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与鲁迅小说主题之比较

契诃夫与鲁迅小说创作主题之比较
新中初级中学罗春兰
鲁迅与契诃夫虽然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以及民族心理特征不同，但是他们的作品却呈现共同的特征。

契诃夫小说常从冷静客观的角度分析问题，文章短小精悍、含而不露。

中国许多现代作家都受到契诃夫的影响，鲁迅更是以其犀利的文风继承和发扬了契诃夫的冷静笔触。

黑暗的社会环境，使契诃夫和鲁迅在作品都充满了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现实的鞭挞。

他们的小说创作主题的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哀其不幸”
契诃夫和鲁迅小说中的很多人物来自社会底层，他们是大多数普通人民的代表，作者对他们寄予的多是同情和哀怜。

如契诃夫的《凡卡》《渴睡》《哀伤》《苦恼》等作品中的人物都是被社会恶势力挤压到连一点微小的愿望都不能实现，他们在残酷的社会里讨生活，他们艰难地挣扎只为了能活下去，但这点基本的生存要求也被无情的现实撕得粉碎。

《凡卡》中凡卡悲惨的遭遇和他永远也寄不到爷爷手中的信；《苦恼》中只能向老马诉苦的老人……
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就是“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受害者。

她丈夫去世后，婆家要把她卖掉，但受封建礼教迫害的祥林嫂誓死不从。

守节不成反而受到礼教的惩罚，儿子死后，她几近崩溃，最终受尽嘲笑和折磨孤独地死去。

勤劳、淳朴的祥林嫂始终逃不脱悲惨的命运，《明天》中的单四嫂子、《颓废线的颤动》中的母亲，都有着和祥林嫂相似的悲惨命运。

还有《故乡》中中年闰土的悲惨命运，尽管闰土勤劳、朴实、为了生存努力劳作，但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使其陷入悲苦境地，生活一日不如一日。

底层人民是黑暗社会最直接、最深重的受害者，他们出身贫困，没有受过教育，更不懂得反抗，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得他们只能挣扎着生存。

压榨使他们贫困，贫困使他们无知，无知又加剧了痛苦和贫困这个恶性循环的锁链葬送了无数可怜的灵魂。

自幼就亲眼目睹过农民和城市贫民悲惨生活的契诃夫和鲁迅，深知人民的痛苦。

他们对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创作，表现了他们对受压迫、受剥削、受歧视的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

二、对奴性十足且麻木不仁的人“怒其不争”
“怒其不争”这一群体，是契诃夫和鲁迅小说创作的大多数，他们同样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他们有机会作出一定的反抗，但他们没有，而是麻木顺从、奴性十足。

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即是这样一个悲剧。

小公务员在看戏时打了个喷嚏，唾沫星子溅到了前座将军的头上，将军大人并没有在意，但小公务员却三番五次去向将军道歉，唯恐将军大人不肯原谅他而对他施加惩罚，不利于他今后的发展。

从此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就一命呜呼。

在当时黑暗的社会，官吏的暴虐统治造成了卑微的小人物的畏惧心理，可悲可叹！
鲁迅小说代表作《阿Q正传》中的阿Q就是这种愚昧、麻木、沉默的国民人性的集中体现。

阿Q没有“资产”，住在土谷祠中，拷给别人打零工为生，但他却瞧不起和他有着相同地位的小D，他没有社会地位明确的意识，为了摆脱卑微的困境，他只能在想象中把自己抬高到高于别人的地位上，并不懂什么叫反抗。

小说《孔乙己》中的孔乙己，读了点书，不肯与劳动人民为伍，又不肯靠勤劳为生，在“偷”的生活中得过且过，最终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

他的命运令所有人同情，也包括作者，但作者寄予的更多的是“怒其不争”。

还有咸亨酒店的那些愚昧麻木的看客，那些笑声，也是鲁迅“怒其不争”这一群体的人物。

阿Q与小公务员同样都是社会中卑微的小人物，他们不愿低人一等，却和所有可悲可叹的小人物一样不从自强的途径去追求平等。

他们或强忍着被压迫，或用“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最终都难逃悲惨的结局。

这一类人使契诃夫和鲁迅讽刺的主要对象，为的是警醒麻木沉睡着的国民。

契诃夫的《跳来跳去的女人》《文学教师》，鲁迅的《药》《长明灯》等都对这一类小人物的庸俗丑恶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奴性十足的小人物是当时黑暗社会群体的代表，官僚统治、物价飞涨、等级观念、失业等都是造成小人物奴性心理的原因。

他们比起备受践踏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来，上有反抗的力量却不反抗；有力气却不劳动，只想得过且过；看到和自己同样出境的人非但不同情，反而幸灾乐祸。

他们目光短浅，可叹可恨。

因此，作家对他们最强烈的感情就是——愤怒，对他们的麻木的愤怒；对他们在麻木中忍受，在麻木中自我满足的愤怒。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使契诃夫和鲁迅“忧
国忧民”的最大体现。

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和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使契诃夫和鲁迅创作的很多小说人物形象都是关于奴性十足的小人物的，他们希望借文学来改变国民麻木愚昧的心灵，用精神的武器来鼓舞和警醒世人，一起来反抗黑暗的社会现实。

这也是鲁迅弃医从文的主要原因。

三、对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无情揭露
借文学作品来揭露当时的社会现实，这是十九世纪批判实施主义作家作品的主要特点。

《第六病室》是契诃夫揭露黑暗现实的一部力作。

阴暗又充满令人窒息气味的第六病室，是俄国现实制度下的罪恶缩影。

“被虐狂”格罗莫夫实际上是一个有头脑的人，被当做疯子关进第六病室之前，他抨击过社会时弊，被丢进病室后，他还清醒的驳斥拉京医生的“懒汉哲学”和“托钵僧精神”。

契诃夫通过对格罗莫夫这一人物的塑造告诉读者，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动脑筋和爱思考的人被认为是“疯子”，而能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人却恰好是这些“疯子”。

契诃夫通过对格罗莫夫的描绘，成功地揭露了沙皇专制统治的荒诞无情。

与之极其相似的是，鲁迅也以《狂人日记》为开端，结束了他早期著译后的十年沉默期，开始了另一个思想和文学活动期。

《狂人日记》写出了一个独自觉醒者的发现、苦斗和挫折。

“狂人”同格罗莫夫一样被认为是“疯子”，他要“诅咒”和“劝转”“吃人的人”。

“狂人”越是深刻地认识到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越是反抗这种礼教，周围的人越是把他视为一个不值得理解的“疯子”。

正因为如此，他所有的努力才会归于失败。

契诃夫和鲁迅通过格罗莫夫的“被虐狂”行为和“狂人”的一系列叛逆行为，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社会生活的残酷画卷。

通过阿Q曾把希望寄托在革命上，可最终却被糊里糊涂地砍了头；通过祥林嫂无奈地把希望寄托在来世，却被封建的贞洁观念给扼杀；通过凡卡把希望寄托在一封根本寄不出去的信上等小人物毫无意义的抗争行为，突出人物的悲剧色彩，深刻地批判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虚伪。

作家希望借此来警醒人们认识到自己身处的落后、愚昧又残害人民的无情社会。

契诃夫和鲁迅，同广大人民一样身处黑暗统治的阴影下，手无寸铁又充满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充满对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痛恨。

在这种状况下，文学是他们表达自己，抨击敌人的唯一武器。

尽管契诃夫是含蓄的，鲁迅是犀利的，但这种精神的武器却有着一样的目的，就是抨击封建制度的落后，指出要创
造新生活的出路就是要推翻封建统治这个黑暗的堡垒。

契诃夫和鲁迅处在相似的社会背景下，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用冷静而深刻的洞察力把对社会的不满倾诉于笔下。

契诃夫毕其一生和庸俗势力斗争，在揭露庸俗事物方面坚决有力。

鲁迅则始终关注国民性的改造，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愚昧、麻木和自视清高、无所作为痛加针砭，对封建思想文化毒害之深有明晰的洞察。

他们对社会的批判是严肃而有韧性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热烈而又执着的。

契诃夫和鲁迅，一个是含蓄的冷静，一个是犀利的冷静，尽管文风不同，但思想主题却是一致的；对国家、对人民的爱和忧虑都是沉痛的。

作家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其创作的精神力量却是无限的，契诃夫和鲁迅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将强烈的责任感化为精神的力量，给沉睡的祖国和人民以警醒和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