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抗战时期的戏剧创作

夏衍抗战时期的戏剧创作
夏衍抗战时期的创作已渐成熟，在战争的历史背景和革命者的身份下，追求着政治意图与艺术表现的和谐统一，形成了个人戏剧创作的独特风格。

他一生共创作剧本包括创作、合作共个。

其中有个是在抗战期间创作的，从年的《上海屋檐下》到年的《芳草天涯》。

一、标志着夏衍戏剧创作成熟的剧目《上海屋檐下》
《上海屋檐下》创作于年春。

正是“西安事变”之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在“反对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下，国民党政府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夏衍在此时“听了许多出狱同志的故事，有所感触，引起了写作的冲动。

”剧作描写某纱厂小职员林志成，八年前为照顾被捕入狱的朋友匡复之妻杨彩玉和女儿葆珍，与杨彩玉同居在一起。

林志成在工厂由于不肯拍马溜须，受人欺侮，也得不到升迁，为此牢骚满腹，但还得小心翼翼，看别人眼色行事，整天担心打破饭碗。

而杨彩玉，无情的岁月和艰难的生活也消磨了她年轻时的锐气，成为一个家庭主妇。

全家过着小市民式的郁闷、灰色的生活。

但匡复的出现，一下子打乱了他们表面平静的生活，痛苦、后悔、凄惶折磨着三个人，在情感深处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面对着令人难堪的处境，每个人必须作出最后的抉择。

林志成在悔恨交加的情况下准备离开这个家，得知这一情况的杨彩玉感情上一时又不能割舍，这一幕被匡复所见。

从女儿身上匡复受到启发，精神再度振作起来，决定自己出走以恢复这个家的平静。

从他留言表示自己今后“决不是消极的逃避”和林志成认为他“一定也会很勇敢地为着我们这些受难的人……”都暗示着匡复将走继续革命的路。

全剧以匡复、林志成、杨彩玉三个人的感情纠葛为主要情节线外，还有几组人物：失业的大学生，被迫出卖自己的女人，勉强糊口的小学教员，儿子战死的老报贩，这些人都拥挤在一个“屋檐下”，合奏着“小人物”的生活交响曲。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年月间，应上海业余实验剧团之约而创作的。

由于它直接取材于“西安事变”后一些革命者出狱后的事实，因而当时又取名为《重逢》。

开始写《上海屋檐下》时，夏衍“在写作上有了一种痛切的反省”，摒弃了简单地把艺术看作宣传手段的思想，正确处理了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运用现实主义方法，寻找到了自己的人物与主题：小市民与知识分子的生活、逼真的人生世象、心灵的痛苦与企求”，鲜明地展现出新颖独特的戏剧观和成熟的艺术个性，于社会画面和人物心灵的描绘中呈现出朴素、洗练、深沉的风格。

它的诞生，标志着夏衍戏剧创作的成熟，集中体现了夏衍戏剧的现实主义特色，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法西斯细菌》是作者在年创作的，剧中描写了俞实夫、赵安涛、秦正谊个不同
类型的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把他们放在民族存亡关头的“九·一八”“八·一三”和香港沦陷的情境中，展示他们不同的性格和知识分子在抗战中不同的人生道路，这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剧中人从东京到上海，又逃难至香港，亡命到桂林，剧情时间纵跨十二个春秋。

如果剧作不展开如此广阔的背景，就不足以体现知识分子道路抉择的漫长与曲折，人物变化就难以得到充分的描写。

当然，最成功的还是人物刻画，三个主人公性格鲜明，行为的发展和变化自然可信，外部事变为他们性格内的因素的显现提供条件，一切发展都符合性格的逻辑。

由于着眼点是写人，因而动荡年代中人的活动给情节带来了丰富性、戏剧性。

革命意识和艺术创作在夏衍的创作中是两个相辅相承的因素。

革命活动常常激发他的创作热情，而写出许多作品。

但同样也给他的创作带来了局限，有些作品的艺术成就，又因为革命意识而受到影响。

比如《上海屋檐下》开始创作时，他是着眼于艺术的角度，但创作过程中，革命者的意识使他把匡复出现，由于匡复的介入使全剧的重心结构偏移，从对五家人的生活状态的描写，而转到匡、杨、林的三角关系之中，从而使结尾没有说服力。

《法西斯细菌》中主人公俞实夫的日本妻子静子是日本人，作品在描述她对中日战争态度上，显得有些草率，可信度较小，处理简单。

作品在写这个家庭时，其实只写到了外在的形式，而没有真正挖掘到人物的内心深处去，作为一个日本人，在战争的复杂背景之下，即使丈夫是中国人，也不可能很简单地判断对或错，应该有判断的依据、过程甚至反复，从而才有说服力，人物形象才可信，立得住。

所以这点的处理上显得过于简单。

在中国现代戏剧作家的群体中，夏衍是一个革命者身份的剧作家，。

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革命造就了他。

如果不是革命者的特殊身份，他也许就不会成为一个戏剧家，是时代赋予了他双重的身份。

而且他对这一时期的戏剧繁荣做出的重要贡献，有着独特的地位。

他有《上海屋檐下》、《芳草天涯》这样的作品，同样有大量的“急就章”之作。

虽然它的创作在当时起到了极大的宣传作用。

从戏剧艺术本身来看夏衍的作品，它证明了现实主义戏剧的大众基础，表明这一类型的作品如果脱离现实、脱离群众就会失去它的意义，而话剧在日后中国的影响日渐式微，与背弃现实性、群众性创作原则不无关系。

从中国话剧发展的历史来看，对夏衍这一时期的作品的研究，可以充分证明中国话剧产生的历史背景，中国话剧的产生与其它西方国家戏剧发展的道路是不同的，它产生、各时期的发展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民族的危亡有着密切的联系。

回顾抗战时期的夏衍，作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一切都是武器，艺术也不例外。

也恰恰是他用艺术，及时地反映了人民的辛酸苦辣，才赢得了观众。

作为一个革命者，他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作为一个剧作家，他又为中国话剧在抗战时期走向辉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今天，尤其在对这一发展历程的重新认识当中，所有忽略或削弱这一特性的倾向，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