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的研究与反思

是一种斯大林五种生产方式的逻辑推理和假设推论。这是不符合资本主义萌芽探讨的实际历史的。这不仅从马、厉两人的论点中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而且从整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史来考察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把对中国 资本主义萌芽 问题的讨论当做是对由 资本主义萌芽 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过渡的论证显然是批评者对整个学术史的重大误解;将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看成是对斯大林 五种生产方式 理论的注释,则透析出批评者对这段学术史缺乏深入的考察。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是 欧洲中心论 的观点实质上则是机械理解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所致,受到了 去社会形态化 思潮的影响。否定论者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是典型的 单元 直线 进化史观的产物,实际上则是以历史发展模式的多样化表现形式否定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元即生产力发展水平所起的决定作用。批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过多关注了生产关系忽略了生产力的观点则没有辩证地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纵观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状况,我们不难得出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理论的论断。而整个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是否是盲目将以欧洲经验得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绝对化,则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参考文献:

[1] 高翔.1998年清史研究述评[J].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9,(3).

[2] 陈支平.历史学的困惑[M ].北京:中华书局,2004.[3]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册[C ].北京:生

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57.

[5] 王家范,谢天佑.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结构试

析 兼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C]//葛懋春,等.历史科学概论参考资料:下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1051 1052.

[6] 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现代中国史学[J].历

史研究,2000,(2).

[7] 赵毅.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反思[J].求是学

刊,1993,(5).

[8] 何顺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新论[J].北京大学学

报,1998,(3).

[9] 李伯重,周生春.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

(960 1850)[C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10]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 1850)[M ].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7-38.

[11] 冷鹏飞.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M ].北

京:中华书局,2002.

[12]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3] 齐涛.世界通史教程教学参考 古代卷[M ].济

南:山东大学出版,2001:401-402.

[14] 王家范.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 回应 大

分流 的 问题意识 [J].史林,2004,(4).[15] 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 比较经济史研究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6] 马克垚.资本主义的起源 比较经济史研究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

关于古代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的研究与反思

邓 京 力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089)

收稿日期:2011-02-2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9年度重大研究项目 20世纪中国古代史领域的重要理论观点研究 (2009JJ D 770009)

作者简介:邓京力(1970 ),女,北京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历史评价是在事实认识基础上所做的一种价值认识,选择怎样的价值标准去评价历史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评价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在20世纪后期中国史学界关于古代历史人物的评价研究中,始终伴随着对评价标准的思考和探究,这不仅表现在几次集中的讨论高潮中,而且更

渗透在对具体人物的认识、理解和评价中。

一、古代历史人物评价的讨论高潮及其背景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界没有形成对古代历史人物评价的专门性讨论,只有少数史家注意到这方面问题,出现过一些零星的探讨。新中国建立后,古代历史人物的评价理论问题日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在 文化大革命 前的十七年史学和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史学发展中都有大量的相关讨论。这两个不同时期的讨论是在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与学术背景下发生的,明显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思想特征和学术旨趣。

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史学,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研

究出现过三次讨论高潮,都是围绕中国古代史上某些重要的人物评价展开的。50年代初期的讨论高潮,主要是在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着重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及其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的具体应用。这次讨论涉及的历史人物包括孔子、屈原、秦始皇、武则天、诸葛亮、曹操、岳飞、史可法等,讨论的问题包括用什么标准评价孔子思想的本质及其历史地位、岳飞与史可法等人是否是民族英雄、民族英雄的标准是什么等有关评价标准的理论问题。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讨论高潮是在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下进行的,以重新评价曹操的问题为起点。郭沫若、翦伯赞等史学家首先提出 替曹操翻案 的观点,充分肯定了这个在文学作品、传统戏剧、大众记忆中典型的反面人物对于民族的贡献,提出在历史评价中批判和反思封建 正统 观念的任务[1]。于是,以重评曹操为契机触发了当时中国史学界对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特别针对是否应该有统一或共同的评价标准、用什么标准评价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如何看待道德评价标准与历史评价标准之间的矛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有力地深化和拓展了历史评价标准理论的研究。

6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讨论高潮,则主要围绕着 清官 的历史评价问题展开。以吴晗为代表的史学家提出,海瑞是历史上的一大 清官 、应该肯定 清官 的历史作用。随后不久,就出现了如何评价封建社会的 清官 问题的激烈争论,最终这场讨论远远超出了学术范围,并演变成一场政治大批判。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氛围下,仍然有学者理性地从 清官 研究中反思评价人物的标准问题,指出不能以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体现出对评价标准的历史性和科学性的思考[2]。

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对古代历史人物的研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总结与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物评价标准问题作出了更为系统的研究,进而开拓出新的理论视角。其间涉及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到秦始皇、陈胜、项羽、汉高祖、吕后、汉武帝、董仲舒、司马迁、王莽、诸葛亮、北魏孝文帝、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韩愈、宋太祖、宋神宗、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轼、宋江、宋高宗、岳飞、朱熹、完颜亮、成吉思汗、明太祖、明成祖、黄宗羲、王夫之、袁崇焕、李自成、洪承畴、吴三桂、康熙、雍正、乾隆等各个时期、不同方面的具体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从理论研究的层面看,一方面由于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理论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有关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为古代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探讨开辟出新的理论视野和专业化方向;另一方面,当代中西方历史哲学和价值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主体性思潮的兴起,也为评价标准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范畴。这使得新时期史学能够结合古代人物的具体研究和当代史学理论、历史哲学、价值哲学研究的前沿性成果,提出多元的人物评价标准,并系统建立评价标准的体系结构,这标志着古代历史人物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理论自觉阶段。

二、 人民本位 、历史进步与 环境标准

评价标准是古代历史人物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长期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普遍公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但对于在历史领域如何应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原则仍然存在不同的理解。50年代初,黎澍曾指出,各个人物所应得的评价不应随着政治任务的变化而变化,评价人物应该有客观的标准[3]。他特别强调,人物评价在政治环境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应保持自身研究标准的客观性。这当然是着眼于历史评价的科学发展、着眼于历史研究的学术性,然而这个客观标准是什么,其具体内涵包括哪些方面,则成为评价标准研究的焦点性问题。

早在1947年,郭沫若在 历史人物 (初版)一书中就明确提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归宗起来就是 人民本位 [4],其实质即是有利于社会历史的主体 人民群众的原则。在此标准下,郭沫若肯定了一系列古代历史人物的作为,包括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李岩,古代思想家孔子,有利于民族统一的帝王商纣、秦始皇,有利于社会改革的政治人物吴起、王安石,富有民族气节的郑成功等。可见,郭沫若力求将 人民本位 作为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中心标准,并以此对某些长期以来受到贬抑的人物进行了重新评价,这种 翻案 性的研究延续至建国以后,其影响也较为深远。但是,我们需注意到 人民本位 标准中概念的模糊性问题,显然 人民 是个历史概念,同时又隐含着阶级的内容。而郭沫若在实际使用它时,更多是以长远的、历史发展的眼光为重心,并非只着眼于当时、短期的人民利益,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何到50年代末郭沫若就将 人民本位 思想发展为历史进步标准。

1959年,郭沫若提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以其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强调把人物活动对历史发展所起的推动或阻碍作用视为评价的基本标准[5]。他在 替曹操翻案 的研究中,具体分析了曹操在政治、经济、民族关系、文化事业方面所起的历史进步作用:其一,曹操虽然是以攻打黄巾军起家的,但却在实质上承继了黄巾运动,并把这一运动组织化;其二,曹操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把汉末崩溃的整个社会重新秩序化,使北方农民千百年来对土地的渴望得到某些调剂;其三,曹操在平定北方的匈奴和辽东的乌桓方面取得很大成功;其四,曹操在文化上推动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高潮的形成[6]。从上述有关曹操的历史评价中我们发现,郭沫若的历史进步标准并不是放弃了原有的 人民本位 观念,而是在更大范围内、以更长远的目标涵盖了人民利益。因此,历史进步标准得到史学界大多数学者的长期认同。

1963年,宁可在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论战中坚持说,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只有一个,即看它对历史发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