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金文研究综述_吴婧

曾國金文研究綜述

◇ 吳　婧

摘要：曾國是文獻記載的小國，20世紀以來出土了大量曾國有銘銅器，學者對曾國銅器及金文做了大量的研究。對這些文字的研究有利於我們解決有關曾國的其他問題，本文试图对前人有關曾國金文的研究情況進行梳理，為其他研究曾國金文及其歷史的學者提供方便。

关键词：曾國；金文；考釋；特點

一　曾國青銅器的出土及分期斷代

（一）曾國青銅器的出土情况

現有曾國青銅器除傳世器外，新近出土的青銅器多以考古報告形式呈現，或見於期刊、或整理成書，具體器物情況見參考文獻及附錄。

在這些研究成果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的《曾國青銅器》［1］對曾國青銅器的介紹最為詳盡，該書以地域為線索，對曾國地域內出土的各個青銅器的形制、花紋、銘文、斷代都做了詳細的說明，每個器物都配以清晰的圖片，是筆者借鑒的主要參考資料之一。該書對器物的斷代多以器物形制和花紋為標準，對銘文只是做簡單的釋讀，並無詳細的考釋。張昌平先生著的《曾國青銅器研究》［2］也是本文借鑒的主要參考資料之一，該書從曾國青銅器的器類、器形、紋飾、銘文、鑄造工藝、器物群等幾個角度出發對曾國青銅器做了非常具體的研究，發現曾國青

 本课题为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成果。本文是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春秋金文及地域特征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A74005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寫作過程中感謝恩師羅衛東教授、趙誠先生、朱岐祥教授、石定果教授的指導。

 吳婧（1989—　），女，湖北黄冈人。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漢字學。

銅器在不同時代下的文化特徵，並對曾國的地望、歷史做了相應的論述，有相當的學術價值。兩書可謂曾國青銅器研究的集大成者，但兩書對於曾國青銅器銘文的研究略顯不夠，有待我們進一步補充。

（二）曾國青銅器的分期斷代研究

曾昭岷、李瑾［3］在對豫南鄂北的曾國做梳理時，就已對相關銅器做了具體的斷代，除與其他器物形制的比較外，該文對相關銘文還進行了相應的釋讀，並以此作為判定的標準。周永珍［4］根據出土曾國青銅器的形制對銅器的斷代有很好的論述，只是在分析時按出土地和器類進行斷代，沒有將具體器物的名稱列出，除非特別熟悉材料，否則引用起來頗為費力。此外，該文對出土地不明的器物（包括眾多傳世器）也做了斷代。劉彬徽先生［5］從曾國青銅器的形制出發，所見器物的年代都進行了斷定，其斷代的結論與《曾國青銅器》的有一些出入，後文將具體比較。楊寶成［6］根據對出土銅器的組合、器形和紋飾特徵的考察，將上起商代中期下至戰國中期的曾國青銅器分成了四段八期。與周永珍的分期一樣，楊氏的分期也是以出土地為劃分標準，沒有細化到具體器物上，需要對具體器物有所補充。張昌平先生［7］與楊寶成關於曾國銅器分期的意見不盡一致，兩者的起止時間存在差異，張氏的分期始於戰國晚期，而楊氏的分期始於有商一代。但是張氏認為有明確出土地的曾國銅器只能早到西周晚期，但曾之立國卻遠早於此。此觀點已由葉家山墓地證實。此外，郭沫若在《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8］中對個別器物的時間亦有所判斷，後文將與其他器物一起比較。

通過對有關文獻的閱讀以及對考古報告的分析並結合分期，我們對曾國青銅器的出土地點做了如下統計。

時期出土地點

西周早期隨州葉家山

西周晚期隨州熊家老灣、荊門京山檀梨樹崗、隨州萬店周家崗、隨州安居桃花坡、隨州義地崗、棗陽郭家廟

兩周之際棗陽郭家廟、荊門京山蘇家垅、河南桐柏

春秋早期隨州萬店周家崗、荊門京山蘇家垅、山東臨朐嵩山泉頭村、河南新野小西關、棗陽段營、棗陽曹門灣、棗陽太平店

此表主要參照《曾國青銅器》，具體器物斷代情況見附錄的器物表。

時期出土地點

春秋中期隨州劉家崖、隨州季氏梁、河南信陽羅山高店、隨州鰱魚嘴

春秋晚期隨州義地崗、隨州劉家崖、隨州鰱魚嘴、隨州安居汪家灣、江蘇六合程橋、隨州東方油庫、河南潢川高稻場、南陽淅川和尚嶺、襄陽梁家老墳戰國早期南陽淅川徐家嶺、四川新都馬家鄉、隨州劉家崖、隨州擂鼓墩

戰國中期隨州擂鼓墩、安徽壽縣李三孤堆

藉助數字地圖（地形圖）觀察這些地點，我們發現豫南、鄂北地區的出土地點（江蘇、安徽、四川除外），除潢川、桐柏外，其餘地點都位於南陽盆地到隨棗走廊的谷地、平原地帶，而潢川、桐柏與隨棗走廊也僅一山之隔。通過出土地的分析，我們初步推斷這些出土地都歸曾國管轄。

此外還有幾件器物各家在斷代上存在差異，在這做一個簡單的列舉，一致的器物不加以比較。

對於這些器物各家的斷代有所不同，有的相差不大，有的相隔甚遠，由於《曾國青銅器》的研究成果相對較新，筆者在斷代上暫時以此為標準，在分析完字形之後，再根據相應的字形特徵對以上器物重新離析、斷代，但是由於各器所包含的銘文不盡相同，存在得不出結論的可能性。

二　分器考釋

（一）《周王孫季怠戈》與《曾大工尹季戈》

《周王孫季怠戈》與《曾大工尹季戈》是諸家判斷存在姬姓曾國的關鍵。李學勤先生［14］認為季氏梁墓葬出土的有銘銅戈的“周王孫”及“穆侯之子西宮之孫”表明曾的確是周朝分封的同姓國，並且和周王室有較近的血緣關係。劉彬徽先生［15］也根據《周王孫季怠戈》自稱周王孫，認定其是周王族的後裔，是周王族的一支。

（二）《曾侯簠》

此器郭沫若先生［16］將其定為楚器，並命名為《叔姬簠》，認為是

曾國嫁女於黃國，“楚作器以媵之，同時復媵適江之楚女”，同時為二女作器。楊樹達先生［17］（53）則認為此器的“叔姬為女君，邛為其媵也。……器用當有專屬，不能以一器為二人之用也”，此器當為曾侯做，改其名為《曾侯簠》。曾昭岷、李瑾先生［18］雖然認同此器為曾侯所做，但認為叔姬不一定是曾國之女，而是叔姬、邛嫁往黃邦，曾侯以第三者身份做器以媵。李學勤先生［19］也認為曾侯簠是曾侯為叔姬嫁往黃國製造的媵器。我們認為此叔姬當是曾侯之女，此器為曾侯所做。

（三）《曾子義行簠》

該器的出土地點比較特殊，在江蘇六合程橋三號墓出土，屬於吳地。徐伯鴻［20］在考釋中認為此“曾子”是春秋時江漢地區的姬姓侯爵國家，是周王族的一支。而這個義行很可能就是《左傳》中記載的陳大夫儀行父，而由於曾、陳兩國關係密切，曾國公族在陳國為卿是講得過去的。徐氏將該器的時間定在春秋中晚段，屬“楚式”銅器，此墓地的性質是吳國貴族中楚裔的墓地。曹錦炎先生［21］也關注了此器，根據曾國銅器的命名情況，同樣認為“曾子”的“子”應是兒子的意思。曹先生認為該墓是羅國的墓地，曾國是春秋到戰國初湖北境內的姬姓國，因為曾國、羅國同為“漢東之國”，很可能有婚姻關係，所以曾器會在此墓中出現。

（四）《曾子伯皮鼎》

此器銘文由陳偉武先生［22］首先披露，從形制及銘文格式看，陳先生將其定為西周晚期器；而根據銹色較藍，則屬於湖北之曾的可能性也較大。陳先生認為“曾子”是曾國公族內小宗貴族的稱謂，“白（伯）”為行輩，“白（伯）皮”是私名。“曾子伯皮”即“國名+名號+行輩+私名”這種命名方式在曾國銅器銘文中習見，如“曾子伯”、“曾子伯誩”、“曾子仲”、“曾子仲宣”等。由於此器為新出之器，學者討論的內容並不多。

（五）曾侯乙諸器

1978年夏季，在湖北隨縣擂鼓墩附近發掘的曾侯乙墓，其規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