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风险社会及其策略回应_乌尔里希_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评介

2007年4月 学　术　交　流 Ap r.,2007
总第157期　第4期 Acade m ic Exchange Serial No.157　No.4
全球风险社会及其策略回应
———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评介
洪晓楠,林　丹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辽宁大连116024)
[摘　要]科技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所带来的副作用使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一个风险社会,而当今全球化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形塑出一个全球风险社会。

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
开启了一个独特新颖的研究视角来反观当代全球风险社会的崭新景观和困境弊端,并对此做出了
全面、深刻的分析。

贝克教授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试图运用“反思现代性”作为现代性危机全球
化后果的策略回应方案,并就“反思现代性”本质的诊断发表了富有启示性的观点。

[关键词]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全球化;全球风险社会
[中图分类号]D5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7)04-0005-05
随着经济力量的强大、政治塑造力量的削弱和世界主义文化的兴起,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全球共享的空间,甚至某个地区发生的事件也会波及全世界。

关于全球化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而贝克却开启了一个独特新颖的理论研究视角:他通过全球化的最新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中的种种困境,来返观现代社会,从而发展了现代化理论;另一方面,他试图用一个新的现代化理论———风险社会理论———来解答全球化提出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

“风险社会”这个提法是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1986年德文版的《风险社会:走向另一种现代性》一书中提出的。

如今,“风险社会”这一概念已经遭受“全球化”和“普遍化”了,它常常出现在学术作品、讲演讨论和日常言谈等各种场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被广泛地接受了。

然而,风险问题是如何引起我们关注的?它又是如何上升为我们当代社会的核心问题的?这表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社会吗?由此我们将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吗?这些问题其实并没有很好地被理解,并且似乎也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本文就是为了澄清这一系列的问题。

一、风险社会的全球化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风险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伴随物。

一方面,由自然界的客观运动所导致的风险总是存在的。

只要人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要生活还以自然界为物质基础,就要不可避免地面对风险,面对地震、海啸、飓风等等无法避免的自然现象。

另一方面,风险社会也在消除阶级、贫富之间的等级区分,淡化阶级、民族、人类和自然的界限,因为新的风险同时威胁着所有的社会阶层和整个人类,使所有阶层都面临着同样的风险与威胁。

在全球风险的推动下,这种等级式的阶级分配逻辑会被打乱,它们变得不仅是全国性的,而且是世界性的。

在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全球化与现代化如影相随、相互形塑,全球化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进行的,现代化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

全球化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和机遇,促进了人类经济文化的全球发展,显示了人类生活的活力。

贝克认为,相对于全球性(一系列客观事实)或全球主
[收稿日期]2006-12-25
[资助项目]辽宁省2005年度社科规划基金重点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L05AZ X002)以及辽宁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资助项目“西方社会思潮及其影响研究”资助
[作者简介]洪晓楠(1963-),男,安徽桐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从事文化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义(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言,全球化更多强调的是在特定的时间段、特定的地点、特定的跨国家跨文化的相互关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

因此,全球化是一个沟通不同原点的语言桥梁,它可以用来指明一些已然形成的经验的历史的多样的甚至是相互碰撞的发展结果及条件。

而全球性或者全球主义很可能是新自由主义策划并推动的谋略,这种谋略更侧重于大一统的过程,推行大一统的全球大市场,推行利益主义至上的价值观[1]。

更确切地说,贝克强调的全球化是指世界的时空压缩以及增强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这样的概念反映了人类在追求改善生活状况的过程中日益增加的相互依赖与关联性。

全球化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而使其活动具有极强的相干性,但全球化也加剧了风险的广度和深度。

全球化所显露的信息表明,人类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边界正在被解构。

全球化带来的风险是多维度的、复杂的,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概括为“技术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五种不同的形式[2]。

实际上,全球化的影响已经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是被动地卷入还是主动地迎合,没有哪一个国家或社会能够游离于全球化的影响之外。

首先,全球化使风险呈现出平均分布的状态,我们置身于其中的风险氛围将是弥散的、广泛的,没有人能逃逸其外;其次,全球化使社会系统处于开放的互动状态,由此增大了社会运行的不确定性,使风险的远期后果无法预测,造成了风险的叠加;另外,全球化还带来了许多其他形式的风险,尤其是全球电子经济中出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3],使网络信息飘忽不定、真伪难辨,从而潜藏着极大的风险。

总之,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

二、全球风险社会新景观
介于风险的跨地域传播,贝克把现代社会风险同全球化论题联系起来,在他看来,与以前的风险相比,当代的风险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们不再仅仅涉及个人,而是带来了整个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从而威胁到整个人类社会,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会使人民的心理造成极大的恐慌,并且产生巨大的精神压力,逐渐对社会产生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长此以往,势必会加大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导致社会效率和稳定机制的功能失效,以致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直到最后导致政府解体,社会出现混乱和动荡。

由此可见,一个网点引起的涟漪都有可能波及其他领域,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种“蝴蝶效应”必然带来全球社会风险的不可预测性。

这种风险一旦出现,就会危及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及其一切表现形式。

例如大家所熟知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疯牛病”和亚洲金融危机等等,尽管它们开始都是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但其毁灭性影响却很快扩散到了周边国家,最后酿成一场世界性的大灾难。

有鉴于此,贝克在其新著《世界风险社会》中指出:现代社会风险是世界性的、全球化的,因此“风险社会”实质上就是一个“世界风险社会”[4]。

依贝克之见,当今风险社会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地球生态环境风险。

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世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人口爆炸,工业生产和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森林大面积被砍伐,土地沙漠化不断加速、气候日益变暖、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大气质量持续下降,人类已经遭到了来自大自然的严厉惩罚。

与此同时,病毒基因的突变与重组导致新的致命性传染病的出现和肆虐:艾滋病、疯牛病、禽流感、口蹄疫、非典型肺炎等已经让人类感到了巨大的恐慌。

由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科学技术愈来愈发达,地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不断加剧,人类对“生态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发达国家纷纷把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不发达国家,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为了自己的工业生产不受影响,竟然拒绝签署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5]。

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国家、民族、种族之间的争端,甚至可能引发大规模国际冲突,导致全面战争。

全球经济风险。

过度工业化导致地球不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的日渐短缺。

在过去一个世纪,人类消耗了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380亿吨铁、716亿吨铝、418亿吨铜。

占世界人口15%的发达工业国家,消耗了世界56%的石油和60%以上的天然气、50%以上的主要矿产资源[5]。

随着全球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经济的日渐膨胀,资源和能源的争夺将愈演愈烈,爆发“能源战争”和“资源战争”危险的可能性越来越彰显。

同时全球化造就了世界市场,但这个市场缺乏有效的导向和调控机制,市场的无序竞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以复杂和隐蔽的形式进行,而且越来越激烈。

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动荡和2002年的南美金融风险等,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全盘崩溃。

世界文化风险。

文化跨国现象早已不声不响地进入个人生活的常规。

如今风险环境的扩张已经侵
入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风险意识本身就成为风险,风险意识中的“知识鸿沟”不可能被宗教或巫术转变为“确定性”。

由于科学理性和技术主义日益浸淫中国民众日常生活领域以及现代风险表现出的全球性和不可逆性,人们从传统时代的确定性和传统生活模式中解放出来,改变了对现代化的认知和态度,导致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质疑。

另一方面,伴随着全球文化概念的出现,一种关于世界差别和世界问题无所不在的观念取代了限于地域存在的原本作为整体而相互区分的各种文化。

地球上差异极大的两个半球成为一个地方的相邻场所,一种宏大的相似性掩盖了其差别和分化。

与此同时,在这种无所不在的环境中,又形成了新的文化,出现了重构区域化现象,这些都无一例外的表现为意识形态风险,对中国民众的意识形态造成极大的冲击。

国际政治风险。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虽仍是时代的主题,但天下并不太平,我国的国家安全形势仍很严峻。

由于世界上缺少一种有效遏止和制衡霸权的机制,也缺乏一种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变得愈来愈激烈,并将长期持续下去。

不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以及发展模式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信仰、民族和种族冲突,引发并加剧了“文明的冲突”,使得恐怖主义越来越猖獗,而以“反恐”为名的新干涉主义和单边主义霸道行径也显得愈来愈肆无忌惮。

贝克指出:“两次世界大战证明,地区性冲突事件可能是全球性战争的开端。

在当代,战争的工业化已经发展到十分危险的程度。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局势格局之中。

这样的格局无疑是战争工业化的结果。

已经扩散到全世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具有了史无前例的毁灭性力量。

全球化使战争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加大了。

”“20世纪是战争的世纪,大量严重的军事冲突所夺去的生命,比过去任何一个世纪都要多得多。

”而在21世纪,这种趋势极有可能继续下去,甚至变得更加危险。

在贝克看来,自从科技启蒙以来,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次与风险相关的变化:直到现在,科技仍被视为我们所依赖的、面对自然克服自身弱点的手段。

如今,科技要为由它们自身所创造的风险负责。

国家不再能够作为安全的和没有风险的担保人而发挥作用,因为“与早期的工业风险相反,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无法对核、化学、生物和遗传工程风险进行限制;用现有的因果关系、过失和责任规则无法对此进行解释,而且无法得到补偿或保险。

”换言之,在国家能力和更广泛的管理这些发展的政治制度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福利———或“精明”———国家时期,政治制度的作用是洞察并减少工业社会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危险[6]。

作为对全球风险社会时代新现象的思考,贝克把他的结论归结为以下三个命题或者说三个困境,对于这些困境,我们应当坦然面对。

首先,全球化暗示着民族国家结构的弱化,以及民族国家资质和权利的弱化。

在这里存在着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任何国家为了重新获得国家主权,就必须放弃国家主权。

从这种意义上说,全球的政治组织就已经具有“没有政府治理”的新形式,其结果是,所有的一切都处于明显的“不确定性”关系之中。

也就是说,伴随着可以精确描述的全球不确定性,政治组织的独立的跨国空间正在形成。

而这种不确定性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因为当民族国家治理的制度框架变得不实用时,缺乏世界政治的制度框架。

另一方面原因在于,跨国问题同时也是文化问题,人们要为达成跨文化的共识而不懈努力。

此外,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还在于,专家治国主义在向跨国治理过渡的过程中,其常规和安全性遭到破坏,失去了其指导性功能。

当然,这里也包含着有关道德的双重标准问题[7]。

全球国家政治组织不仅着眼于对全球社会与经济“副作用”的管理,而且,归根结底,其目的在于推行全球人权和民主的新伦理。

无论如何,随着伦理全球化新语言的兴起,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权利失去其传统内核,成为“全球责任”的干预对象。

就像贝克所指出的,西方和一些超国家的组织打着人权和自由贸易的旗号,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

另一方面,在世界主义使命的表面背后,传统的帝国主义权力游戏也在重新上演。

让我们以世界主义民主自身为例,如果欧盟要成为欧盟的一个成员国会发生什么?它自然会被拒绝。

为什么?因为它显然缺乏民主!在全球化时代里,很难逃脱这种民主的两难困境[7]18。

这不是简单地通过“世界民主主义”就能解决的。

核心问题是,在缺乏一种政治强烈的世界主义意识,也没有相应的全球市民社会和公共意见机构的情况下,世界主义民主不过是一个必然的乌托邦。

决定性的问题是,能否以及如何发展一种世界民主的团结意见。

因此我们需要跨越一个国家的范围来组织和展开“跨国对话”,而这种全球对话的对象是应该包括世界主义社会的目标、结构和价值,以及在全球时代里民主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伴随着世界社会分化为一个个自我产生、自我调控的子系统,世界社会正在作为后政治世界出现。

世界经济的行动者从民族国家的参照框架和干预中解脱出来,被视为“亚政治”的力量,然而,正因为如此,它们能够在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真空中创造并发展自己的“政治”力量。

所以,
世界社会只在表面上是一个后政治世界,实际上,它在摆脱民族国家政治关系的意义上,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这一点同样表现在民主的困境中。

三、全球风险社会的策略回应
贝克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来透视当代风险社会的,阅读了他的书的人对现代全球风险社会仿佛身临其境,感觉风险社会确实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诱发了人类的极度恐慌和过分反应,这种恐惧和猜疑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可能远比风险本身要严重得多!面对风险社会,贝克最终落脚于寻求一种反思现代性的解决方案。

“反思现代性”这个提法是贝克在1986年德文版的《风险社会:走向另一种现代性》中提出的,所谓“反思现代性”,即对第一次现代性的自我批判。

“第一次现代性”系指人类工业文明所创造的现代性,强调理性、张扬科学的伟大作用等,它构成了工业社会的价值基础;而“第二次现代性”指对传统现代性的一种反思和批判,强调现代科技的负面影响,它是风险社会理论的逻辑基础。

总之,反思现代性就是从“现代病”的角度对现代化进行的质疑,这样便开拓出就现代化的不同目标、价值、前提、联系和道路等进行世界主义讨论的新空间。

贝克指出,在传统现代化理论中,许多经典社会学家认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副作用可以通过更优良的科技、进一步的功能分化和增进系统的合理化而得以吸收,从而现代化进程可以重新吸纳它自身产生的问题。

然而通过全球风险社会理论模式我们看到,这些潜在的风险不仅难以察觉、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力,更不是科学所能决定的。

因此,在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制度主义倾向。

贝克认为反思现代化对现代化所带来的,并且常常是尚未看到的负面后果进行了反省。

然而,第二次现代化的现代性,决不能被视为一个全新的开端,相反,它所体现的恰恰是连续性和非连续性辩证法的特征。

旧有的一切不是简单地被取代,而是被补充、被扩展、被重塑。

恰恰是从中产生的多重形象和复杂性勾画了社会变革的清晰模式,而这一模式使反思现代化的理论得到发展[5]。

在《自由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贝克概括了他对“反思现代性”的诊断:[1]20-22
第一,大多数的发展都是第一次现代化被极端化以后产生的副作用的结果。

它们并不来自某种政治进程或某场自觉的革命,也不是因为人们对此做出了决定,而是由于某些动力引发了这些结果,这些都理解为经济与政治上的全球化。

第二,第二次现代化社会的标志是某种制度化的个人主义。

由于个体化进程越发深入,人们对既定的集体性范畴的依附就变得很脆弱。

这就表明,像教育、社会权利、政治权利、民事权利以及参与劳动市场的机遇、流动过程这些核心性基本社会机制都是以个人为取向,而不是以组织或家庭为取向。

这样,个体化进程就加快了。

它成为这个社会的内在活力,其结果是,集体性对人所作的规定以及人对集体性的认同从内部就开始了解体,这就像我们在有关家庭模式的争论中所看到的一样。

新式个体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私密关系的革命。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妇女运动推动了这场革命,有关妇女研究的成果也记录了这场革命。

它影响了社会关系的总体,影响了劳动市场力,无论在私人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都是这样。

第三,资本主义的动力,尤其是虚构的数字资本主义,即借助交流技术与信息技术同世界市场的联系,在何种程度上内在地侵蚀了劳动社会这一概念,并向这个社会的成员与机构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社会中,劳动已不再是唯一的意义之所在,对这个社会的成员来说,劳动不再是唯一的经济生活,难道不需要重新组织、重新奠定这个社会吗?
第四,所有发展通常都是单个得到处理的,但它们在相互作用中引发了一种境况,对此我们根本毫无准备。

我们势必不仅要改变自己的基础,而且还要通过相互作用来做到这一点,即一再对各项前提提出质询。

正是在这些前提下,我们才得以理解与处理这些变化。

这就是说,这种变化的起源植根于迄今的现代化动力的框架中,但它同时超越了这些框架,造成了基础的变化,造成了一种范式的变化,促使我们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内阐发新的概念,同时发展出新的社会与政治机制,以便为这种挑战寻找合适的答案。

相似的,拉什也同样注意到了全球风险社会结构走向混乱、社会制度失范的无组织状态,但是他认为是制度以外的“边缘”领域,包括习惯、无意识、身体的习俗和未被考虑到的范畴等边缘文化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无组织状态。

在拉什看来,风险文化的意义就在于提醒人们关注生态威胁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8]。

因此,在风险应对问题上他并不像贝克等人那样强调制
度主义主张,而是努力用诸如环境保护运动、绿色运动之类的亚政治运动去防范和化解风险。

在对社会风险全球化的回应中,鲍曼认为解决这一问题也许需要伦理与政治的双重策略。

在伦理学的领域里,需要将“为了他者”的道德延展为对正义的追求;而在政治领域里,则通过公共领域的培育和公民权的恢复来建构一个自治与民主的社会[9]。

与此不同,哈贝马斯对于像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政治或经济组织的作用不抱信心,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唯一能与世界经济体系相抗衡的是建立类似欧盟的超民族国家[9]566。

进入21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如今,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其特征表现为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同步启动,即在实现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的同时,还要完成从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的转变。

在这一巨大的变迁过程中,中国社会也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

因此,贝克所阐明的“风险社会”,对于我们,也就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他者话语,而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课题了。

[参　考　文　献]
[1]　[德]乌尔里希・贝克等著,路国林译.自由与资本主义[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60-61.
[2]　[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论全球化的影响[J].李惠斌.全球化与公民社会[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20.
[3]　[英]安东尼・吉登斯,周红云译.失控的世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5.
[4]　顾忠华.“风险社会”之研究及其对公共政策之意涵[J].国科会研究计划,1993:20.
[5]　章国锋.反思的现代化与风险社会———乌尔里希・贝克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
(1):135.
[6]　[英]安德鲁・韦伯斯特著,郗卫东译.技术转型,政策转型:风险社会中的前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412.
[7]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吴英姿等译.世界风险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7.
[8]　Scott Lash,Another Modernity,A D ifferent Rati onality,M assachusetts:B lack well Publishers L td.
[9]　谢立中,阮新邦.现代性、后现代性社会理论:诠释与评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552.
Globa l R isk Soc i ety and its Stra teg i c Respon se
———Revie w U lrich Beck’s R isk Society Theory
HONG Xiao-nan,L I N Dan
(D alian U niversity of Technology,D alian L iaoning116024,China)
Abstract:The side effects caused by the continuous devel 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 ogy and economy has gradually br ought hu man s ociety int o a risk s ociety.W hile currently,the power of gl obalizati on is unceasingly for m ing a gl obal risk s ociety.The Ger man renowned phil os opher and s oci ol ogist U lrich Beck has started a u2 nique and novel researching angle of vie w t o revie w the brand-ne w scene,difficulty and abuse of p resent gl obal risk s ociety,and has made comp rehensive and p r of ound analysis.Beck has raised the theory of risk s o2 ciety,and atte mp ted t o use“reflexive modernity”as the strategic p lan t o res pond the gl obal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 crisis,and exp ressed revelat ory vie wpoint on diagnosis of the essential of“reflexive modernity”. Key words:risk s ociety;gl obalizati on;gl obal risk s ociety;reflexive modernity
〔责任编辑:张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