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下希望的鲁迅精神

绝望下希望的鲁迅精神

鲁迅思想中关于绝望与希望的关系，体现着的人生态度和哲学思考。作为少数启蒙者之一的鲁迅，他历经并感受了旧中国的那个思想激荡的、风云变幻的年代的人与事。对民族的现状与前途的担忧，对国民精神深入剖析，使他的思想与众不同。

作为接受过科学文化教育与深受西方进步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鲁迅尤其懂得自己肩负着怎样的民族使命。在仙台医学院，‚幻灯片事件‛激发他做出弃医从文的决定，寻求另一救治国人的方法。此事让他看到了国民性中的冷漠、麻木，也使他痛苦不堪，感到民族的命运的坎坷。

一、启蒙者与启蒙对象的距离

泱泱大国的子民经历了不少的风浪，处于生存的边缘。封建皇朝垂死挣扎的兵荒马乱，军阀割据的暗无天日，列强争先恐后的掠夺。除了短暂的无力的反抗激起波澜外，沉寂、忍默是弥漫在旧中国上空的气氛。终于，辛亥革命到来了。疑惑不解，惊慌恐惧又成了国民的心理反应。几个首先从迷雾中走出的启蒙者，起来大声疾呼昏睡中的人们，但他们声音淹没于死寂的荒原里，他们的思想也得不到识字者的理解。面对现实重重的阻力，启蒙者遭遇到的是打击，无奈。

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制度，但并没有彻底根除在人们思想、风俗、行为上的腐朽的封建残余。所谓的‚革命‛只是造反，只夺取权力却不改变权力的行使方式，而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造

反‛相当于没有进步意义的行动，并不能真正推动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后的鲁迅，在故乡绍兴任师范学校校长，并担任一个报纸发行人，试图通过新闻媒介沟通新政府。但新政府并不民主、开明，仍然采取暴力的方式回应媒体的议政。鲁迅表现出对这种‚革命‛的失望，说：‚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作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了。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还是共和，是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这是鲁迅对革命的侧面的感受。

当时的政府内部是这样的专制顽固，另一方面，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革命‛并没有得到他们的理解与认同。民众的局限性导致他们不能充当革命的支持者，自居利益获得者的位臵，而只能沦为无知的看客。鲁迅在几篇小说中描写到民众的这种无动于衷，完全不具备自觉意识，意识到怎样才是一个人，以及人的独立解放。逆来顺受和顽固守旧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是他们自身固有的特点。在《风波》里，七斤和七斤嫂对于皇帝又要坐龙椅的消息，表现出惊慌来，是辫子的去留问题会影响到生命的安危，而不是真正关心由谁来统治，怎样统治。另一篇，《药》同样表现了启蒙对象的愚昧。故事发生的背景应该就是‚革命‛胜利的黑暗前夕，华老拴一家拿屠刀上革命者的鲜血来医治痨病。这种对待革命者的方式证明了民众对革命的漠视、神化，他们思想的落后，生存的荒谬。革命者的血被当作病人治病的偏方。结果，前者的死换不回后者的生。也指出了革命，不能扭转国家的厄运，不能救治民族的昏沉。

当觉醒的仁人志士站在时代的前沿，探索振兴民族的出路时，民众并不理解社会变革的意义。这就是启蒙者与启蒙对象的遥远距离。启蒙对象是不易被启发的。毕竟他们身上留着血是祖上遗传下来的，继承了多少代人的基因，落后封建的毒瘤。血红细胞造出新血液不能寄望一朝一夕。他们的生存的环境，封闭、守旧，专制。另一方面，启蒙者是少数的。就如，食物链的金字塔结构，越是往上，数量越少。他们比一般人知道得更多，认识、评价、总结事物得方法更科学，他们善于感受生活与人之间得关系。虽然他们在思考的深度、广度各有不同，但自觉、主动。主观因素制约着认识和改造的能力、方向、特点等。因而，启蒙者首先意识到作为先驱的使命。对国家，对民族应尽的义务。但是，先驱的号召少不了支持者，群众基础，否则，只是空想。

鲁迅在《呐喊》特别揭露启蒙对象身上的国民性。国民性，类似于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它是指某一区域范围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沉淀下来的特点，体现在人们的思维模式、风俗习惯、心理特征上。他的小说把国民性的糟粕批判得淋漓尽致。如孔乙己的假清高，华家的麻木冷漠，阿Q的精神胜利。同时，将封建专制等级制度以及附属的封建礼教、婚姻家庭条规歇斯底里。其笔下刻画了众多被旧社会所毒害的典型，患迫害症的狂人，客死街头的祥林嫂，被抛弃的爱姑，困顿凄凉的闰土等。但，鲁迅不是表面上地剖析他们骨子里的低劣的品位，单单描写他们精神的病症。他更着力探究国民性的社会根源，披露旧社会的非人本质。之所以把这一题材放在重要位臵，一方

面，是鲁迅早在日本就思考这个问题。他与许寿裳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人的国民性缺什么；这种国民性的根源、另一方面，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之一，其思想表达自然顺应潮流的需要，提倡什么，反对什么。

二、绝望与希望

鲁迅的创作历程上有两座高峰，分别是留日时期和1918年以后。那么高峰之间是他‚隐默‛、沉寂。‚自从1909至他发表《狂人日记》（1918年5月），约十年时间。他在国内辗转于杭州、绍兴、南京和北京，经历了从教员、中学堂监督到教育部官员的频繁转换的生涯。期间1912至1918六年，鲁迅只身寄居于北京的绍兴会馆，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寂寞’的S会馆时期‛。

较多的究者对鲁迅的这个时期持不同看法。竹内认为鲁迅后来的文学成就都孕育于绍兴会馆时期的‚无‛。伊藤批评政治－文学对立观，主张作为作家的社会角色的自觉。汪卫东权衡各方的见解得出，不能将‚隐默‛期视为孕育期，要综合各个时期的因素，分清主次；将促使鲁迅‚绝望‛的原因归咎‚幻灯片事件‛的体验。他的理由是鲁迅在自述中多次提及此事。这表明了它的非一般性；鲁迅的第二次出山只是钱玄同劝说下的权宜之举。在我看来，汪先生的观点有两处不妥：第一，鲁迅是绝望，但不能忽略，他还希望着；第二，出山并不全是权宜之举。他对钱玄同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无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

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不幸的少数者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说：‚然而几个人既然已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

经钱的几句劝说，鲁迅立即转态，后来他回忆说：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的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的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从他的‚铁屋子‛论断中看出，他并没彻底绝望，而是对这间顽固的‚铁屋子‛感到痛心和悲愤。如果他是彻底绝望，就不会经几句劝说便动摇，改变立场，后创作了《狂人日记》。如果他是彻底绝望，就不会有后来的不辍笔耕。如果是免强而为，就不可能坚持下去。

关于绝望和希望的理解，在鲁迅的思想里占有重要的位臵。汪卫东是这样认为的，‚我的确信‛，指鲁迅所体验的绝望，对绝望的证明是过去的经验，而所谓‚希望‛，却指向将来，过去无法否定将来，因而‚希望‛也不能被‚绝望‛所否定。本人也同意此重看法，另外，发现鲁迅的‚绝望‛与‚希望‛两者是独立的，并不是不可共存，‚绝望‛经过理性的分析，已成立确信，因而不能采取主观能动以改变现实。那么，‚希望‛存在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是他的信念、使命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观念驱使他不想放弃行使一个具备良知的人的义务。

这种知难而进的心态是痛苦的。鲁迅的精神承担着沉重的压力。现实的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让他感到悲哀。他，面临自觉的付出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