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生涯适应力问卷的调查研究

大学生生涯适应力问卷的调查研究

摘要生涯适应力是个体因应生涯角色变化并与之保持平衡的能力, 被视为个体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获得生涯成功的关键能力, 是国外近年来生涯心理学领域的一个新理论生长点。在综合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从生涯适应力的缘起、概念内涵、理论建构及实证研究等方面对生涯适应力的研究进行了综述, 以便人们更深入地体会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 最后, 该文指出未来生涯适应力的研究应继续注重理论建构的丰富和完善、注意概念的文化适应性、关注其在生涯咨询实践中的应用以及加强对有生涯困境群体的研究。

关键词：大学生；生涯适应力问卷的编制；生涯适应力；生涯角色

一、引言

一、生涯适应力的缘起

Nevill (1997) 曾说过: “一个影响深远而又充满生命力的理论, 往往在于它能够随着时代的脉搏与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地在观点上做扩充与修补以适应环境变化上的需要”。在生涯领域内,Super 的生涯理论的发展过程无疑是最佳的诠释与典范。“生涯适应力”(career adaptability)概念的最先提出就是源自Super 对其生涯成熟度理论的不断修订。生涯成熟度(career maturity)是Super生涯发展理论的核心概念, 于1955 年提出, 不过,最初是采用职业成熟度(vocational maturity)这一词, 将其界定为: 与年龄阶段相吻合的, 在态度和认识上均有所准备, 能够应付一系列的职业发展任务, 即从明确职业目标、选择、计划、执行确定的目标, 到进一步确立自己的生涯发展, 再到退休前后的准备(Super, 1955)。后来为Crites(1965)所提议的“career maturity”所替代, 视为个人在生涯发展上的速率与程度(Crites, 1974)。二十余年后, Super 和Knasel (1981) 进一步研究认为, 从理论角度上讲, 成人与青少年之间是存在本质区别的, 因为成人已经投入到工作世界中去,而青少年对工作的体验则是零散的且更多的是预想, 这就表明青少年期的生涯发展往往深受社会与个人成熟因素的影响, 多成线性模式发展,离开学校之后的生涯发展将有更多的个别性, 在因应生涯发展事件上也有更多的自主性与个人责任的承担。实践证明, 生涯成熟度在理解成人生涯发展中的作用很小, 为了解决在成人阶段使用生涯成熟度这一术语所引起的问题, Super 等(1981)建议使用“生涯适应力”术语, “这个术语提出的主要目的就是针对目前许多人都可能面对的是异常的, 非成熟的问题” 。此后, Super,Thomson 和Lindeman (1988) 进一步分析了使用生涯成熟度的结构来考虑成人生涯发展不合适的原因, 认为决策能力在青少年之后可能并不再继续发展, 这是因为“与发展性任务之确立、保持或脱离有关的应对态度和能力可能并不随年龄而发生变化”。由此, 他们认为, 当考察成人职业发展时应使用适应力概念, 因为适应力概念突出了个体和环境的交互作用, 同时, 使人们将注意力从为生涯决策做准备的生涯成熟度转向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和工作条件做准备的生涯适应力。这样具有心理学意义的生涯适应力概念开始逐步替代了生物学意义的生涯成熟度概念。后来, 人们逐渐接受这一概念并将其扩展,认为它完全可以替代生涯成熟度概念(Savickas,1997; van Vianen, De Pater, & Preenen, 2009)。这是因为Super 的以“生涯成熟度”概念为核心的生涯发展理论及其生涯咨询的理念基础强调的是个体处于一个固定不变、存在普世却仍有真理的现实环境里。这就意味着: 个体在面对与处理生涯问题时, 常常是在被决定的系统下进行, 所有的因素都将被预知, 且因果关系的发展往往是呈现出线性、持续向前的态度(Guindon&Hanna,2002)。这一理念显然已与当今时代发展并不相符。因为在今天, 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已是生涯发展的本质特征(Bright & Pryor, 2005)。如此一来, 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并非生涯辅导的目标, 而引导来访者以开放的心理系统去适应复杂动态的生涯系统或为正确的辅导路径。台湾学者刘淑慧和朱晓瑜(1999)亦认为, 生涯规划之道即是因应不确定性之道。但是, 纵观过去的生涯文献我们会发现, 多数生涯理论在教导人们规划生涯的技巧

和方法, 强调人们透过这些方法建立理想明确的生涯目标, 去达成“确定”的状态, 作为实现圆满人生的依据, 这在某种程度上, 也逃避了对不确定性的探讨。特别是传统的生涯决策理论的基本目的就在于“选定”、“确定”一个方向, 基于此目的, 大多数的生涯决策理论主要在于提供一个“它应该是这么发生”的规范, 这也是多数生涯学者所推崇的理性生涯决策模式。然而, 许多研究发现, 理性决策模式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人类的决策行为, 也并非是达成圆满生涯的必要条件。首先, 人类认知上的局限性, 使得我们总是无法充分理性地去处理所有的问题; 其次, 理性决策并非目标设定的唯一方法, 也不是最好的方法,更不是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方式(刘淑慧, 朱晓瑜,1999); 最后, 步步为营的计划取向也并非是追求圆满生涯的唯一方法, 显然存在另类圆满生涯之道, 如坦然随缘等(刘淑慧, 1996)。因此, 再用“成熟”的概念來理解个体的生涯发展以及强调采取“理性”策略来做决定, 似乎都束缚或窄化了个体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生涯。为了与当前“生涯不确定”这一现实共存, 许多学者重新对过去的生涯理论进行审视并作出修正以适应今天这一复杂变化的世界。在上述理论中, 我们可以发现, 这些强调接纳不确定性的观点, 不但不试图掌控, 反而以积极的态度, 对决定保持开放或弹性(Gelatt, 1989),以“适应力”来回应新环境和新状况, 藉由调整或改变来回应变化(Savickas, 1997), 甚至刻意不做决定, 以保留不确定, 这种接纳与积极应对的态度不仅化解了模糊所带来的焦虑不安, 反而更欣喜因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新鲜多变, 甚至视为生涯助力和学习的机会(Mitchell, Levin, & Krumboltz,1999)。这样的观点与早期生涯学者所倡导的生涯成熟及理性决策明显不同, 从中我们也看到了Super、Savickas 以及诸多生涯决策理论的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主张“适应”是过去与现在观点差异之间最佳的整合。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适应”并非全然舍弃过去的主张, 只是企图更完美地诠释我们正在经历的各种生涯现象与问题。此外, 使用生涯适应力概念的另一价值就在于它蕴含了人与环境间的互动, 个体能够主动去适应新的或发生改变的环境, 体现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实际上, 至20 世纪90 年代始, Super 就接受了“建构论”的思想, 已深切意识到“个人是其经验的组织者”, 因此其晚期的生涯发展理论已扬弃个人在与环境互动的历程中“被动”地发展一组自我概念的看法, 而主张个人是“主动地”建构与理解其经验, 并形成其内在现实——能力、兴趣、需求、价值及人格特质等, 并据之预测其外在现实中的出路——职业与生活方式的选择(吴芝仪, 1999)。此一观点的生涯发展理论亦被称之为“建构取向的生涯理论”。依据这一观点, 与成熟度相比, 适应力看上去是一个更为有用的建构。Watson 和Stead (2006) 还曾探讨了这一概念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潜在使用价值, 尤其是它认可个体需要在多层文化和多元文化背景中, 包括他们的文化、种族和少数民族背景中去建构他们的生涯发展。另外, 当前生涯心理学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要概括出在不同背景下的个体, 是什么因素使得他们作出有效且成熟的行为, 并且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结构能够适用于整个发展阶段、不同生活角色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Watson,2008)。生涯适应力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是对这一挑战的应答, 也由此成为近年来生涯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

二、问题的提出

从现有的有关生涯适应力的研究文献来看,目前对生涯适应力的研究还是一块有待开掘的“宝藏”。这一点从研究数量上可以看出, 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国内外期刊的数据库上,以“生涯适应力”为题的文献都比较少见, 这一点在国内的表现的更为明显。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生涯适应力是一个新概念, 人们对它的认识还未达成一致, 还未获得多数人的认同; 另一方面, 则是生涯适应力的理论研究还不够完善,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在实践中的应用。因此, 我们对生涯适应力的功能、发展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知之甚少。不过, 在如今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 “适应”的理念已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 相信其必将成为未来生涯心理学研究的新热点。20 世纪90 年代起, 积极心理学的崛起,使得咨询不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