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寓言诗的思想内容

第１６卷第３期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Ｖｏｌ．１６Ｎｏ．３２００７年５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Ｍａｙ．２００７

《释文》曰：“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也。”［１］４６２所谓寓言，就是有所寄托或比喻之言。寓言诗，就是以诗歌的形式借外在的形象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述见解，阐明一定的道理。中国寓言诗的源头可追溯至先秦时期。虽然历史久远，但与寓言体散文的繁盛局面相比，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发展缓慢。《诗经》中称得上寓言诗的仅《鸱枭》、《硕鼠》两篇而已。此后，汉乐府民歌中曾出现了《乌生》、《枯鱼过河泣》、《婕碟行》等几首，至魏晋南北朝时，也只有曹植、鲍照等人偶尔有一两篇寓言诗作。进入唐代以后，寓言诗仍未同整个诗歌创作的繁荣发展同步而行。初、盛唐时寓言诗的创作一片冷落，诗作寥寥无几。而在朝政日趋衰败的中唐却出现了寓言诗创作的繁盛局面。面对此时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党争不已这一错综复杂的社会特点，诗人们纷纷以寓言诗的形式曲折地揭露种种社会弊端，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抒发满腔之幽愤，一时间，形成了一个创作的高潮，并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面貌。柳宗元、白居易、元稹、韩愈、刘禹锡等人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寓言家，现存诗歌１３８题，１６４首，其中严格意义上的寓言诗有７首。分别是：《行路难》三首、《跂乌词》、《笼鹰词》、《放鹧鸪词》、《三戒》。王国安将这几首诗歌系为唐宪宗元和元年。他在评点《跂乌词》时说：“宗元于贞元末与王叔文、韦执谊、刘禹锡等锐意新政，致遭宦竖嫉恨。既贬永州，其愤郁之情，一遇之诗文。此词及《笼鹰词》、《行路难》诸作，虽用寓言之体，然词旨悲愤，显以自况，当为初贬之际所作。今皆系于元和元年（８０６）。”［２］１５对此有不同看法的零陵师专何书置先生经过考订，认为《行路难》三篇诗作并非是贬永州初期心态的写照，而应是元和五年后所作。理由有三：其一是诗中“睢盱大志小成遂，坐使儿女相悲怜”，所寄寓的是贬永州后期的生活、思想感情；其二是“爱材养育谁复论”句，与《冉溪》诗意相同；其三是“风台露榭声光饰，死灰弃置参与商”，也是贬永州后期的思想感情的观照。宋松筠

认为：“这首诗是因为程异的起复而作，其写作时间推定为元和四年。”［３］４１－４２不管这几首诗具体作于何年，定于被贬永州后是没有异议的。柳宗元寓言诗吸收先秦寓言和印度寓言的创作经验，结合个人的生活和当时的政治斗争，通过自身对封建社会深入的观察和对人民生活的体验，创造出具有现实主义独特风格的寓言文学，表现出作者高人一等的远见卓识和对人生的深切体验。

１反映了在永州时复杂的心路历程及政治失意后的愤懑情绪

从内容上看，这几首诗中，《行路难》其一、《跂乌词》、《笼鹰词》、《放鹧鸪词》反映出柳宗元在永州的复杂的心路历程。“永贞革新”失败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司马，元和元年（８０６）改元大赦，李纯压制柳宗元在内的八司马，“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４］，十年之后，他才被召回京师，但旋即又被贬至柳州，由于封建士大夫一直瞧不起暴起用事的“寒俊”，他们认为王叔文浅中俘表，是个窃取权柄的小人，而柳宗元依附于王叔文，“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遂坠素业”，“侥幸一时，贪帝病昏，仰台子之明，规权逐私”［５］，所以自第一次被贬，流言蜚语一直伴随着他。当朝那些“射利求进”的保守派“群言沸腾，鬼神交怒”，“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仇，协心同攻”［６］，可谓“骇机一发，俘谤如川”［７］１２１。面对政治群丑的无情羞辱和打击，柳宗元借寓言表达被贬后的复杂心路历程和政治上的失意与愤懑。“堙厄感郁，有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感悲恻”［８］。在寓言中，诗人以“夸父”、“笼鹰”、“跂乌”自喻，想当初夸父“逐日窥虞渊，跳踉北海超昆仑。披霄决汉出沆漭，瞥裂左右遗星辰”，须臾间“力尽道渴死”，便惹得“狐鼠蜂蚁争噬吞”（《行路难》其一）。再看看苍鹰被关之前何等的威风凛凛：“云披雾裂虹霓断，霹雳掣电捎平冈。砉然劲翮剪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笼鹰词》）但当“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之时，“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笼鹰词》）。而《跂乌词》、《放鹧鸪词》

柳宗元寓言诗的思想内容

邓作惠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福建漳州３６３０００）

摘要：柳宗元现存诗歌１３８题，１６４首，其中严格意义上的寓言诗有７首。这几首诗歌表现了作者高人一等的远见卓识和对人生的深切体验，只有经过失败、挫折的磨练，才会使人的意志更加坚强。其诗以蕴含哲理的形象给人以极大的启益。

关键词：柳宗元；寓言诗；思想内容

中图分类号：Ｉ２２２．７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０６７（２００７）０３－０１２７－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３－２８

作者简介：邓作惠（１９６４—），女，福建省漳州人，漳州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讲师。

则以诗的形式表明自己昔日英武神勇，而今虎落平阳，“睢盱大志小成遂，坐使儿女相悲怜。”（《行路难》其一）所以想学“跂乌”“努力低飞逃后患”（《跂乌词》）。《行路难》（其一）生动地刻画了这种巨大的落差带来的失意：君不见夸父逐日窥虞渊，跳踉北海超昆仑，披霄决汉出沆漭，瞥裂左右遗星辰；须臾力尽道渴死，狐鼠蜂蚁争噬吞。北方竫人长九寸，开口抵掌更笑喧。啾啾饮食滴与粒，生死亦足终天年。睢盱大志小成遂，坐使儿女相悲怜。这首寓言诗取材于《山海经》与《列子》中关于“夸父追日”与“北方竫人”的神话传说，但主题和形象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原故事中，夸父与竫人是各不相干的两个形象，“夸父追日”的原意在于说明人们办事不应该自不量力。而在《行路难》中，夸父比喻自己参加的革新派，竫人比喻无所作为而幸灾乐祸的庸人，狐狸、老鼠、野蜂、蚂蚁比喻宦官、军阀等守旧势力。整个寓言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贞元革新”的历史悲剧。总之，柳宗元寓言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亲切可感，形象如在目前，但其所表达的道理绝大多数具体而微，这一部分作品都是诗人由３３岁以前的平步青云到“永贞革新”失败被贬后形成巨大心理反差的真实写照。

２针对现实，讽刺和鞭挞各种黑暗势力与腐败现象柳宗元生活的年代正是唐朝日益衰败的时代。皇帝昏庸，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法纪败坏，社会危机。藩镇割据是中唐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新唐书兵志》），骄纵横暴，与中央抗礼。柳宗元因仕途的坎坷和长期的贬谪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近下层人民，感受到劳动人民艰辛的生活，对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有更加深入的观察，这对他的寓言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柳宗元的寓言诗几乎全面勾勒了当时社会群丑的形象，讽刺和鞭挞各种黑暗势力与腐败现象。《行路难》其二云：“虞衡斤斧罗千山，工命采斫杙与椽。深林土剪十取一，百牛连鞅摧双辕。万围千寻妨道路，东西蹶倒山火焚。遗余毫末不见保，躏砾石间壑何当存。群材未成质已夭，突兀哮豁空岩峦。柏梁天灾武库火，匠石狼顾相愁冤。君不见南山栋梁益稀少，爱材养育谁复论。”韩醇《诂训柳集》卷四十三曰：“中篇谓人才众多，则国家不能爱养，逮天下多事，则狼顾而叹无可用之材，盖言同辈诸公一时贬谪之意也。”当时朋党之间的倾轧与颠覆，致使大量学子不但未能得到必要的提携关照和保护，反而连遭放逐之苦和夭折厄运，使得国家日见衰弱，柳宗元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恨与不满，“南山栋梁益稀少”直指国家人才缺失与匮乏的现状。《三戒》是柳宗元最享盛名的寓言，影响非常广泛。由《临江之糜》、《黔之驴》与《永某氏之鼠》三篇寓言组成。在《序》中作者说明了创作意图：“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糜、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临江之糜》这则寓言，写的是糜因得主子宠爱，依仗主子的势力，使家犬因惧怕主子而不敢吃它；后来糜离开了主人家外出，脱离了保险范围，外犬没啥惧怕的，于是聚伙把它吃掉了，糜葬身于外犬之腹，然而最可悲的是至死也不明白家犬没有吃掉它，而外犬为什么要吃掉它。柳宗元显然是借动物以言人事，以糜去隐射那些狐假

虎威，恃宠骄横的奴才，并辛辣地讥讽了他们：如果还继续那样干下去的话，早晚会落个被“吃掉”的下场。《黔之驴》这则寓言，写了一个徒有其表的大驴子，开始尚可使小老虎害怕一时，但被小老虎识破真相后，终于被小老虎吃掉的故事。大驴是一个外强中干、愚蠢无能的形象。从大驴开始出场，到最后被小老虎吃掉，虽然外表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且声音洪亮，但实际并没有什么本领。当小老虎还不了解它的时候，它还能装腔作势于一时，借以吓唬小老虎。假象终究是假的，自己本来没本领，还要急于表现自己，和小老虎的较量，只能加速暴露自己的弱点和短处，而难以逃脱被小老虎吃掉的可悲结局。在寓言中，柳宗元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活动和神态的刻画描写，把小老虎有思想、有感情、有智谋的机智勇敢的形象同愚笨的大驴子相映衬，寓意自现。《永某氏之鼠》这则寓言，写的是永州某家的老鼠，因为主人生肖属鼠，因而迷信不准养猫狗捉鼠，在主人的纵容下，致使老鼠越来越多，越来越凶，而且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然而，好景不长，几年后，迷信鼠的主人迁走了，房主易人，换来一个十分憎恶老鼠的新主人，他见鼠为害严重，就使用一切措施，老鼠便遭到灭顶之灾，被消灭得干干净净。在这则寓言中，很明显是借鼠喻人，以老鼠隐射了那些仗势凌人、贪婪暴虐、逞时作恶的人。说明那些为害社会、终不悔悟的人，即使侥幸一时，但时间长了必然要遭到“永某氏之鼠”的可耻下场。同时也要看到，古来乱臣逆子总是依附着昏君而存在，所以，这里也对“永某氏”和那些“姑息养奸”者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讽刺。

总之，柳宗元在永、柳二州十几年中，家愁国恨连绵不断，愤愚、悲哀和抑郁不离左右，所以他“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故行于文学，伸与歌咏”［９］２９６。在恐怖的政治环境中，寓言是其作为失败的改革者抨击现实政治最合适的表现形式，具有强烈的讽刺、批判性品格。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说：“韩愈和柳宗元在文体和文风改革上之所以取得超越他们前辈的巨大成就，首先就在于他们把文体文风和他们政治上的主张和改革行为联系起来了，给文体文风改革加入了强烈的现实政治色彩，使它具有了生命力。”［１０］

３借助寓言揭示一定哲理

柳宗元的绝大多数寓言是精心构制的警策之作，有着独立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不再是某种理论观点的形象例证。这些寓言源于他对现实生活的独到感受，以揭露社会的种种病态，嘲笑和讽刺黑暗腐朽势力的代表人物为旨归，充分发挥了寓言这一种体裁所特有的讽刺和批评功能。《三戒》借糜鹿、驴子和老鼠，抨击那些恃宠而骄、外强中干、逞意肆志者，指出他们虽然一时得意，最终还是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矛头直指腐朽官僚及其爪牙，具有浓厚的批判色彩。《行路难》其三：“飞雪断道冰成两，侯家炽炭雕玉房。蟠龙吐耀虎椽张，熊蹲豹踯争低昂。攒峦丛崿射朱光，丹霞翠雾飘奇香。美人四向廻明珰，雪山冰谷晞太阳。星躔奔走不的止，奄忽双燕栖虹梁。风台露榭生光饰，死灰弃置参与商。盛时一去贵反贱，桃笙葵扇安可当。”此诗就是通过对季节气温的变化与万物适时而贵的现实的观察，深刻地体悟到了人生于世只能适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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