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文化

读《街头文化》有感

陈晛宜艺术学院书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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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课程需求，到图书馆借了一本《街头文化》，翻阅一遍完毕，兴奋之余，不免几分失望。或许我辈学识尚浅，无法领略作者的苦心孤诣。但现在的感受于我是真实的，姑且记下，待日后重读去体会作者之苦心。

一首流行音乐的流行可以窥见大众文化与大众心态的一个侧面，一本学术著作的成功也必然与这个时代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王笛先生的著作在西方好评如潮，原因在于作者以一种强烈的情感投入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都市的昔日，以一个实例向我们展示了都市现代化演变的轨迹。而这些在今天或已消失，或正在消失，失去的往昔往往更值得人们缅怀和向往。“小街小巷可以把我们带回过去，---即使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那些遗留的物质文明仍诉说着过去。”（布罗代尔）“流连在僻静的小巷，探寻岁月刻下的痕迹，当然许多东西已经荡然无存，难寻踪迹，令人唏嘘不已，但也经常有以外的发现，令人振奋。”这些感受对现代都市中生活的人们太真切不过了，能发现这样的小巷，产生这样的感受，在日益现代化的时代，便越来越不可能了。因而书中所描写的一切，对现代西方人来说，遍越发弥足珍贵了。这里描述的是一个他者，一个过去的异乡，能让人们找回一些传统时代的脉脉温情与往昔都市生活的丰富多采，减少往昔失去时人们所产生的失落感。这是王笛先生此书能在西方好评如潮的原因，他用丰富的图文资料，描绘了中国大地上正在消失的文明之一角——街头文化。也许是正在消失，也就越发值得人们留念，若是早已进入历史的尘埃，则必须有一个再发现的过程，在发现的永远不是原来的，对人们的吸引力也就远不如正在消失之景。对于西方人来说，这是一个异乡的过去，对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日益消失的远景。这副远景可以作为一个他者，作为反思今日都市之一批判手段。

对于一个出生于乡村，见过较多传统遗留的我来说，此类小镇街头的画面还历历在目，因而他对我的吸引力也就没有这么强烈了。金兹柏格先生有这样一段论述：“从伽利略以来量化及反人类中心论之自然科学取径使得人文科学陷入了一种令人不愉快的窘境他们要么得采用较低的科学标准以获得较为显著的结果，要么就得采用高科学标准而得到些无足轻重的结果。”王笛先生的描述也不免落入了后一种窘境。他希望把街头文化用一种叙事的方式展现出来，而避免用过多的分析。但是在西方，历史叙事学的兴起是有所针对的，它主要是针对过去“科学化的历史”，这主要是指马克思的经济解释模式，法国年鉴学派的生态----人口解释模式以及美国的计量史学。马克思的解释模式与计量史学的弊病我们已经熟悉，年鉴学派的解释模式的问题则有必要再做说明，在年鉴学派那里，他们主要是希望采用跨学科的科学方法来达到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对物质文明，地理环境、人口因素的重视显然已经把历史中的人和事物已经置于了微不足道的地步，即便是年鉴学派的第三代拉杜里的心态史著作也不过是把历史分成了三个层面：首先是经济和人口生态，其次是社会结构、最后是思想、宗教、心态等文化因素。在这三个层面中，每一层以下一层为基础，但上层却很少对下层有影响和互动，这忽视了历史的各个层面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尽管年鉴学派中有一小群人在费伏尔的领导下，一直将思想的、心理的因素作为社会变化的独立事项去考察，但是由于布罗代尔的理论具有强烈影响，史这一小股力量淹没在了科学历史观的洪流中。

但欧洲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越来越注意到个人的意志、观念也在历史发展中不比那些物质、环境因素更不值得注意，两种力量谁历史和社会的变迁作用更大，还有待于具体的分析。即便是环境等外在条件有更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它必须以人作为中介去作用于人类社会，这点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他们可能很难超越既有社会物质条件的能力，但是他们对待外部条件一定是以一种主体的姿态出现。于是，历史中的许多事件必须要以叙事的方式去呈现其过程中的复杂性，一次战争的动员、组织、决策以及其过程中的千奇百怪的现象只有通过叙述才能尽可能呈现出其原貌。另外，由于历史学固有的分析话语，是史学变成了一种魔幻式的工作，只有少数那些懂得此类技巧的人能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使史学越来越与大众脱轨，因此一少部分历史学家开始渐渐转变自己的写作方式，逐步关注那些大众关心的话题，如死亡、婚姻、仪式、恐惧、幽默等一系列以往被忽视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文化史的兴起。因此，由分析到叙事的转变有着较为复杂的背景及内涵，代表着史学研究中的一股新的潮流。作者非常推崇史景迁先生的写作方式。但如果把王笛先生的此书与史景迁先生的著作相比，我们会感觉这完全不是同一风格。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王笛先生的写作依然走在传统分析的老路上，他在著作中依然把其对象作了一种理论化的区分，也用了一些同样魔幻式的概念，如商业空间、日常社会生活空间、庆典空间等，我们如果把这些概念置换成赵世瑜先生在研究庙会时所用的商业功能、娱乐功能、整合功能等等分析式的概念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这表明在作者的研究中早已经存在一种前见，其研究是从分析入手的。在他叙述成都从维新到民国时期的社会变化时，他把维新精英、警察力量以及外部战争作为一种背景而呈现，去描述此背景下普通大众的生存境况以及街头文化的变化，如果我们以一种倒叙的追究方式去寻找街头文化的变化原因，我们找出的同样是这些因素，所以作者的分析前见是显而易见的。另外，在描述街头文化时，作者也是把街头的各个群体归类去寻找材料，作分门别类的描述，如乞丐、小摊小贩等，从作者的描述中我们很难形成一幅整体的画面。

另外，如果说此书是社会史的著作，我们不好随意否定，因为学界对于社会史的概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是一个显然的倾向是，社会史的作品都是以下层社会为考察事件的切入点，从而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变化。尽管社会史的终极目标是总，体史，即尽可能揭示社会多层面的变化，但它所揭示的必定是我们以前很少知道的，如果揭示的是我们认为理所当然会发生的，这对改变我们的认识水平就没有多大作用，最多是以经验的材料证明了一下我们的想像。王笛先生的著作很大层度上只是对我们知识的一个补充，而不是给我们认识上的改变。尽管他也说明了上层作用于下层的中介机制，如士绅、警察等，但最终的视角还是由上向下的，这就是我们的失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