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核心素养的论文精选4篇

关于核心素养的论文精选4篇【篇一】摘要“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是2017年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一个关键描述，是语文教育观的体现。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出，既受国际课程改革思潮影响，也是我国语文教育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

因此，对语文核心素养内涵和意义的理解，既要立于国际教育变革的大背景，更要反思我国百年来现代语文教育的自身规律。

我国百年语文教育史是不断被批评的历史，也是语文教育学科不断适应与自我建构的历史。

当前，语文教育面临脱离言语实践活动、学习时间被强势学科挤压和阅读方式冲击等三大挑战。

基于语文核心素养的语文课程能否有效回应这些挑战，将给人们留下无限期待。

关键词语文；核心素养；语文科学化；工具性；人文性“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是新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核心概念，理解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和内在逻辑，是未来高中语文课程建设的逻辑起点。

人们普遍认为，基于核心素养建构中小学学科课程，从观念上看是适应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学科教育变革的要求，从技术路线上说，是受OECD等组织发起的基于素养的课程或评价改革运动经验的直接启发，而我国的核心素养热，显然是受到了国外的影响。

[1]不过，这一概念在我国语文学科中的孕育、内涵的明晰化以及所指的确定性，并不完全是外部教育观念的直接植入或激发的结果，而应该有着我国语文教育自身的发展逻辑，至少也是内外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因此，对语文核心素养内涵的理解和把握，既要立足于国际教育变革的大背景，更要基于我国一百多年来现代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矛盾与变化，只有这样，才能认清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对语文课程建设的真正价值。

本文将从这个角度考察中国语文教育自身的演化，尝试理解“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这一概念与未来语文课程结合的内在逻辑与必然联系。

从20世纪初算起，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探索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时间。

从不同视角去划分和认识这段历史，也许会得到不一样的启示。

比如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将其分为现代语文教育与当代语文教育两个时期，这主要参照的是历史年代和政权性质；再如按社会剧变对语文教育观的影响，将其分为清末民初的语文教育转型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民主化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之间的语文教育政治化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教育价值多元化时期，[2]这主要关注的是社会运动对语文课程观的影响。

还有人将其分为“萌芽奠基期、探索发展期、曲折迷失期和兴盛繁荣期”，[3]这主要是把它当作一个行业的来看待。

而从语文教育内部主要矛盾和运动轨迹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发现一条连贯的线索，这条线索与“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之间的内在关系有多大，将在一定程度上检验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逻辑合理性和我们对它在新语文课程建设中的价值期待。

一、民国语文教育：复杂环境下的多样态生长自1904年《奏定中学堂章程》的颁布，语文学科获得了独立设科地位，标志着我国语文现代化进程的开始。

[4]不过，清末民初只能算是从传统蒙学、经学到语文课程的过渡阶段，而真正的现代语文教育应该从1923年新学制施行算起，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为止，这20多年是我国现代语文教育事业的第一个发展期。

其主要贡献是，进行了现代语文教育的基础创建，比如创制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语文课程标准，编写了多套适应分学段、分课时教学且富有特色的语文教材，初步创立了针对现代语文学习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法，实现了语文教育模式由传统的授书制向现代班级教学制的转型。

许多有关现代语文教育的基本问题，如文与道的关系，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阅读和写作的关系，学校课程与家庭、社会教育的关系等，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讨论。

甚至在后来被誉为创新之举的“语文科学化”“整本书阅读”“分课型教学”等，也提出过较好的设想。

在教育实践上，往往能根据社会条件和民众需要，把语文教育融入启蒙、救亡、谋生等类教育及社会活动中，比如著名教育家晏阳初认为，解决中国农村的问题必须将“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一起，并自编《公民千字课本》落实“四大教育”。

再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曾将救亡教育、社会动员与扫盲等语文教育形式结合在一起，这都是针对社会环境和民众需要开展语文教育的成功案例。

这一时期语文教育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梁启超、陈望道、黎锦熙、胡适、叶圣陶、朱自清等很多一流学者参与语文研究和教育实践，这既使当时的语文教育研究有一个很高的起点，在教育实践中也孕育出黎锦熙、叶圣陶、吕叔湘等语文教育大家，后来成为新中国语文教育事业的掌舵人，其影响远及21世纪的今天。

不过，这段时期的语文教育存在先天不足，最主要的是语文教育的环境恶劣。

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半个世纪，可谓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之一，大部分时间里，国家都处于实际上的分裂状态，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政令难以统一，教育政策无法连贯，而且社会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连基本的识字教育的普及率都极低。

教育家雷沛鸿曾这样描述20世纪20年代的教育状况：“有人口过千之村落，而不能办一初等小学焉，有人口过万之县城，仅能设一高等小学焉，又有人口过十万之郡，仅能设一中学焉”。

[5]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无法在全国建立起普遍而规范的语文教育体系，致使许多有创建的语文教学主张也难以发挥多少实际影响。

例如，从1904年到1948年间，以国家名义先后颁布过近十套语文课程标准，差不多四年修订一次，但这些文件其实很少在全国范围内真正施行过。

再如夏丏尊、叶圣陶人等费了很多心力编撰的且很有特点的教材《国文百八课》，也因为战乱频繁不能及时、完整地出版。

还有不少颇富理论创见和实践价值的教育理念和课程设想,都停留于书面计划或实验学校层面，得不到大范围教育实践的检验。

从整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及课程建设，带有很大的临时性和实验性，它们就像是在严酷而复杂的自然环境下发育出来的生物群落样态，既充满生机，又即生即灭；既为我们留下许多财富，又让我们生出许多遗憾。

二、新中国17年：政治意志与专业化的互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应视作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第二个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政令畅通，党和政府对教育事业也十分重视，这为建设全国性的语文课程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

这一时期语文教育探索的主要贡献是，在全国范围内（除港、澳、台地区）建设了统一、规范的语文课程体系，推出了汉语文的读音（普通话）、书写（简化字）、拼音（汉语拼音方案）以及语法体系，健全了全国统一的语文教材编写、出版和发行机制，完成了较系统的语文知识体系的创建工作等。

另外，这段时期还探索了把语文分为文学与汉语两科分别进行教学的可能。

因此，从语文课程建设来看，这二十多年恰好是对民国语文教育那种过于散乱的状态的一种纠正，因而总体上可称我国语文教育的规范化时期。

这一时期我国语文教育受政治生活的干扰比较严重，而到了“文革”十年中，这种干扰更是走向了极端。

“政治挂帅”不仅使语文学科的主体地位受到挤压，严重影响听说读写等语文课程基本目标的落实，在无形之中还形成了许多研究禁区，而损失最大的可能就是与民国时期许多富有成效的语文教育探索脉络的断裂，比如在这段时期，不仅那些在语文教育上富有创建的民国语文教育家梁启超、夏丏尊、王森然、阮真等人的探索没有得到继承，《国文百八课》等有特点的语文教材几近隐形，与语文学科有关的重大问题的讨论如语文学科的地位、语文学科育人价值的丰富内涵、课程实施主体问题、学习者的需求问题、评价的多元化等，几乎没有触及。

一个奇特的现象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多年里，恰恰又是我国语文学科知识体系建设成绩十分突出的一段时期，现今我们的语文课程内容里仍在沿用的学科知识，包括被后来戏称为语文知识系统“八字宪法”的“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加上笔画、拼音方面的规范，几乎都是那一时期提出或定型的。

语文知识体系建构对建设规范的语文课程来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也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基本标志之一。

但是，学科知识自身追求完善的动力又很容易促成知识中心课程的产生，如1956年颁布的初中汉语教学大纲，是以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文字、标点符号等六类知识为课程内容的结构框架，[6]而初中文学教学大纲中，仅是“文学理论常识和文学史常识”一项下，就列有“文学的定义、文学构成要素、文学作品体裁”等八大类知识。

[7]很多人认为，上世纪50年代语文学科知识化倾向是受凯洛夫教育思想的影响。

凯洛夫的核心思想中是有重视智力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学校的首要任务就是授予学生以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深刻而确实的普通知识，形成学生的技能技巧的内容。

[8]但这似乎只是外因，20世纪50年代初的语文学习内容知识化倾向，在当时有更复杂的內源性。

从时代背景来看，在建国后的十几年里，全社会上下对知识有着一种普遍而强烈的饥渴感，且对知识理解也比较单纯，在许多人眼里，读书即等同于学知识，掌握知识也差不多等于有本领、有文化。

无论对生活境况的改善、国家经济发展和还是社会进步来说，知识都是无可替代的资源。

全社会对知识的朴素认识和追求，无疑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人们对语文学习内容知识化的反思，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语文学科，其他学科也普遍存在，其实在物理、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学科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这种情况后来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也再一次集中出现过。

这十多年里，我国语文教育中“突出政治中心”和“语文知识中心”形成一种类似于两种力量进行的拔河状态，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政治中心明显占据上风，但在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期的两个时间段里，语文知识中心也表现出比较顽强的力量，并不时地想夺回一些被政治所挤占的固有领地，甚至1973年12月发生的黄帅事件，从一定程度也可以看成是两种力量博弈的一个隐喻。

表面上，“突出政治”和“知识体系”，即语文教育中“重道”还是“重文”，是语文价值取向中截然相反的两极，除了“文革”头几年的极端情况以外，在那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两者却能实现一种奇妙的共生现象，或者说，“知识派”却可以对抗后者的强行侵入，不仅正大光明地存在，还得到了相当的发展机会，其背后的机制便是“工具论”。

1959年6月，北京《光明日报》、上海《文汇报》曾经以“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为题组织过一次规模较大的讨论，[9]这场讨论前后持续两年多，1961年底，主持方以《文汇报》社论的形式做出总结：“语文，归根结底是一种工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生产斗争的工具，是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工具，是传播知识的工具，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攀登文化科学高峰的工具，一句话，是人们用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个重要工具。

”不过，该社论又论述道：与艺术创造中的“内容决定形式、手段为目的服务”不同，“在语文教学中，情形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