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宗元山水游记文的创作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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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柳宗元山水游记文的创作成就
柳宗元是中唐时期富有盛名的诗人,他的作品题材广泛,政论文和哲理文立论宏大,辨析深邃;杂文多抒发忧愤,抨击现实;寓言文结构短小而极富哲理意味;传记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抒情文也有很高成就,而尤以山水游记文成就最高。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文,以“永州八记”为代表,把自己的身世遭遇融入对山水景物的描写中,赋予山水景物以灵性和悲情色彩,充满凄伤幽愤的情绪,艺术上善于选取僻远幽静的景物,营造出“凄神寒骨”的意境,以精细简练的笔触“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提高了山水游记文创作的审美价值。
他的山水游记文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通过对荒蛮瘴疠的穷山恶水、凄神寒骨的冰凉世界、幽明静远的人间仙境,奇丽迷离的世外桃源等多种意境的营造,不断向山水的内在精神深入,把压抑在生命内部的感情、追求、品格渗透到自然山水中,在其所选择的与自己人格追求相对应的山水物象中,借山水精神而使人的精神得以超越,从不同层面突现出其卓异的精神个性和峻洁的人格美。
放逐永州是柳宗元的人生转折点,他失去了仕宦上的坦途,而地理环境的前后反差,正与仕途的坎坷不期而遇,故他把对眼前永州山水的关照,与中唐社会的奇奇怪怪,个人经历的坎坎坷坷,郁结于胸的块块垒垒黏合在一起,创作出了“永州八记”。
山水游记也不只是单纯的模山范水,而是表现山水的内在精神,是要诗人用精神个性去融贯、铸造自然,是一个“目既往反,心亦吐纳”的观物过程和“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体物过程,而表现在山水诗中的往往是“唯一真正存在的永恒的我”即人格我,是多重人格中最真实最稳固的一种。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文,前人评曰:“幽峭“、“孤峭”,沈德潜曰:“游山诗,永嘉山水主灵秀,谢康乐称之;蜀中山水主险隘,杜工部称之;永州山水主幽峭,柳仪曹称之,略一转移,失却山川真面。“可见,“幽峭“是柳宗元山水游记在文坛上不可替代的个性特征,而这一特征的背后隐括着诗人卓异的精神个性和峻洁的人格美。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文表现出与屈原一样的“伏清白以死直,虽九死不悔”的执着精神,表现出与屈骚一样的不屈服,不向消极势力低头的斗争精神,和孤高脱
俗、坚毅俊拔的个性。永新革新中作为一个进步的政治家参加二王变法,变法失败,远贬荒蛮,他以待罪之身,恒怀惴栗,又不改初衷,满腔幽愤,体味出穷山恶水间一种特殊的灵性,与之契合无间,发而为诗,便是自己“贤而辱于此”的化身,高洁情怀的写照。“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突显了那种坚韧不拔,不向恶势力妥协的斗争精神。
正是因为柳宗元的孤傲,这样的对现实不满,因此,便产生了“心郁郁之忧思兮”的悲愤忧思,“独茕茕而南行兮”的寂寞。
诗人被贬永州,所作篇章虽为描写景物,实则寄寓自己的忧郁情怀,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对迫害他的权贵们的愤恨,对现实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他虽处境险恶,但不消极气馁,虚度年华,依然想继续努力,以实现自己革新的政治理想,把孤独感和战斗精神紧紧融汇,构成浑然一体的艺术形象,可以说把激愤的心情寄寓在淡泊幽静的境界中自成风貌,是柳宗元山水游记文的基本特色。
总之,柳宗元通过对自然山水多种景物的描写和氛围的营造,像荒蛮瘴疠的穷山恶水,凄神寒骨的冰凉世界,幽明静远的人间仙境等从不同层面突出其超尘拔俗的人格美。在对美的关照中,把处于荒蛮的永州柳州的穷山恶水拉近山水游记诗文中,不是以心灵的和谐为务,而是不断向山水的内在精神深入,追求新的感悟,而且诗意的评价山水,予山水以品行,把压抑的生命内部的感情、追求、品格渗透到山水中去,自然山水就像一张将人生、命运、环境、追求等等编织在一起的网,透明而又模糊的展示着诗人被现实痛苦压抑而升华了的灵魂---人格美。
柳宗元在所选择的与自己人格追求相对应的山水中,借山水精神使人的精神得到超越,山水成为他人格美的栖息地,他不是逃遁于山水中,而是逃遁于自我人格的保持中,在中国山水史上个性鲜明,风格卓异自成一家,对我国古代山水游记散文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