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背景

浅析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背景

作者：文锋

来源：《市场周刊·市场版》2018年第06期

摘要：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的新举措。只有理解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背景，才能充分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乡村振兴战略;乡村

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需要

从人类文明进程来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必然导致农村衰落。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需要吸纳大量的农村劳动人口，这必然导致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出和农村人口结构的急剧改变。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变化，约3亿农村青壮年劳动人口流入城市。一方面，这些农村劳动力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方面，青壮年劳动人口流出，也让农村自生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弱化。广大农村普遍出现俗称的“三八”“六一”“九九”现象，即在农村长期生产生活的多为妇女、儿童、老人。

青壮年劳动人口流出导致我国较大部分农村迅速走向衰落。一是自然村减少。据住建部《全国村庄调查报告》数据显示，1978～2012年，自然村总数从1984年的420万个减少到2012年的267个，年均减少5.5万个。二是土地撂荒。由于生产人口急剧减少和居住人口劳动能力减弱，再加上农业生产效率与城市务工收入效率的差距较大，农村大量土地闲置，有的地方田间地头杂草人生，一片荒芜。三是房屋闲置。大量农村人口举家迁居城市，有的更改了户籍，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大部分虽未更改户籍，但在城市拥有住房和谋生技能，成为实际上的城市居民。一些农村房屋只在逢年过节时才有人居住，有的房屋甚至许多年都无人居住和管理。个别地方破败的房屋甚至成为基层干部忧心的影响安全的重要因素。

与人口流出、农村衰落的外在现象相比，对农村未来发展最不利的影响因素是对农村的情感流失。在几千年农耕社会孕育的传统文化里，农村是故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乡愁”是流淌在血脉里的被反复歌咏和赞美的最基本情感。李白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20世纪的“忘不了故乡，年年梨花放”均是这种情感的自然流露和直观表现。早期从农村流出迁居城市的农村人，由于当时城市与农村的反差相对较小，即使久居城市导致故乡情结有所减弱，但农村始终是他们梦生长的地方。“小桥流水”“自然纯朴”的农村仍然是这几代人念念不忘的儿时记

忆，是他们梦中的“根”和情感寄托。在作为“留守儿童”成长起来的一代农村青年心中，农村是他们拼命想逃离的地方和竭力想要剔除的挫伤情感的身份痕迹。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真切的感受了农村与城市在基础设施、社会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差距，或许还或多或少的遭受了部分城市人荒唐的优越感和情感歧视。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城乡均衡协调发展的需要

在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文明的民族意识里，农业历来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石。早在汉代晁错《论贵粟疏》和贾谊《论积贮疏》即对农业与实现国家治理的关系有过深刻论述;甚至在更早的春秋战国时代，管仲就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朴素的认识到实现温饱对社会文明的促进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农业农村工作的指导方针，历来强调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多年来，中央一以贯之地坚持“三农”优先，基本形成的一个惯例是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基本都是有关“三农”问题的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确立了与农民关系的准则;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宏伟构想;十七大进一步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十八大把“三农”问题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强调“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并指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现实没有改变，反而加剧了。是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是我们在“三农”方面的巨大付出没有产生效果？都不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的综合实力稳步增强，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三农”问题也得到了巨大改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从业人口逐年减少的情况下，粮食产量不减反增，稳步提升，保障了国家的粮食供给安全;农民收入逐年增长，幸福生活指数年年提升，贫困人口急骤减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逐年增加，整体面貌大为改观。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有历史因素，更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阶段性的必然结果。1983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1.82∶1，后来又逐步拉大，2009年扩大到3.33∶1;从绝对差距来看，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209.8元，1992年差距突破千元大关，达到1242.6元，2009年达到12022元。除经济差距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也较大.城市拥有约70%的卫生资源，而广大农村只拥有约30%的卫生资源，农村居民人均卫生费用不足城市居民的1/4。

农民应共享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福祉。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农业，这首先是出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农业地位和重要性的认知进一步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粮食”和“饭碗”问题，多次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来说是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让农民富足、安居乐业，还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晁错《论贵粟疏》说“民贫，则

奸邪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让农民共享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福祉，更是

践行党的执政理念的根本要求。“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更加重视促进农民增收，让广大农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

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为社会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现实需求的需要

消费日益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经济学上通常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导向型经济和投资驱动型经济，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出口导向型经济存在国际市场有限和需求变化等风险;投资驱动型经济也存在因生产和消费不平衡、产能过剩而导致经济危机的风险，在经济学家们看来，消费拉动型经济是最为健康的经济。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注重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消费空间最大、最具潜力的国家，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中国经济转型必须达到的目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强中等收入群体消费能力是提升整个国家消费能力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经达到3亿多人，约占全部人口的30%左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33万亿元，达到332316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10.4%，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消费总额已经占到GDP的50.2%。

农村改革曾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除开“选择了适合国情的独特发展道路”“推进融入全球的开放”“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等关键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改革从农村开始。发端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起到了开拓性作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出可资借鉴的基本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农村经济发展使农民摆脱了贫困，走向富裕，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准备好了巨大的具有购买力的市场。富裕起来的农民对工业品的巨大需求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化进程强大引擎，为推动中国经济调整增长作出重要贡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把乡村振兴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并列为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七大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协调问题，也有助于推动国家整体均衡发展，还将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统计公报，中国城市化水平已达到54.77%，预计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0%。即使将来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还有四五亿人生活在农村，如果部分生活在农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