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不扶摔倒老人,法律与道德分析

“扶不扶”拷问中国社会法律能否“扶”起道德？

街头有人突发疾病摔倒，到底扶不扶？7月24日，首次提交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北京市院前

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规定：鼓励具备医疗急救专业技能的个人在院前医疗急救人员到达前对急、危、重患者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其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

针对恶意诬陷者，《条例(草案)》规定：患者及其家属不得捏造事实向提供帮助的人恶意索赔，因恶意索赔侵害帮助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北京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刘振刚解释说，在草案研讨过程中，多数意见认为，立法应当回应社会

呼声，弘扬社会正气，鼓励并保护好心人，同时让恶意诬陷者承担责任。但是，北京作为地方能否

就好心人施救免责作出规定，大家存在分歧，多数意见认为好心人因施救造成损害承担什么责任属

于民事基本制度，地方没有这方面的创制权。因此草案在不违反法律保留原则的前提下，作出了上

述规定。

不过在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田文昌看来，“这个立法有较大的缺陷，就是太过抽象、模糊。”

他说，该草案规定所提及的“具备医疗急救专业技能的个人”，这一定义就很模糊，这个技能

是指什么，如何界定，没有说清楚。

田文昌分析，如果“扶不扶”只指的是救助者和被救者的关系，那涉及不到救助者有没有技能，只要有行为能力的人都可以去扶。规定中所说到的有医疗急救专业技能，或许是针对心脏病人等某

类被救助者，由于病发时，需要专业治疗，不允许随便移位。但紧急情况下，谁又知道被救助者为

何倒下呢？因此，该规定如此限定，不太好划分清楚。

“如果仅限定有急救技能的人才能采取救助，限定的划分不清楚，那么就容易产生另一种副作用，就是没有急救技能的人，或自认为没有急救技能的人都可能见死不救，从而限制了这群人开展

救助。”田文昌说。

田文昌律师建议，该规定要更细化些，更明确点，避免歧义。

“举证责任”应由谁承担？

田文昌说，法律在“举证责任”问题上规定得很清楚，“谁主张，谁举证”，如果一个人被他人救助、被他人侵害，发生了事实以后，被救助方若提出救助方是侵害者，被救助方要提供举证责任。

之前，我们处理这类事件时倒置了，需要救助方来提供举证责任，证明自己不是侵害者，这样很荒唐。

田文昌强调，“彭宇案”等几个“扶不扶”事件，按照无根据的所谓“经验法则”来判定，从

而颠倒了“举证责任”。

“此类‘扶不扶’问题从法律角度来解决，就要先从‘举证责任’入手。举证责任要由被救助

人担负，对救助者采取‘无过错推定’的原则。而被救助者的责任，由社会来承担，而这类承担采

取社会救助的方式。当前，我们社会救助不够发达完善，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建议今后我们一方

面加大社会救助的力度，一方面要分清举证责任。”田文昌说。

田文昌也提醒，要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当有效避免冤枉救助者的同时，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

被救者确实实施讹诈的情况下，不能轻易对被救助者采取强制措施。

“立法并不能完全解决‘扶不扶’问题，有其局限性，但更有其意义。”王锡锌表示，立法一方面

有宣示引导的功能，表明这是种主流认可的态度。对“扶不扶”的立法，即阐明国家及社会认同并

鼓励“扶”这种行为，对社会总体而言，有积极引导作用。另一方面，立法可以解决体制机制问题。有的人不是不扶，是不敢扶，并不是社会缺少美德，而是担心被讹诈，通过立法就可以解决做好事

人的担忧。同时，也可以通过立法，设立道德基金，鼓励大家去“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