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王”柯庆施下
【柯关于“迷信”和“盲从”的名言】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谈及个人崇拜问题，提出了“两种崇拜”的观点。他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一切个人崇拜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两种崇拜”观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然而，就在这次会议上，“凡事‘左’三分”的柯庆施“紧跟”毛泽东，说出了这么一段“名言”：“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正可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柯庆施如此献媚取宠的话，居然博得了毛的欢心。曾任毛泽东通讯秘书的李锐告诉笔者，当时他听了柯庆施的话，感到非常震惊。（2010年5月13日笔者在北京采访毛泽东秘书、94岁的李锐老。）
就吹捧毛而言，柯庆施其实比林彪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正处于“大跃进”岁月，柯庆施还有一句“名言”：“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正是这一类“大话”，刮起了1958年的浮夸风。
就在成都会议之后两个月── 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五中全会，经毛泽东提议，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为政治局委员。
也就在这一年，张春桥经柯庆施提议，晋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据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告诉笔者，柯庆施那句“名言”，其实是当年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的，周佛海在抗战前曾吹捧汪精卫说：“相信主义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做到盲从的程度。”柯庆施只是把“汪主席”换成了“毛主席”而已。陈小津以为，这样的话只有张春桥才可能知道，提供给柯庆施。
柯庆施千方百计取悦于毛，陈云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1980年11月，陈云两次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胡乔木等人谈起毛泽东，提到了柯庆施：
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为“女客人”提供基地】
柯庆施不仅尽力取悦毛泽东，而且还尽力为“女客人”提供基地。
就在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之后，引起了“女客人”的注意。1963年2月下旬，“女客人”又一次南下，来到上海。所谓“女客人”，是上海市政府交际处给第一夫人江青的代号。江青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演艺界活跃过一阵子，对上海非常熟悉。她喜欢住进上海市中心的锦江饭店。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为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江青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
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建立了“基地”――“大批判”基地和“样板戏”基地。
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讲话时，说及自己的“认识过程”，强调了“柯庆施同志的支持”：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
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
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发表于1963年5月6日、7日上海《文汇报》，题为《“有鬼无害”论》。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梁壁辉”。显然，这是一个笔名，据柯庆施秘书吴云溥及《“有鬼无害”论》责任编辑唐振常向笔者透露，笔名源于“大笔一挥”，写此文时颇费思索，“挥了两笔”，“梁壁辉”亦即“两笔挥”的谐音。
“梁壁辉”是谁的笔名？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也！俞铭璜在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之后半年，便病逝了，年仅47岁。吴云溥告诉笔者：“俞铭璜瘦而干瘪，但极有文才。”
又据柯庆施另一位秘书蒋文杰回忆：“（1958年5月）在去北京开会之前，柯庆施的发言稿已写好。这一稿是张春桥的手笔。（主题是批判经济建设领域里的‘少慢差费’――作者注）到北京后，柯庆施改变主意，放弃张春桥起草的发言稿。从江苏代表团找来俞铭璜，另起炉灶，重写一稿。题目是《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俞铭璜确是快手、高手，仅用三四天时间，就赶出来了。”从蒋文杰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俞铭璜与张春桥同为柯庆施手下的“两支笔”。
在俞铭璜病重、去世期间，柯庆施让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接替俞铭璜。从此江青倚重张春桥，帮助她抓“样板戏”。就连西皮、二黄也分不清楚的张春桥，只好“临时抱佛脚”，成天守在电唱机、录音机旁，闭着双眼，歪着脑袋，用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听京剧录音，人称“京剧书记”。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期间，江青大出风头，在大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谈京剧革命》，一句也不提北京市委，却三次表扬了上海市委，亦即表扬柯庆施：“上海市委抓创作，柯庆施同志亲自抓。各地都要派强的干部抓创作。”“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后来在“文革”中，张春桥当着红卫兵的面，也曾这样谈及：“1963年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是与京剧革命相呼应的。那次汇演，是在柯庆施同志的领导下、江青同志的关怀下举行的。”
在上海“基地”抓“样板戏”的同时，江青抓“大批判”――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早在1962年7月6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就认为问题严重。不久，在跟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时，她提到了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部长们竟充耳不闻，仿佛没有听见似的。她向来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看准了《海瑞罢官》，那就绝不会轻易放过。遗憾的是，她只能靠嘴巴进行“批判”。她必须物色“笔杆子”作为她的刀笔吏，替她捉刀。
江青继续求助上海。柯庆施依然推荐张春桥。张春桥对京剧是外行，对“大批判”却是行家里手。照理，这位宣传部长完全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任。不过，张春桥心眼颇多，不像俞铭璜那般直来直去。张春桥知道这次交办的任务来头不小，牵涉颇广颇深，他宁可退居幕后指挥，向江青另荐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江、张、姚就这样开始秘密“合作”，炮制那篇揭开“文革”大幕的“宏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突然病故于成都】
就在江、张、姚秘密“合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候，柯庆施已经病重。1964年4月20日柯在上海华东医院做了手术，切除了有癌灶的那一叶肺。当时周恩来专程来上海，柯庆施做手术时在医院守候了3个小时。9月，柯庆施由卫生部副部长傅连?陪同去北戴河养病。天气渐冷，10月23日起去广州养病，逐渐复原。1965年3月，柯庆施在广州经过仔细的体检，确认手术治疗是成功的，准备回上海主持工作。
然而，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