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当代解读(报告版)

《韩非子》的当代解读

海滨

在整个中国封建君主时代的统治思想中，一直就存在着两个“圣人”。一位是孔子，他是显性的，被历代君主所宗奉；另一位则是韩非，他是隐性的，韩非的整套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策略被君主帝王们走私式地在暗地里运用。简而言之，就是所谓“外儒内法”。

这是对韩非以及《韩非子》的一种一般性的传统理解。

而在积极倡导依法治国的当代中国现实背景中，当我们崇尚国学、重读经典时，发现《韩非子》的意义远非如此。《韩非子》对于我们复兴传统国学、建设法治国家、回应主流思潮乃至提升人格境界都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下面我就从一把金钥匙打开国学九扇门、三把利刃破解法治吏治难题、轴心时代精英与千年伟人共鸣、一剂良药净化性情灵魂四个方面给大家汇报我反复阅

读《韩非子》的粗浅体会，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一把金钥匙打开国学九扇门

我们把解读《韩非子》与韩非本人以及战国末期那个时代联系起看，可以不夸张地说，韩非是我们打开国学九扇门的一把金钥匙，因为一个韩非至少牵动着九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其中有儒家三个。韩非是韩国的宗族公子，曾就读于荀况门下。天生口吃的韩非虽然不善言谈，却文才斐然，善于写作，在荀子门生中是佼佼者。韩非的自身学术起点和底蕴是离不开孔子、孟子和荀子这三位儒家人物，其著述字里行间透露的忧怀天下、积极用世、舍我其谁的精神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有法家三个。韩非批判地继承并整合先秦法家“法”派代表商鞅、“术”派代表申不害和“势”派代表慎到的主张，进而形成了自己全面系统的法家思想体系。还有道家一个。韩非虽然喜好刑名法术之学，但其思维方式的根本则源于老子。我们阅读《老子》和《韩非子》，往往会被二者那种极为相似的深刻透辟的朴素辩证法思

想的冷静乃至冷峻所折服。

最后是政治人物两个。即李斯和嬴政。李斯和韩非一起就读于荀况门下，他对韩非的学问是心服口服。毕业后，韩非回到祖国，但不得重用。李斯则审时度势投靠了秦王赢政，并很快平步青云，飞黄腾达。有一天，一心想统一天下完成霸业的秦王赢政无意中读到了韩非的《孤愤》、《五蠹》等文章，正中下怀，大为钦佩，感叹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说这人就是他的同学韩非，现在就在韩国。求才若渴的赢政千方百计把韩非“请”到了秦国后，李斯意识到一种潜在的威胁，于是趁秦王没有全面起用韩非，就诋毁韩非，撺掇赢政很快将韩非下狱，并致以死罪。杀其人而用其说，赢政、李斯将韩非理论作为治国方略，付诸实践，秦国统一了天下，秦王变成了秦始皇，韩非的理论、学说得到了验证。从学术和制度层面看，李斯是统一文字，省改大篆，创制小篆的古今书法宗匠；嬴政更是结束纷争统一天下、统一货币度量衡、创建至今为中国所施行的行政区划制度郡县制的大政治

家，现在的欧盟发展进程可以说是嬴政举措一个鲜活的注脚。

这九个历史人物涵盖了哲学、思想、历史、政治、制度、书法等传统国学门类，当我们以韩非为起点，溯流而上，触类旁通，我们会发现，国学的世界很精彩。

二、三把利刃破解法治吏治难题

韩非思想主体是政治思想，他倡导的“帝王之学”，就是法、术、势兼治的专制论，存在不少负面的糟粕。但在我们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并加强干部管理的今天，如果能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韩非的法治思想，客观地学习《韩非子》中合理有效的精髓，《韩非子》将是可资我们借鉴的巨大宝库，他的法家思想的三大核心主张可以说是破解法治吏治难题的三把利刃。

《韩非子》中的第一把利刃是“法”，法既是抽象意义的法律法规，也指具体的法律条文。韩非首先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四个字，他举例说，赵国上地守令履新伊始，体察民情，行至石邑山中，见到陡峭如墙、深可百仞的绝壁山涧，发现一个现象，无论

健康人，还是盲聋残障人、无知婴儿，甚至马牛羊等，没有一个敢靠近山涧的，因为大家都明白：“入此山涧必死”。然后他推衍出一个结论，国家的治理，也必须有一道最基本的底线，这条触之必死的底线，就是法。建立并掌握了这个底线，国可大治。他强调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他举例道，卫嗣君时，一个罪犯逃到了外国，卫君照会对方国家，想方设法务求引渡回国归案法办，即使割地赔城都在所不惜。这种维护法治的严肃精神至今令人叹服。韩非还认为，“法”落到执行层面，就是二柄，即德与刑，或者说，赏与罚。把二柄运用好，法治就能落到实处。至于如何运用，那就牵涉到“术”的层面了。韩非的第一把利刃“法”为古人提供了消解人治推行法治的有效途径和制度安排，在当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韩非所倡导的法治精神和实践理念的现实针对性是不言而喻的。

《韩非子》中第二把利刃是“术”。“法”是要公开的，而“术”则是暗藏于君主胸中

的心计，是君主对臣下的统治手段。他认为要想办法做到“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即君主行事要让群臣感到高深莫测、捉摸不透，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将一切错误推给臣下。于是他煞费苦心地考察与研究了奸臣的各种行径，并从人性恶角度给君主设计了各种各样的防治手段，归纳出一系列察奸、识奸、治奸、防奸的政治权谋，这在古今中外的典籍中是十分罕见的。今天的人们，若细读它，恐怕没有一位不被这种种记录惊呆。为了强调臣子要恪尽职守，他举例道：一天，韩昭候醉酒之后迷迷糊糊睡着了，典冠（负责君王冠带帽子的大臣）担心韩昭侯受凉，就给他身上披了一件厚衣服，韩昭侯睡醒后看到身上盖的衣服感觉不错：我的臣子对我真是无微不至啊。就问左右：“是谁给我披的衣服啊？”左右讨好地回答：“典冠”。韩昭侯眼睛一瞪，把典衣（负责君王衣服的大臣）典冠都召来，典衣渎职不作为，该在的时候不在，剁脚；典冠越权胡作为，伸了不该伸的手，砍手，过犹不及，都给予重罚。看看，这实在太可怕；想想，

但似乎又有其客观合理之处。

辩证地看，韩非所主张的第二把利刃“术”，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干部监督、行政管理领域中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目前，在经济犯罪领域和职务犯罪领域中，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素质和反侦查能力明显增强，办案难度增大；在打击黑恶势力斗争中，案情的复杂和犯罪嫌疑人与社会各方面盘根错节的关系也使得办案难度增大；而学界和舆论界关于维护沉默权和反对刑讯逼供的声音则日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证券界被执行死刑第一人杨彦明这样的罪犯，对于他临刑都不愿解开6500万元赃款下落之谜的现实，适当运用“术”，充分发挥司法干警的聪明智慧，积极运用侦查和起诉策略，无疑是很有必要的。另外，在维护中央权威，遏制部分地方、部门、行业坐大，平衡社会关系等方面，在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在加强干部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问责制度等方面，适当运用策略和方式方法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韩非子》中的第三把利刃是“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