票人就不可能得到任何补偿。其也不应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否则将导致新的不公平。

所谓受有利益,通说[3～6]认为并不是指因持票人的票据权利消灭而导致出票人或者承兑人得以免除的票据债务本身(例如,承兑人虽因持票人的票据权利消灭而免除了付款义务,但其如果并未收到资金,则不属于受有利益),而是指出票人或者承兑人因为出票行为或者承兑行为,基于票据的原因关系或者资金关系而实际受有利益,其既包括积极的财产的增加,也包括消极的既存债务的免除。前者例如,持票人的票据权利虽已丧失,但是出票人或承兑人并未付出对价,出票人却因出票而基于票据的原因关系受有对价,承兑人基于其与出票人之间的资金关系已经取得了资金等;后者例如,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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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消灭其与付款人之间的既存债务为对价而签发汇票,承兑人因承兑该汇票而免除了其对出票人的原有债务,当持票人的票据权利消灭时,该承兑人即为受有利益。

二、理论界对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研究的现状

我国学者在对利益偿还请求权一般原理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对我国《票据法》中的利益偿还请求权进行了探讨。学者们大多认为我国《票据法》第18条是对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的规定。[4](P242)[7]我国《票据法》第18条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但学者们同时认为这一规定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持票人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丧失票据权利”不能成为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构成要件。如前所述,依据票据法的一般原理,只有当持票人的票据权利是因时效届满或手续欠缺而丧失时,才可能发生票据的利益偿还请求权,除此之外的其他原因都不会导致利益偿还请求权的发生。票据记载事项欠缺,票据属于无效票据,持票人根本就不可能取得票据权利,又何谈票据权利的丧失?因此,我国《票据法》第18条中“持票人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规定,显然不能成为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构成要件,进而建议将其修改为“持票人因手续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7](P89)第二,将利益偿还请求权定性为“民事权利”是不恰当的。《票据法》第18条中的“仍享有民事权利”是对利益偿还请求权的定性,这并不恰当。民事权利可分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利益返还请求权显然不属于民事权利中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又可进一步分为物权与债权,利益返还请求权肯定不属于物权;而债权的发生原因通常包括合同、不当得利、损害赔偿及无因管理,利益偿还请求权显然不是基于上述任何原因而产生,可见我国《票据法》将其定性为民事权利是不恰当的。

第三,规定“持票人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是不合理的。如前所述,利益偿还请求权是票据法为衡平票据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而赋予特定持票人的一种最后补救机会,而持票人的损失通过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能够得到多大程度的补偿,则要取决于出票人或者承兑人因持票人票据权利丧失而受有利益的多少。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的立法本意,绝不是要使持票人获得与其未丧失票据权利时一样多的利益。由此可见我国《票据法》第18条规定的弊端,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丧失后,通过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仍可要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也就是说,持票人通过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能够获得与其丧失的票据权利相当的利益。换句话说,不依法行使和保全票据权利的持票人与依法行使和保全票据权利的持票人,在法律上的后果基本一致,这一规定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有学者建议将其修改为“持票人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在其所受有的利益限度之内进行返还”。[7](91)

三、对我国《票据法》第18条规定的再认识

笔者认为,我国《票据法》并没有规定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其第18条的规定极其模糊,仅从表面来看,既像对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规定,又似对持票人民事权利的规定,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其既非对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规定,也不是对持票人享有的民事权利的规定。

我国《票据法》第18条不是对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的规定,如前所述,这一规定与传统票据法理论及世界各国各地区票据立法中的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相去甚远,不能相提并论。既然该条文将持票人的这一权利定性为民事权利,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其是对持票人享有的民事权利的规定呢?笔者认为这在逻辑上也是不成立的。

首先,将持票人行使民事权利的对象限定为票据的“出票人或承兑人”在理论上讲不通。当持票

人因时效届满而丧失了票据权利,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未取得票据权利时,其仍享有基于票据基础关系而产生的民事权利,这一点并无疑问,因为持票人因时效届满丧失票据权利,或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未取得票据权利,其“自可依票据关系赖以成立之基础关系,如买卖、借贷等原因,而依民

法之规定请求之”。[8]但是将持票人依民法规定行使请求权的义务主体限定为“出票人或承兑人”,在

逻辑上却是讲不通的。因为能够向出票人主张民事权利的人,仅限于票据的最初权利人和汇票的承兑人,而能够向汇票的承兑人主张民事权利的人,则仅限于汇票的出票人。票据一经转让,除最初权利人之外的所有背书人以及最后的持票人均无权向出票人或承兑人主张民事权利,因为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例如,A 以B 为付款人,以C 为收款人签发汇票,C 将其背书转让于D ,D 因票据权利时效届满丧失了票据权利,其若依民法规定行使请求权,只能向其直接前手C 主张,而无权向A 、B 主张。

其次,持票人向债务人主张民事权利时,无权要求其“返还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持票人向债务人主张民事权利,只能主张其依据彼此之间的民事关系而享有的利益,而不应主张“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例如,A 基于其与B 之间的买卖关系,需支付货款10万元人民币,A 以票据支付,但出票金额误写为100万元,因A 的出票欠缺必要记载事项,致B 未取得票据权利,当B 向A 行使民事权利时,其只能请求10万元而无任何理由主张100万元。

最后,持票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没有必要规定在票据法中,因为这一权利是依据民法规定而产生的,并不会因为票据法中不予以规定而不存在。因此,笔者认为,现行《票据法》第18条的规定不仅含混不清,且其内容没有任何意义,理应予以删除。

四、我国《票据法》没有必要规定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

并不是所有国家票据的立法都规定票据的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凡法国法系国家的票据立法,均未规定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因为在法国票据法中,票据关系与票据的资金关系并无严格的区分,持票人取得票据权利,也就同时取得了资金关系中的权利,即使其票据权利因手续欠缺而丧失,其仍可依资金关系起诉,①故而没有规定利益偿还请求权的必要。英美法系国家票据法中,关于票据追索权的行使条件比较灵活,而且没有短期消灭时效的规定,因而也没有设立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另外,1912年的《海牙统一票据法规则》及1930年的《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都没有确立这一制度,而

只是分别以专条规定各国对这一制度可以任意采用。②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是德国法系票据法中的

特有制度,这是因为该法系国家的票据法,特别强调票据关系与其基础关系的分离,即强调票据关系的无因性,规定有非常严格的票据权利行使和保全手续及短期消灭时效,对持票人不利,因而需要设立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予以缓和。德国、日本、瑞士及我国台湾的票据立法中,都对该制度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笔者认为,我国《票据法》既承认票据关系的无因性,又规定了严格的票据权利行使和保全手续,同时还规定了票据权利消灭时效,从理论上讲应当设立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以方便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债权,但从我国现行《票据法》的具体规定分析,就会发现这一制度没有存在的必要。如前所述,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行使以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丧失为前提,且票据权利丧失的原因仅限于票据权利时效届满或者保全手续欠缺两种事由,除此之外的任何原因导致的票据权利丧失,均不会引起利益偿还请求权的发生。而依我国《票据法》的规定,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的票据权利丧失,均不需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救济。具体分析如下:

16　第5期 董翠香:论我国票据法中的利益偿还请求权 ①②《海牙统一票据法规则》第

13条;《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5条、第16条。《法国商法典》第11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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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持票人因保全手续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情况。我国《票据法》对票据权利的行使和保全规定有严格的保全手续,主要包括依法提示票据及不获承兑或付款时依法取证。当持票人欠缺票据权利的保全手续时,其丧失的只是对出票人以外的其他前手的追索权,而其对于出票人或承兑人的票据权利并不因此而丧失,在《票据法》第17条规定的时效期间内,其仍对出票人或承兑人享有票据权利。既然票据权利没有丧失,就应首先行使票据权利,而无从产生利益偿还请求权。

再看持票人因票据权利时效届满而丧失票据权利的情况。我国《票据法》是民法的特别法,依民法的一般原理,权利的消灭时效届满,权利即应消灭而不复存在。如前所述,理论上认为,票据法之所以设立利益偿还请求权,是鉴于票据较一般民法权利消灭时效为短,票据权利较一般民事权利的保全手续更严格,持票人很容易因时效届满或手续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出票人或承兑人却因此而取得额外的利益,这对持票人来讲是不公平的。为衡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票据法特设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但是从我国《票据法》第17条规定可见,汇票与本票的时效期间均为2年,这与《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的时效期间相同,只有支票的权利时效期间较短。但我国《民法通则》在规定2年普通时效的同时,又在其第136条规定了1年的特别时效期间。这就是说,并非所有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均为2年,当法律有特别规定时,其既可以短于2年也可长于2年。支票是单纯的支付工具,其付款期限为出票日后10天,持票人对出票人所享有的权利时效期间也完全可以短于2年的普通时效期间。由此可见,我国《票据法》中的票据权利时效期间并不比民法中的时效期间短,一般的民事权利时效届满后,法律并未规定任何补救措施,票据重在流通,更应强调其流通的高效、迅捷,其时效期间理应较一般民事权利时效期间更短才合理,又有什么必要在时效期间届满以后再给持票人一个补救机会呢?

那么,为什么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票据法均规定了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呢?这是由于,在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其民法典中规定的一般债权的消灭时效都比较长,相对而言,其票据法中的消灭时效的确很短,因此有必要以利益偿还请求权予以补救。依我国台湾“民法”第125条的规定,其民事权利的一般消灭时效为15年,而其“票据法”第22条第1款规定:“票据上之权利,对汇票承兑人及本票发票人,自到期日起算,见票即付之本票,自发票日起算,三年间不行使,因时效而消灭;对支票发票人自发票日起算,一年间不行使因时效而消灭。”《德国民法典》第195条规定的民事权利普通消灭时效为30年,而《德国票据法》第70条规定:持票人对承兑人的汇票合法请求权,自到期日起3年有效;持票人对出票人的请求权自作成拒绝证书之日起1年内有效。《日本民法典》第167条规定,债权的消灭时效为10年,《日本票据法》第70条规定的票据权利时效期间则与德国相同。

综上所述,依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当持票人未依法保全其票据权利而致其追索权消灭时,其可依《票据法》的规定直接向出票人或承兑人行使票据权利,而无需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补救;当持票人因时效届满而丧失票据权利时,因票据法所规定的时效并不比民法规定的时效为短,因而也没有必要通过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予以救济。因此,利益偿还请求权在我国票据法中并无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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