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中国翻译思想的历史积淀与近年来翻译思想的诸种形态_中国翻译思想的历史积淀与近年来翻译思想的诸种形态

　广东社会科学 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中国翻译思想的历史积淀

与近年来翻译思想的诸种形态

王向远

［提　要］“翻译思想”是研究和思考翻译问题而产生的有创意的思考与表达，需要在翻译研究与翻

译理论中加以概括和提炼。“翻译思想史”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与“翻译研究史”、“译学理论

史”多有不同。中国翻译思想经历了三个时期的积淀：从道安到玄奘的４

００年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史的奠基期；从严复到钱锺书的１００年，是以解决“如何译”为中心的“泛方法论”时期；从１９９０年

代至今的２

０多年间是翻译思想的活跃期，翻译研究实现了学科化之后又走向超学科化，翻译理论体系化并有了学派化的倾向，出现了许渊冲的“翻译创作”论、谢天振的“译介学”、王秉钦的“文化

翻译学”、辜正坤的中西诗歌鉴赏与翻译的理论体系与理论模式、冯天瑜等的翻译语研究及“历史文

化语义学”等诸种思想形态，使得翻译思想有了更多的产出、更多的建树。同时这３０多年也是翻译

思想史研究的“灯下暗”时期，需要努力加以确认和阐发。

［关键词］翻译研究　翻译理论　翻译思想　中国翻译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Ｉ３／７［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１４Ｘ（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５１－０８

一、翻译研究、译学理论和翻译思想

“翻译思想”即“翻译的思想”，是研究和思考翻译问题而产生的有创意的观点主张或理论建构。“翻译思想史”属于翻译史的专题史研究，研究的对象主要不是翻译家及其译作，而是翻译学者、翻译理论家及其思想。最近２０多年来，在这方面出现了一系列专门著作。代表性的有

陈福康著《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１９９２）、王秉钦著《２０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初版２００４，第二版２００９）、许钧、穆雷主编《中国翻译研究（１９４９－２００９）》（２００９）等。还有廖七一的《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演进》、郑意长的《近代翻译思想的演进》两本断代史。他们分别使用了“翻译研究”、“译学理论”、“翻译思想”这三个词。但对这三个概念未做明确的区分和界定。

实际上，“翻译研究”、“译学理论”、“翻译思想”应该属于不同的三个概念。三者互有关联，也互有区分。“翻译研究”主要是指翻译理论、翻译实践、翻译史等方面的研究，“译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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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侧重的是翻译理论与翻译批评，“翻译思想”则是关于翻译的思想，是从翻译研究、翻译理论与批评中产出来的思想成果。因为这三个概念的含义不尽相同，因而以某一概念为关键词的翻译史，其写法及范围也应该有所不同。其中，“翻译研究”范围最宽，它包括了关于翻译的一切学术研究、学科教学、学科建设、学术活动、翻译经验总结和理论主张等。第二个概念“译学理论”或“翻译理论”，则主要研究属于“理论”形态的东西，包括翻译理论与翻译批评，陈福康称之为“译学理论”，其范围在“翻译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收缩。第三个概念是“翻译思想”，顾名思义是研究“翻译的思想”之历史的，范围论旨应该更进一步收紧，主要关注有“思想”建树的翻译研究与翻译理论。对于《译学理论史》或《翻译研究史》的写作而言，只要相关的著述存在着，你就不能忽视或无视，否则就是不尊重历史的存在。对于写得不好的文章和著作，可以做否定的、负面的评价，但不能略而不提。然而，写《翻译思想史》就不同了，对真正有思想史价值的，就要多说多写，对于缺乏思想史价值的人物与著作，可以少说或不说。

对“翻译思想史”这个范畴加以明确界定，与“翻译研究史”、“译学理论史”等相关概念加以区分，否则，我们的翻译史研究就难以真正范畴化和类型化。只有界定相对清晰的研究范畴、确立相对独立的研究类型，才能进一步细化、深化中国翻译史的研究。区分了这三个概念，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翻译研究史、译学理论史之外，还需要再写“翻译思想史”。

思想是一种创新性的思维和表达。思想当然不是放纵想象、胡思乱想，因为思想要从知识与学问中产生。它要依附于知识、学问和学科。所以我们的翻译学学科、研究翻译的学问，理应是产生思想的土壤与温床。同时，思维和表达的基本材料是语言，因而大凡新思想，就一定要有新的概念、新的范畴、新的命题乃至新的体系和范式。作为“翻译的思想”而言，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是翻译思想的显著表征或主要标志。换言之，如果一部理论性的著作，没有提出相应的经得住推敲的新概念，新范畴，或新命题，那它有没有思想建树，就颇有疑问了。

“翻译思想”往往包含在“翻译研究”中，也包含在“译学”或“翻译理论”中；不见得所有的“翻译研究”和“译学理论”中都有“思想”的建树；严格地说，称得上是“思想”的东西，既要有严谨的逻辑、有理论的深度，又要有理论想象力和鲜活的生命体验，应该具有思考与表达的独特性、创新性、启发性与耐用性。有思想的，一定会有学问的基础；但是有学问的，不一定有思想。因此，“翻译思想”需要从“翻译研究”和“译学理论”中加以提炼。另一方面，虽然我们的思想创新离不开古今中外的遗产，但是，完全跟着西方的翻译话题走的，那主要属于西方翻译思想的延伸与影响的范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人的翻译思想；完全固守传统翻译思想的，是保守古人的思想，而不是现代人的翻译思想。

思想既不能以作者的知名度而论，也不能以文章的长短、书籍的厚薄、读者的多少而论。就翻译界而言，影响最大的是学生不得不使用、出版社也最愿出版的教材。但是在当代中国，除非少数个人专著型的教材外，一般教材很难有“思想”。有的书发行量较大，再版次数多，但这与思想价值大小也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有一些没有思想含量的书影响面较广，相反，一些有思想的著作与文章，却相对寂寞。因为真正的思想，大多是独辟蹊径、先行一步、孤独寂寞的。而且起初往往被一些人当作异端邪说，冷漠待之、不屑一顾，甚至加以攻讦。因为它关注的东西是一般人想不到、或不关注的；它的表述方式，也是一般人所不习惯的。西方思想史上的大家，大都不是被同时代人所认可的；东方的孔子、释迦牟尼，也都是死后两三百年才被人体会到价值之所在、而逐渐被人重视的。因此，翻译思想史，特别是当代的翻译思想史，也不能只以传播远近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