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抗争妥协

命运的抗争与妥协

摘要：个体与其所处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要调解好与社会群体的关系，就要找到在群体中的位置。j.m.库切小说《耻》中个体与群体冲突的两种情形说明了群体施压于个体的机理和过程，揭示了个体在群体面前终将妥协这一客观规律。

关键词：个体群体冲突与妥协

个体与其所处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个性与共性之间

的关系，因为社会群体即是由数目繁多的个体按照特定历史风俗而形成的。“身体存在于社会世界之内，而社会世界同样也存在于身体之中”。[1]然而，个体与群体之间却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个体所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在群体面前或是天理不容的；也有群体所认为稀松平常之事亦会给个体带来巨大的苦楚。“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还要调解好与社会的关系，找到其在群体中的位置”。[2]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j.m.库切于其小说《耻》中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探讨了两种情形之下的个体与群体冲突，一是小说主人公卢里教授以始作俑者的身份与其所在群体之间爆发的冲突，二是卢里在丢掉教职以后，以旁观者的身份所目睹的他人（即其女儿露茜）与露茜所在群体之间的冲突。通过对这两种冲突的探讨，小说揭示了个体只能选择向群体妥协，否则最终只会被群体所驱逐这一历史规律。

一、卢里教授与群体的冲突

小说中，主人公卢里教授一出场，就被塑造为一个离经叛道的形象。他作为一名教授，有自己的事业却没有自己的家庭，是主流社会的边缘人。卢里的性需求俨然在年过半百之时依然旺盛，“‘他’把‘性’当成了‘问题’，并且是要‘解决’的”。[3]而卢里所谓的“解决得相当不错”竟是依靠每周例行公事般拜访兼职妓女索拉娅。及至他在街头偶遇索拉娅，并因想要闯入她平静的生活而落得哪怕例行公事也不可得的时候，悲剧的伏笔就此埋下，他把触角伸向了自己的学生梅拉妮。

一段被揭开的师生间的性关系，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当事人有多高的社会地位，都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所不齿的。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教师与其所传播的知识一样，是一个斯文的、乃至神圣的形象。在学生面前，教师不再是具象的人，而是真理与权威的代言者。将这般高尚的符号与私密的、享乐的性联系在一起，使得原本无罪的性也变得丑陋，教师本身亦声名扫地，为群体所不容。另外，还有现实层面的考虑，那就是在教师面前，学生多是弱势群体，这样便存在教师权利被滥用的可能。“哪里有欲望，权力关系便早已存在”，[4]故事中的卢里就在原本解决性问题的渠道被关闭后，妄图通过权利的手段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利用教职之便，利诱并胁迫学生梅拉妮委身于己，在事发后的辩解会上，他是这样自我描述的：“我变了个人。我不再是一个随处游荡的五十二岁离了婚的男人。我成了爱欲的仆人。”[5]

从这里不难看出，卢里本人打心底并不认为这是件可耻的事。他甚

至质问评审团：“你心里是不是在禁止隔代之间产生亲近感？”[5]在卢里看来，他与梅拉妮之间产生的是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亲近感，而且他“获益匪浅”。他认为自己顺应的是人之天性，这出发点并没有错，至少不需要因此而忏悔。甚至作为评审员的斯瓦茨也一语道破评审的初衷：“学院生涯从本质上说就需要人们做出一些牺牲……为了整体的利益我们必须放弃自己的一些满足”。[5]以“牺牲”、“放弃”这些字眼论之，卢里的不悔改是正义的，他只错在滥用职权上。正如诺贝尔颁奖词说的那样，库切借此以知性的诚实消解了一切自我慰藉的基础，使自己远离俗丽而无价值的戏剧化的解悟和忏悔。

对于卢里而言，此次事件中真正冲突的双方是人的天性与社会群体所推崇的德性。卢里要坚守个人的天性，必然要被群体所抛弃，因为天性面向人自身，难以调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二、女儿露茜与群体的冲突

在被解除教职以后，卢里投奔在乡下经营农场的女儿露茜。此时的历史背景是白人不再享有特权，国家的暴力机关如警察局也不再是由白人执掌，“当殖民主义势力在南非消退时，殖民者赖以庇护的那一整套社会建构也随之而去”。[6]白人的地位一落千丈，由昔日的主人演变成了客人。客居久而臭，更何况这客人对今日的主人曾犯下滔天罪行，至今也保留着人皆以为贵的土地。不出所料，在一次似是刻意谋划的强暴事件中，露茜成了“殖民主义的替罪羊”[7]，卢里也被抛入了耻辱的深渊。

在卢里看来，暴徒们违背了女儿自己的意愿，这就是强暴，是女儿的个人权益遭到了极大的损害。露茜所经历的，正是群体复仇的诉求与个体的正当权利之间的冲突。而民族的复仇自有其必要性，只要罪人的后代会在心底泛起一丝对前辈虐以待人的得意，就有必要。民族不只是一代人的民族，而是囊括了前人所作所为的历史意义上的整体，这整体亦是本民族人心目中的精神符号与象征。个人的罪恶与亏欠多随个人的死亡而消逝，难以影响后人，而民族的罪恶却不会消失。历史的受害者真正关心的问题是，犯罪的当事人以及当事民族是否真的忏悔，还是只把罪恶换了一种形式，降低了一些程度而已。忏悔需要赎罪，赎罪就有代价。

其实，对于此类事件，露茜先前并非毫无心理准备，也并非没有选择。露茜至少有两次选择的机会。首先，她可以早早远离这片是非之地，其次她可以在遭受强暴之后避免生下施暴者的孩子。而对于这两种选择，露茜都回绝了。露茜是了解潜在的危险的，“我正在走的路也许的确是危险丛生，可如果我现在就离开农场，我就是吃了败仗，就会一辈子品尝这失败的滋味。”[5]我们或可以假设露茜被自己不服输的精神冲昏了头脑，才会得出如此结论，如此本末倒置的胜利计算法。或者离开农场这种行为在露茜看来是失败，那么不难看出，露茜是打心底认同自己是属于黑人群体的。那么，这场冲突就不仅仅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赎罪般的冲突，更是一个群体内部的个人与群体间的对立。只是这对立在当事人那里看之通透，处之淡然，而当事人的利益相关者，昔日的卢里教授，则深感惶惑罢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露茜是一个具有白皮肤的黑人，而强暴事件是“殖民压迫的复制，是殖民权力的颠倒”，[8]也是露茜被其所认同的群体所正式接纳的仪式。只要她还想留在这个群体，留在这个有家一般意义的群体，就必须要给这个群体一个交代，必须要低头。同时，从另一角度来说，屈服也源于群体力量的强大。先前的卢里就在对抗群体意志的过程中落败，最终落得一无所有。而在露茜这里，情形也没有好多少，正如文中所说，“要是把这比做一局棋，那可以说露茜在各条战线上都被对方胜了一筹”。[5]群体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潜移默化地以体制的形式冲毁梅拉妮的心理防线从而向

当时代表公权力的卢里悻悻然妥协；强大到压制着露茜生下由强暴而来的孩子；强大到使这两个女子在遭受侵犯之时，如同全身打了麻醉剂一般不再有受侵犯时铭心般的痛，而是双眼紧闭，完全听任摆布，只是脸上微露一丝不快的神情。当露茜选择把孩子生下的时候，她便选择了妥协，并因此避免了为群体所驱逐的命运。

参考文献：

[1]pierre bourdieu. pascalian meditations[m]. richard nice （trans.）. cambridge： polity， 2000

[2]周桂君. 人文理性与和谐构建[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1）：17-23

[3]周长才. 风月所以惊世界——对库切小说的一种解释[j]. 外

国文学， 2004，（1）：18-22

[4]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one： 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