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世界”里的戏梦人生-戏梦人生什么意思

“大世界”里的戏梦人生|戏梦人生什么意思
偶然的一天，我们走入了在全国人民心目中颇有名气的上海“大世界”。

在这里，我们意外地发现：现代都市生活背面有一个“走上海”的特殊群体。

花30元买一张票就可以在“大世界”看一天的戏。

大世界里形形色色的剧场不下十多个。

剧团历来是“大世界”当然的主角，所以有形形色色的剧团在“大世界”里演出、生活，“安营扎寨”几个月。

前面是舞台，后面是宿舍，我们看着一个唱花旦的女孩子，没有卸妆，挑起幕布，沿着台阶走来，一转身，顶着一张艳丽的面孔在为大家打饭、盛汤。

一瞬间，台前幕后，戏梦人生的感慨涌上心头。

戏里、戏外，人生与舞台就此交错着，诞生了我们本期的集体采访稿。

编者舞台江西省石城县采茶剧团是第二次到上海大世界演出了。

大世界里形形色色的剧场不下十多个，他们囿于四楼一侧的舞台，隔壁在唱温婉多情的越剧，楼下正表演露天杂技。

剧团每天表演两场，上下午各一。

节目一半是歌、一半是舞，一半为江西风情、一半为当下流行。

没有开幕也没有谢幕，甚至灯光也自始至终一个调调的红。

演出的形式颇像一般中学里常开的联欢晚会，后台响起报幕的声音，于是一个个节目开始被一条并不清晰的线串着，咕噜咕噜地往外蹦。

节目不分大小，演员也不分主次，大家轮番上场，上一场伴舞的下一场可能就成了独唱，谁的担子都不轻。

比较有特色的是带有江西客家风情的灯彩舞、大脚丫舞、禾杠舞。

男孩女孩们穿着鲜艳的农家短褂，化着简单而淡雅的妆，手里挥着扇子等道具，一板一眼地重复着那些早已烂熟于心的舞蹈动作。

江西是老区，红土地上所产的革命歌舞，像《十送红军》等是最受欢迎的。

除此以外，少不了现代的轻歌劲舞。

他们唱激昂大气的《精忠报国》、《霸王别姬》，嗓子个个绷儿脆；他们也唱含情脉脉的《相恋到永远》，那女歌手束着随意的马尾辫，眼神却似星星般闪烁，一出场就从左至右勾了个半圆，向每个人递出了个笑意。

这叫压场，好的演员只用眼神就能压住整个场。

先前还在演红军的男孩们这会齐齐换上了劲舞服，舞到最后时，他们露了一手，翻出了好几个实在漂亮的筋斗，便激起了一片叫好声。

（逸
征）幕后及至走到后台来，才会发现原来台上的那些演员是这么小，女孩子几乎都不到１米65，男孩子也很矮。

他们多数还不到20岁。

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所有人换回各自的衣服。

女孩穿着格子裙、扎着马尾辫，男孩子穿着T恤衫。

当脸上最后一抹口红被洗去后，他们又都成了混入人群寻不见的青年了，没有人会看得出他们是演员。

他们鱼贯而出，走回大世界对面马路上的演员宿舍区。

男女演员各自住了一层楼的一间房。

房间呈三角状，三面墙都摆满了上下铺的钢床，房间对角线拉了根绳子，绳子上挂满了花花绿绿的毛巾与衣服。

地上有很多空的啤酒瓶，瓶中插着一两支鲜艳的非洲菊，那是他们从祝贺的花篮里拔来的。

正中的桌子上放着饭，每天两场演出后就正好到了吃午饭和晚饭的时间了。

宿舍区有一个公用的厨房，他们自己动手做简单的大锅饭。

一个很大的电饭煲盛着热腾腾的白米饭，两个塑料面盆装着菜，一盆是莴笋片炒肉片，另一盆还是莴笋片炒肉片。

边上还有一个更大的面盆，满满的是紫菜蛋花汤。

所有的人捧着饭碗围着面盆盛饭菜，一个饭碗就够了，底下是结结实实的饭，面上浇着菜，用勺子拌匀了大口大口往嘴里送。

吃了晚饭后，如果不排练新的节目，就能自由活动了。

他们可以逛遍大世界看别的剧团演戏，也可以成群结队由年长些的人带出去游上海，外滩、南京路、人民广场……再远就不太去了，因为通常晚上10点半必须归队。

剧团的演员多是江西一带苦出身的孩子，初中的时候参加业余的文艺培训班。

一毕业很多人就被剧团挑了进来，对于世世代代在家务农的孩子来说也算小小地跃了一下龙门。

（小和）人生人物一赖建利：今夜的灯今夜就会熄灭赖建利在江西省石城县采茶剧团已经差不多呆了20年了，跟着团来上海大世界演出过两次。

此刻他正坐在床边，手里提着一只刚才跳大脚丫舞时被女演员踩断的木屐，皱着眉头思量如何修。

和剧团其他年轻演员相比，37岁的他俨然就是位经验老道的大哥了。

目前他在团里担任编导的工作，也是这群演员的小头头。

女儿都已经7岁了，正在石城上幼儿园，可赖建利一年之中有差不多200天是在外头巡回演出。

一路来大世界，从石城县乘8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到南昌，再从那里坐14个小时的火车抵达上海。

为了节约开支，火车票自然一律买便宜的硬座，好在行李并不多。

他们会在大世界连演两三个月，演出一场拿2元钱的演出费，另外每天有15元钱的出差补贴。

这样的生活对于赖建利来说是算稳定安逸的了。

辉煌的日子？当然有。

赖建利永远也记得1986年，那是他生命中也是剧团史上最辉煌的时刻了。

他们创作的灯彩歌舞剧《花灯仙子》得了大奖，上北京中南海献演。

他回忆那段时
光，一天从早演到晚，吃饭都是在中南海里面吃的。

底下黑压压坐着的统统都是领导，也不晓得是什么级别都是些谁，因为规定不准泄露也不许有任何接触，只有拍合影的时候，领导才会和他们在一起。

但是，值得了，一辈子有一次值得了。

不过，剧团的多数演员是没有赖建利那样与领导合影的照片留给小孩看的，尤其是那批年轻人。

等到他们年纪大了，上了25岁，结婚生子后，身体条件就会变差，就得慢慢退出舞台，自谋出路。

一个县级文艺团体，上有国家派下的宣传任务，下有几十口人要养活养好，团长每每就要叹叹苦经，说像他那样的剧团主要观众都在农村，城市人眼光高见识多不敢高攀，但如今农村电视普及抢走了一大批人，生存难呐。

在大世界演出，是按场收费的，钱挣得不多，可是旱涝保收，两个多月下来也很不菲了。

况且那是在上海演出呀，人在大都市，风吹在身上也是香的。

赖建利去过不少城市，他说上海的灯最好看了，怎么就那么多那么亮，把整个外滩照耀得流光溢彩。

是呀，不过，任何灯光都是受到魔法控制的。

今夜的灯今夜就会熄灭。

赖建利不会想象他晚上走后，那些灯会在一瞬间熄灭。

就好像灯光熄灭的舞台，四顾茫茫的黑暗。

（小真）人物二吕青萍：人在江湖电话追踪吕青萍像是在漫游，她的声音周围总是显得嘈杂。

一会儿在去常州的路上，一会儿在去无锡的长途汽车上……她似乎永远在奔波，声音透着疲惫，嗓音却是那种有磁性的，干练而决断。

5月31日，吕青萍任团长的常州市兰陵越剧团正式入驻大世界，从6月1日起，就鸣锣开场了。

这是她带领剧团第几次入驻大世界她自己已记不清了，但她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来到大世界这个梦寐以求想要踏上的舞台，是在1984年，演的是《是我错》，吕青萍任主角，高亢的徐派唱腔一出场，就赢得了满堂彩。

那是第一次，在著名的上海大世界演出，也是第一次，在正正规规的剧场、座无虚席的观众中间演出。

掌声让吕青萍忐忑不安的心稍稍镇定了下来――几个星期的夜不成寐，让吕青萍站在舞台上，有一种犹如梦中的恍惚感觉。

她终于登上了大上海的越剧舞台，这是她心中永远的痛啊――小时候因为吕青萍妈妈工作的幼儿园中，有一位小朋友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毕春芳的儿子，于是近水楼台的她被妈妈带着来到毕老师家，被认可了有学戏条件之后，她从13岁开始与越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句唱腔、一个招式，她都细细琢磨。

然而，一心想要考当时的静安越剧团的吕青萍，却因为父亲在台湾的所谓历史问题而最终被刷了下来。

但是，梁山伯、贾宝玉等成了伴随她成长的戏中人，文化宫成了她业余生活的主要场所，唱戏仍是她生活的重要部分。

命运的这次转折，其实是在1982年的一天。

与丈夫在南京生活，当过营业员、行车工、电
焊工的吕青萍看到报纸上登了一条新闻：南京市市长提出剧团也要承包。

于是，久藏在吕青萍心中的越剧之梦突然间萌发了。

她立即提笔给市长写信，结果她成了市里的改革典型――1983年3月15日，靠丈夫、母亲、弟弟支持凑足的一万多元钱，吕青萍承包了南京市“星星越剧团”，开始了她不平坦的艺术之路。

而由于长期的奔波和劳累，吕青萍的嗓子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由徐派改唱了尹派，后来终于倒了嗓子，不再登台。

然而，从她的身段、眉眼、举止上，仍能依稀分辨出舞台上的痕迹。

那是一种“戏味”，可以融入骨髓的。

每年，在上海大世界连续演出二三个月，对吕青萍和她的团员来说，都是天堂。

然而，大多数的日子，吕青萍是带着她的一大家子人，一个一个城镇，一个一个乡村地走。

只要某个村支书愿出1600元包他们一天的戏，那么不管是刮风下雨，不管是道路泥泞，不管晚上只能睡在露天戏台上，被成群结队的蚊子叮咬，他们都会去，因为有戏演而高兴。

吕青萍一天的作息表是这样的：早上6点起床去买菜。

吃完早点就坐上驴车、马车、摩托车……反正不管是什么交通工具，出去“接台子”（接洽演出任务），风里雨里，与各地的演出公司、戏院经理们磨嘴皮子，讨价还价，赔笑脸，搞关系。

晚上赶回来之后可能马上要装箱赶往另外一个地方歇脚。

有时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郊野外，他们只能起火煮一锅米粥，就着咸菜、鸭蛋对付一顿晚饭。

而安全往往是她第一担心的事，搭台、拆台、装箱，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她都被当成救火的，需要拿主意拍板。

一旦碰上演出公司、戏院亏了本或有意拖欠他们的酬劳，或是连着些日子接不到台，整个团揭不开锅了，吕青萍就会对底下人谎称“出差”一趟。

其实，她是连夜赶回上海，到家里去取她的私房钱救急，买米、付工资、应付差旅费。

每每这时，丈夫总会对她叹息：何苦来呢？何苦来呢？其实吕青萍也不止一次地这样对自己说。

1990年，失去音讯几十年的父亲突然从美国回来找到了他们，于是，可吕青萍却留了下来。

两个女儿都大学毕业成家立业，让她歇手安享晚年了，可她却停不了脚步。

“这个倾注了我20年心血的剧团和舞台，不是说放就能放得下的。

”团里，有她从诸暨等地招来的学戏的女孩子，她和她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比自己的女儿还长，她也真的成为了她们的母亲，操心她们的生活、成长和未来。

吕青萍说着这话的时候，眼里有了泪光。

她不时地抽烟，一支一支。

这是一份既要心血、脑力，更要体力的活儿。

一个已经57岁的女人，长期的颠沛流离，她幽幽地说，也许，到明年的3月15日，那是我成立剧团整整20个年头，也许，那是我歇手的一天吧？不过，谁知道呢？下辈子啊？下辈子也许我不会干这一行？这正应了一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吕
青萍也有兴高采烈的时候。

比如，她的大女婿，一个正宗的日本人，总会在她入驻大世界鸣金开锣的第一天，带着一帮日本朋友去看戏捧场，他总是对他的朋友们说：哎，去看哪，我岳母的剧团开场啦！那一嗓子，总会让吕青萍兴奋起来，瞬间找到了一种登台的辉煌感觉。

（萧愚）（摄影/李衍聪）记忆80高龄的贺友直老先生，是久负盛名的连环画家。

从事连环画创作50多年，少年时代起，就在上海这个城市里学艺、生活、工作，谙熟老上海风情和民俗。

为了找寻曾经的舞台记忆，我们找到了他。

他说―― 大世界等于哈哈镜30－40年代的上海，有其繁华的一面。

大世界里的文化生活其实代表了那时代的精神风貌。

总的来说，大世界所代表的是一种消遣文化。

这类文化的消费主体是特定的。

我是正宗的宁波人，10多岁时来到上海学手艺，做学徒工。

每月月规钱发下来，先去洗个澡，理个发，多下来的钱，就可以去“白相”大世界了,听听京戏，看看杂技，吃吃小吃，像过节一样。

当时玩大世界的大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穿长衫的白相人都很少看到。

因此，这也决定了大世界里的层次不是很高，无论是演出的层次还是观众的层次，绝对不是阳春白雪。

即便如此，里面还是三教九流，大世界当时还有一个别名叫三六九，就是这个道理，三六九等的人都有。

当年大世界里的游乐项目与今天的大致相同，只是取消了一些下三流的节目，给人印象深的还是哈哈镜，有一出沪剧叫《阿必大回娘家》，里面有一句唱道：大世界等于哈哈镜。

真是这样。

现在大世界里的哈哈镜还是当年的样子。

（新炎/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