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一部简明中国商业史——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齐国宰相管仲翻开历代经济变革的新篇章，实行“四民分业，士农工商”“盐铁专营”等政策，一时间，民众安居乐业，齐国一跃成为霸主。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登基，他当政54年，一改前朝的休养生息政策，文治武功，一举把帝国拉回到高度专制集权的轨道上，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等一系列律令，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来强兵，一时国库充实，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为之缓解。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然而，当世界步入工业革命时期，因种种原因，它远落后于世界各国，备受欺凌，成为“东亚病夫”。经历百年跌宕之后，公元1978年，邓小平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百年积弱的中国经济再度崛起，在21世纪初，中国重回强国之列。

……

两千多年间，中国历经了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每一次变革，都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也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历代经济变革，基本的衍变逻辑是什么？

吴晓波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用一副六字对联加以说明：上联——“发展是硬道理”；下联——“稳定压倒一切”。这两句名言都出自20世纪末的大改革家邓小平之口。在吴晓波看来，就是发展与

稳定的辩证史。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是吴晓波近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变革史的集大成著作。作者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雄厚的笔力，由春秋时期的“管仲变法”开始，横跨了2700年，最后到当代改革开放，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比照和叙述了历代经济变革和工商变迁，指明因革演变，坦陈利害得失，既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深入剖析了隐藏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律。是第一部整体叙述中国商业史的编年体著作。

吴晓波在导论中引用了熊彼得的名言：“人们可以用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通过理论、通过统计和通过历史。”表明了这本书的主旨是分析经济体制变革，以及这种变革背后的历史和文化的必然性。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没有单纯聚焦经济领域的“变法”，而是将其放到各朝各代的疆域、人口、民族等诸多问题中进行综合性分析。

吴晓波通过研究企业史和经济史的方式去研究经济，研究官商博弈中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这本书的起点是，在中国“‘统一文化’将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作者认为，中国历代的经济改革，都是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四个利益集团之间争斗、博弈和妥协。而成功维持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统治，都围绕着郡县制度（避免地方割据）、尊儒制度（意识形态大一统）、科举制度（吸纳社会精英）、国有专营（经济上垄断控制国计民生）四个基础制度展开。时至今日，这些本质都没有改变。

在这本书中，作者还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第一，最近30多年

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闭环逻辑的危险；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

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吴晓波也提出了基础性的判断：一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以维持‘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二是未来的改革只有处理好分权问题和均富问题，才有可能维持社会的稳定以及进步。三是国有企业、土地与金融业这三部分的改革，并不能一蹴而就，而应该是谨慎的、可分步骤的，并且是可以期待的。四是中国的改革有可能因互联网、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等四股新势力的崛起而脱离历史的藩篱，走向一个我们无法预知的未来。

历史与现实一脉相承，“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其实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无论是两千年前还是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和转型，每一次变革，都是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也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