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传播学之符号学

浅谈传播学之符号学

金玉婷

浙江科技学院轻工学院印刷工程102 110143032

摘要：从符号的历史开始了解符号的由来及发展，要真正了解图像的意义就必须探讨符号与视觉信息的关系，运用符号学原理,探讨符号与现代设计的关系,发掘符号特性,准确运用符号语言。并指出设计中符号具有认知性、普遍性、约束性和独特性。

关键词：传播符号学；视觉信息；现代设计

引言：

符号学？！某位传播学者曾在自己的书中说道：“懂点传播常识的人或许会说，传播符号就是传播学里哪里比较‘玄妙’的东西。所谓玄妙，意思无非两点，一是听着不懂，二是听完没用……”的确，符号学就是这样的存在，它是偏向于文学理论的东西。

符号的历史

符号学是一种元语言，“一种酸味的语言”。符号学能深刻地影响传播学，符号学的本体性决定了它不仅可以成为打开传播内容的钥匙，更为重要的是，它更成为“透视人类社会的法眼”。“21世纪是符号学世纪”，社会的符号活动空前活跃，这种“符号充溢”的局面促使传播学研究不得不首先面对符号的问题。当人们的日常生活，广播电视，电影等等都被各种各样的符号包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传播符号学研究就不仅仅是传播内容的问题，传播形式本身已经成为了等待人们深思的符号学问题。传播过程也即符号意义生成，通过媒介传送到接受者并且得以解释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传播学的研究，也即是一种符号意义交流机制的研究。既然作为一种符号过程，那么这一过程的关键——传播内容（符号，符号内容）的意义传达与接收，也应当得到符号学视野的关照，从而为传播内容的研究提供一种更为深刻的，以意义传达导向的理论解释。该论文的意义就在于给传播学者们一个近距离接触的符号学的机会。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的以符号分类的方式为特点的符号学是20世纪知识领域的学术高峰结构主义的源头之一。索绪尔提出：言语是社会成员运用语言能力创造的具体产物；而语言是一种抽象系统，存在于集体心智之中，成为每个社会成员别无选择的社会惯例。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和言语是相互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索绪尔

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剖析了符号的结构。他将符号(sign)分为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e)两部分。能指是符号的外形，可能是某种声音、形象等。所指则属于一个精神或心理的范围，是关于一个事物的思想，构成了符号的思维方面。在结构主义符号学中，符号就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一个双面统一体，即符号不是实物，地图不是地域。比如，我们说单词“树”的时候，实物可以使具体存在于现实当中的树。而符号“树”是由发出声音的“树”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痕迹伴随脑海中的“树”的精神意义构成的。当然，索绪尔的符号学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他的能指和所指分析多半限于语言符号，不能解释绘画、音乐和戏剧等表现当中的所指如何构成。

与索绪尔共称为西方现代符号学之父的皮卡尔是美国逻辑学家、天文学家、大地测量学家，他考虑到建立一种符号学的整体科学，他的思考更多地涉及到数学领域而非哲学领域，他提出深入研究各种类型的符号（不仅仅是语言符号），将这些符号加以分类，并分析其运作的方式。他给“符号”概念下了确切的定义，即“所谓符号，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按照皮尔斯的思路，同一对象可以有不同的再现和符号，这完全取决于主体的符号环境，如语言环境。在使用符号时，是主体将其与现实事物或者其他意义相联系，并赋予符号以一定的意义。不同的主体对同一符号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这取决于主体对符号的经验和解释水平。正如鲁迅对《红楼梦》的评价：“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符号传播过程中，编码者和解码者都不能离开解释这一中介要素。正因为如此，符号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对应并非一次性的简单关系，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体现出人类认知活动的主体性。

相较于索绪尔的符号学，皮尔斯的符号学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没有从先验存在又能够自我运转的符号系统出发，去肯定能指与所指的符号意义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而是把意义建立在人类的感性基础上。皮尔斯认为，人类所有的经验都组织在三个水平上，可以分别称为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比如，男人、女人是第一性的，夫妇是第二性的，婚姻登记处就是第三性的。在关于意识和经验的理论中，这三种水平分别对应感觉性、活动经验以及符号。

符号学理论的主要创始人是索绪尔和皮尔斯，但把符号学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当首推法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和符号学家罗兰·巴特。他所说的符号包括影像、姿势、音乐、物体、仪式、景观，都有自己的意义系统，这其中的核心是符号。在应用上的最大成就是对许多时尚领域如服装、饮食、广告等所做的符号学分析。这些集中体现在他的两部著作中：《符号学原理》(ElementsoSemiology)和《神话集》(Mythologies)。前者主要是符号理论的建构，

后者主要是符号理论的应用。巴特认为，内涵意义就是把外延意义加以固定或冻结；将某个单一的、且经常是意识形态的所指加之于能指之上，而掏空了第一层符号的意义。内涵意义是大众传媒传播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形式，巴特将这种内涵意义的运作称之为神话，传播媒介是运用神话制造新意义。巴特视野中的“神话”，不是通常所说的神话，而是指一个社会构造出来以维持和证实自身存在的各种意象和信仰的复杂系统。可以将其等同于传播学研究中的传播。媒介文化的神话和常规塑造着受众对传媒的知觉方式，而作为媒介神话载体的媒介文本同时能描述现实、制定社会关系和建立社会身份，是产生意识形态意义的多元节点。

事实上，对传播学产生深远影响的符号学理论远不止上述几个。通过对这几个重要理论的梳理，更好地把握传播学众多支脉中符号学这一支。对于符号学与传播学的互动衍生关系将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整理和探索。

在中国，早在春秋,中国著名思想家庄子在他的著作“庄子外篇”中已经提到:“因此,发言者关心,得意而忘言”,即:语言之间存在的事物,特点和存在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复杂的特性,语言是由物质的东西的特点,语言是由物质的东西,语言的特点,我们的任务是传达信息,事物,语言的作用是传递信息的媒体。象征是某些媒体来代表一个事物或东西方向,成语“雁泥鸿爪”生动而准确地描述了符号的概念,鸿雁在泥沼与雪地上留下的爪印,使人们得知曾有鸿雁经过这里的事实,因此可以推断的数量和及其他信息的大小。爪印是一个迹象,而鸿雁不存在,而由爪印代或指示出来的。

符号学理论的引入，是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其后陆续有一些译介著作出现，后来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符号学的理论研究，虽然他们步履维艰，进展缓慢，但仍然坚守这块学术重地，因为符号学研究是一个充满无限活力的研究领域，需要研究者投入超常的力度和恒心。在中国关于符号学的研究杂志、论坛也会越来越多，这些杂志的创建能够促进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符号学研究，加深不同文化背景下学者之间的理解和交流。

符号与视觉信息

视觉信息整体意义上的生成取决于造型符号与图象符号的一种相互作用关系。

要想真正地解读图像的意义，那么就要认真地研究视觉图像的信息构成，为了使其讨论的问题可以深入下去，我们使用传播符号学的分析方法，这是一种“揭露暗藏在美丽事物平静表面下的偏颇”而又深刻有效的方法。

我们从构建视觉图像的信息入手，认真地讨论“图像”和“视觉信息”的特征。特殊信息中作为转移或语境化了的符号动力的符号概念，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审视图像、图象符号、造型符号、语言学符号，以及它们在视觉信息中的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