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版)《师说》赏析

《师说》赏析
宋福慧
原文：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

是故圣益圣，愚益愚。

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

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

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

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

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

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

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

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赏析：《师说》为韩愈感时而作。

当时学风不正，师道不存，作者感慨万千，故其文多用感叹句。

特别是“轻重相形”的地方，作者每次“相形”之余，都要感叹时人之愚。

这些感叹色彩颇浓的句子，亦错综变化，毫不凝滞。

“圣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皆出于此乎！”这是疑问语气。

“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这是判断语气。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与！”这纯是感叹语气。

作者在《师说》之中，为了增强肯定的语气，表达强烈的感情，还用了反问句。

这类句式，以“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一句，为最有代表性。

魏晋以来师道沦丧，士林之中以相师为耻渐成风习。

至唐代中叶，此风愈演愈烈，“为人师者皆笑之。

针对士林如此情态，韩愈“奋不顾流俗”，置“群怪聚骂”于度外，做《师说》，“抗颜为师”，以光复西汉“师道”为己任，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即使在千载以下的今天，也不能不令人钦佩。

当时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是他的有力支持者。

《师友箴》曰“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序》曰“举世不师，故道益离”。

显然，柳氏对“师道”的理解，与韩氏如出一辙。

而且较之其他有识之士的支持，显得更为有力。

再看他把士人对韩氏的“群怪聚骂”比成“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亦可知他对“耻学于师”之风气，是何等深恶痛绝！韩柳二公在“师道”问题上的看法一致，柳宗元亦是韩愈“师论的同调及其抗颜为师的响应者！
《师说》首段即开宗明义，点出“师”的作用以说明其重要，并为下文阐述“师道”之当复张本。

这种高处立、阔处行的开局法，就为全文定下了气势恢宏的基调。

韩愈将“师”的作用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六个字，表面看来，这三大作用似乎平列，实则不然。

韩
愈以光复“儒道”自命，他为“师”所概括的三个作用，自然有其特定内涵。

所谓“道”，即修己治人之道；所谓“业”，即古人六艺之业；所谓“惑”，即此二者之惑。

三者之中，以“道”贯之，“传道”为宗旨，“授业”、“解惑”皆为达到此主要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即学“文”为明道，习“艺”为致道，释“惑”为悟道。

正因如此，韩愈才在本段之末指出“择师”原则应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前人评《师说》谓通篇只“吾师道也”一句，亦为此意。

不过，韩氏论“师”的作用，虽意主“传道”，但重点却在于“解惑”。

韩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孔子等儒家大师的启发式教学法，他心领神会，而这种教学法的主要手段即“解惑”，这就是他特别重视“解惑”的原因。

再加之释“惑”确实是学“业”致道的必由之门，欲使弟子有“大成”，就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手段，使之通过此门径，达到“悟道”的最终目的，即使之登上“业”之大堂，进而步入“道”之内室，以完成“师”的使命。

有鉴于此，韩愈才在阐明“师”的三大作用之后，又专门拈出“解惑”一端加以申述。

此外，韩愈专就“解惑”一端加以申述，还可达到针砭时弊、生发下文的作用。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一句，就有如此妙用。

既然人人有惑，当然“师道”可兴不可废。

然而时人却或“挟贤”（以己为士人），或“挟长”（以己为长辈），或“挟贵”（以己为士大夫）而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结果是“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正因时风如许，平时以道自任、以师自处的韩愈，才不得不发出“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的感叹。

这样，文章就极其自然地过渡到下段。

然后，他再从圣人尚从师，可见“贤”不可恃；童子尚从师，可见“长”不可恃；巫医乐师百工尚从师，可见“贵”不可恃三个方面，讽谕时宜从师解惑。

由此观之，韩氏专拈“解惑”一端加以申述，就行文来说，亦有深意，决非信笔所至。

《师说》首段之末，韩愈论“择师”原则是“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其中“四无”实为第二段之“伏”。

第二段即紧承此“四无”加以申发，除批评了当时不良学风外，还阐述了人人宜从师的道理。

类此“伏笔”第二段也有，其所言圣人“且从师而问”，即为下段所言孔子师郯子等一事伏笔。

第三段文字即承此而发。

本文第二段得最为精彩。

前人对此段写法的评述，可用“三峰插天，轻重相形”概括之。

这八字，确实道出了此段写得极其精妙的原因。

“轻重相形”法即“对比衬托”法。

作者为阐明人人宜师的道理，敢于直面现实，以“古之圣人”“出人也远矣”尚重视“从师而问”，与“今之众人”下圣人也亦远矣“却轻视”从师“相形”；以“其子”尚重视“择师而教”，与对“其身”却轻视“从师”相形；以“巫医乐师百工”尚重视“相师”，与“士大夫之族”却轻视“从师”相形。

此外，作者还以“句读之不知”的小事尚重视“从师而问”，与“惑之不解”的大事却轻视“从师”相形。

经此一比，“众人”、“其身”、“士大夫”之愚，都被衬托得跃然纸上，而其“惑之不解”宜师而问之理，都已不言而喻。

由此可知，以“轻重相形”法说明事理，确能收到反差强烈、其理自明、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效果。

韩愈古人，素以“猖狂恣睢”、“雄奇万变”、“奇偶交错”、“气势腾跃”著称。

达到一种“前无古人”的境界，养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故前人称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

《师说》的语言，就具有如此风采，这与作者运用大量排偶句、感叹句、对比句、反问句等修辞手法有关。

这些修辞法的运用，进一步增强了《师说》的雄壮气势，使它产生了更大的雄辩力！
韩愈的《师说》虽有其特定内涵，但如抽去它的具体内容，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注入新的血液，那么，它对人们的启迪价值将是永恒的。

它不愧是一篇古代重要的教育论著。

本文论述了教师的作用和从师学习的重要性，阐明了能者为师的道理，抨击了时俗轻视师道的不良风气，为开展古文运动扫除了思想障碍。

韩愈的《师说》，曾被誉为胆识兼备，富有创造精神的作品。

他关于教师的职能的提法，就有精辟独到之处，以前从未有人提得这么明确；他主张以道为择师的惟一标准和能者为师的观点，更突破了封建观念，针砭了当时竞以门第相尚，不重真才实学的流弊；关于“人非生而知之”有惑从师的论断，也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值得肯定。

但是，作者在文中流露出来的“厚古薄今”的传统观念和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至于教师职能这个命题，虽有借鉴的意义，但必须扬弃韩愈所指的具体内容，而赋予新的意义。

本文在写作上也是非常成功的。

整篇文章从立论、论证到结论，环环相套，紧扣中心，布局谋篇，颇具匠心。

在论证的过程中，又有的放矢，有破有立，有褒有贬，有虚有实，有综合有分析，理论联系实际，极有说服力。

对比手法和排偶句式的大量运用，正反两面的反复论证，也使得文章的主题更为鲜明突出，气势更为顺畅壮盛，不仅感情充溢，而且增强了论辩的逻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