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自我意识_与文学形象塑造_以高晓声及其小说农民形象为例_李徽昭

/自我意识0与文学形象塑造

)))以高晓声及其小说农民形象为例

李徽昭

(淮阴师范学院国际交流处,江苏淮安223001)

摘 要:/自我意识0反映了作家的精神境界和可以达到的思想高度。高晓声创造的农民形象可分为/自我迷失0型传统农民和/自我觉醒0型新型农民两类形象,这两类农民形象折

射出高晓声尴尬的知识分子精英意识与囿限的现代意识。通过对陈奂生、李顺大等农民形象/自我意识0的分析,既可见中国社会发展中农民自身的问题,也反衬出高晓声小说创作中强烈的自我意识思维活动,进而指出:作家要建构独立、自由的自我意识,这样才可以丰富与促进作家对文学形象的创造。

关键词:自我意识;高晓声;乡土小说;农民形象;现代意识 中图分类号:I 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9)02-0260-06

收稿日期:2008-12-23

基金项目:2008年度淮阴师范学院青年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基金项目(08QNZC08)。

作者简介:李徽昭(1975-),曾用名李超,男,江苏泗洪人,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交织、互动与冲撞,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人文背景。高晓声乡土小说正是基于上述背景下对乡土的展示。人是世界的灵魂,对乡土的展示主要是对农民的呈现,李顺大、陈奂生、刘兴大以及苗果成、崔全成等农民形象是高晓声意识深处对乡土的深切关注与反映。作家主体/自我意识0与人物形象身上的/自我意识0有着隐秘的联系。/自我0作为小说写作与研究的关键词应该受到重视,因为/所有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自我这个谜)))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小说这个东西就是建立在它上面0[1]

。从/自我意识0角度分析,高晓声作品中农民形象显示出一代农民在/自我0缺失中的艰难行进,反映了中国农村发展中农民自身的问题,这也是对高晓声这样一个集合多重性格与身份特征的作家自我意识的深度回应,反映了高晓声这一代作家在塑造农民形象时尴尬的精英意识与囿限的现代意识。

一、作家自我意识与文学形象塑造

自我意识在个体发展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人只有意识到自己是谁、应该做什么的时候,才会自觉去行动。强调/自我0与/自我意识0,主要是强调个人要具有独立意志,应能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性格与利益对外界事物作出判断,而不是根据他人、传统、习俗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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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心理学认为,自我意识与一个人的

健康人格有密切关系,而且不同发展阶段的个体的健康人格特点也有所不同。健康人格的自我意识至少具备以下几个特点:恰当的自我认识、真实的自我体验、合理的自我控制。自我意识的三种特点可以促进/自我意识0的不断发展,可以促进健康人格的形成

[3]

。

自我意识是作家进行文学创造的主要思维活动,作家自我意识来自个体经验积累。/对个体经验的尊重,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个人价值的尊重,是小说赖以存在并繁盛的基本条件。0[4]

高晓声栖身为农22年,意识深处积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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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的诸多认知,在对农民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实质上也自觉显现出作家的个人体验,这种个人体验是高晓声自我认知的客观条件,也就是高晓声的自我意识。在作家自我意识的主导下,高晓声对文学形象的创造中包含了对/自我0的呼唤与寻找。高晓声以自身强烈的/精英意识0形成了自我意识的重要内容,这种自我精英意识的形成与高晓声从农民到作家的身份转变有关,也与高晓声大学时代接受的五四启蒙有关。这一/自我0(精英)意识的形成使得高晓声在新时期创造出陈奂生、李顺大等具有立体性格特征的中国农民形象,这种自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证明了作家精神结构的发展与完善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性。作家的自我意识相应地也会传递到作家塑造的形象上,形成文学形象的自我意识,因此陈奂生、李顺大等老一辈农民显示出20世纪上半叶出生的一代农民形象的自我迷失状态,这是作家创作过程中自我多种意识的充分展示。

个人如果能够充分发挥自我的统一功能,就能发展出积极整合的人格结构,保持个人人格与行为及外部世界的协调一致,反之,就会导致不协调的和未整合的人格结构的形成。从自我意识对健康人格的发展来说,作家精神结构的完善无疑会对作家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作家作为精神产品的创造者,必须要建构独立、自由的精神结构,也唯有这样的自我意识才可以促进作家对文学形象的创造。高晓声自我意识的另一主要内容是其囿限的现代意识,主要表现为小说中苗果成、崔全成等新型农民形象身上显现出的重知识、讲平等等形象特征。但高晓声自我意识中现代意识的来源比较单一,多受当时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与其精英意识是不统一的,这导致其现代意识的囿限性[5],使得其笔下的新人形象显得单薄、性格特征直白裸露,影响了文学形象对时代的有效表达。这也昭示作家必须完成统一的自我意识,形成自由独立的自我意识,通过自我意识的完善达成作家精神结构的完善与健康人格的形成。

高晓声说:/我们为农民的文学,过去虽然有许多优秀之作,但也有许多不够使人们满意的重要方面:有些作品里的农民,不是生活中的主人,他们在作品中的价值,仅仅是为了证明作者概念的正确,仅仅是作者作为主人翁描写的干部的陪衬。0[6]可见高晓声是以鲜明的自我意识来处理不同的农民形象的。在批判地审视长期以来农民文学形象的同时,他给作品中的农民做了定位,即主人,生活的主人,自我命运的主人。这种定位为高晓声的作品定下了基调,表明高晓声是真正经受过长期生活磨砺的为农民写、写农民的作家。高晓声的自我意识的第三层是其/底层民众意识0,这一意识的形成是因为其熟知农民生活,能真正进入农民的意识范围去思考生活。新时期初,/反思-文革.和表现社会改革的小说,从小说的艺术形态看,大多属于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中颇为发达的-问题小说.类型0[7]。许多作家对农民的认识往往限于先验的结论,导致许多农民形象与生活中的真实有着一定距离。而高晓声在农民身份内外不断出入,既有知识分子高度的精英意识,又有底层民众意识,使其了解熟悉了农民,因此塑造出的农民具有独特的味道[2]。

意识形态控制下,单一具有革命者身份的作家多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农民就自然成为国家的主人了。这些主人是否可以随意安排自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了呢,是否具有自我意识呢?这个问题长期以来被政治、文化意识等问题所遮蔽。/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自我意识也和意识一样产生于两个现实的前提)))劳动和交往的基础之上。0[8]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农民的劳动和交往空间是被限制的,农民根本不能自主选择什么样的劳动,不能自己决定这块田地种植什么、不种什么,甚至他们交往的人、说的话也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限制中。在这种情况下,要农民具有自我意识,无疑是奢侈的事情。同期其他乡土小说作家所写的农民也大多难以逃脱意识形态的樊篱,新老作家均难以从文化深度深入解读农民的文化精神及心理。

高晓声在新时期复出文坛后,以自己22年栖身为农的生活观察,从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物质生产、农村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农民的精神与文化状态等方面,以一系列农民形象向社会提出了严正紧要的文化与社会问题。在农民没有生产主动权,吃不饱、穿不好的时候,却要其当/主人0,这在逻辑上显然行不通。因此高晓声说:/看来他们并不曾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或者是想当而没有学会,或者是要当而受阻碍,或者简直是诚惶诚恐而不敢登上那个位置。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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