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框架下的最优环境税及其配套政策研究——基于中国数据的模拟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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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 最优环境税 配套政策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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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年均 10%左右的持续高速增长，但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经 济增长方式仍然是粗放型的。一方面，粗放型的经济增长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而另一方面，现行环境政策效率低下，无法有效控制企业和居民的污染行为，环境污染问题迟 迟得不到解决。“十五”期间我国提出的环境保护目标几乎全面落空，“十一五”期间，我国又提 出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10％的约束性指标，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实现“十一五”期 间的节能减排目标还存在巨大的压力。 “外部性”是自然环境的基本经济特征，这种特征所导 致的污染主体个人收益和成本不对称是环境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源。污染主体从污染排放过程 中获得了巨额收益，但却只承担了污染成本的很小一部分，这种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造成了 环境问题上的“公共地悲剧”。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就必须解决环境的“公共 地悲剧”问题，使微观主体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来控制排污，保护环境。 从发达国家的已有 经验来看，开征“环境税”，让污染主体承担污染成本，能很好地解决环境的“外部性”问题。 现 在，开征环境税已经成为我国解决严峻环境问题的现实选择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开征的“燃 油税”正是我国在环境税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此后，在 Pigou 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了环 境税的 “双 重 红 利 ”（Double Dividend）理 论 ，这 一 理 论分支在最优环境税问题的研究上至今仍占据着重 要的 地 位 。 Tullock（1967）、Kneese 和 Bower（1968） 和 Pearce（1991）等研究认为，征收环境税具有同时 改善环境质量和提高社会福利的作用， 亦即存在 “双重红利”。 在此基础上，双重红利者们认为，既然 征收环境税存在双重红利，就应该提高环境税的水
Bovenberg 和 Mooij （1997）进 一 步 在 内 生 增 长 框架下研究了最优环境税问题。 他们将企业污染排 放和治污投入作为生产要素引入总量生产函数中， 并同时考虑了环境质量给生产效率带来的“溢出效 应”。 Bovenberg 和 Mooij（1997）在这个分散决策的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求解了最优环境税，并研究了 环境税双重红利问题。 他们的研究发现，在同时存 在 环 境 扭 曲 和 税 收 扭 曲 的 次 优 （Second-best）经 济 中，即使将环境因素引入总量生产函数也无法推翻 Bovenberg 和 Mooij（1994）关 于 最 优 环 境 税 低 于 庇 古税的基本结论。 他们还指出，只要环境作为一种 公共消费品进入了效用函数，最优环境税就会低于 庇古税水平。 并且，在最优环境税水平上，环境税的 征收会加重税收体系的扭曲作用， 降低经济增长 率。 但是，他们也指出，当政府缺乏更直接的抽取经 济租金的办法时， 最优环境税也可能会超过庇古 税，也就是说，当缺乏对利润开征的各种显性税收 时， 环境税可能成为一种抽取经济租金的隐形手 段。 但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环境税超过了庇古税水 平，它在削减污染方面的效率也会降低。 此外，在他 们的研究中，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污染与其他 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相对容易，那么最优环境税水 平将低于庇古税水平；如果污染与其他生产要素之 间的替代较难， 那么最优环境税水平将高于庇古 税。 Bovenberg 和 Mooij（1994，1997）在增长理论的
二、文献简评
关于最优环境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Pigou （1928） 的研究，Pigou 在福利经济学方面的相关研 究 本 身 也 是 环 境 税 问 题 最 初 的 理 论 来 源 。 Pigou （1928）在 其 经 典 论 述 中 指 出 ， 环 境 污 染 问 题 的 根 源 是经济行为的外部性，而要想解决经济活动的这种 外部性，就必须把行为的各种成本“内部化”。 因此， 应对污染者征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和不存在 其他扭曲性税收的条件下，污染税的最优税率应该 等于“庇古税”，即企业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害。 然而， 庇古税规则下的这种最优环境税只是局部均衡分 析的结论， 而局部分析方法本身存在局限性。 但 Pigou 关于最优环境税的开创性探讨启发研究者们 长期关注最优税收方面的研究，他提出的庇古税也 成为最优环境税研究者们的一个共同理论基础和 确定最优环境税税率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基准。
* 本成果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经济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 ”（项目号：02JAZ790014）和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项 目 “ 经 济 增 长 的 收 入 分 配 效 应 研 究 ” （项 目 号 ：06BJL040 ）的 支 持 。
在开征环境税时采取哪些配套措施才能有效避免 环境成本上升可能给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带来的 不利影响？ 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中国环境税及其税 制设计显然有着直接的参考价值，本文尝试从内生 增长理论的角度并利用基于中国数据的模拟运算 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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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框架下的最优环境税及其配套政策研究 中国金融·财政论坛
来的研究者们在增长框架下研究环境税及其优化 问题提供了直接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Bovenberg 和 Mooij（1994）在增长 框架下对最优环境税的税率进行了研究，并质疑了 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的存在性。 他们认为，环境税 的双重红利来自于 2 个方面：“收入循环效应” （Revenue-Recycling Effect） 和 “ 税 收 交 互 效 应 ” （Tax-Interaction Effect）。 收入循环效应是指将环境 税收入用于降低劳动所得税后，劳动者的就业意愿 增加，失业率减少。 税收交互效应是指环境税导致 污染性产品的价格上涨，使得劳动所得的实际购买 力降低，当劳动供给弹性为正时，劳动供给将因此 减少。 这就隐含地说明环境税的课征如同所得税一 样会产生扭曲效应，“双重红利” 是否存在取决于 2 种效应的叠加后果。 此外，他们还指出，在已经存在 扭曲性税收的次优世界中，污染的最低税率低于庇 古 税 — — — 完 全 内 部 化 污 染 的 边 际 社 会 损 害 的 税 收 。
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开征环境税无疑将提高企业的环境成本，短期内可能给 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带来冲击。 并且，低环境成本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 来源之一，在当前我国企业面临的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都已显著上升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 环境成本势必在短期内给经济增长带来较大的压力。 而从发达国家开征环境税的实践来看， 最优环境税税率设定问题十分关键。同时，为了避免开征环境税可能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开征环境税的过程中往往采取各种配套措施。因此，在我国开征环境税之前，至少应该对如 下几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什么样的环境税是最优的环境税？最优环境税由哪些因素决定？
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研究最 优环境税及其决定因素的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和综 述；第三部分通过在总量生产函数中引入环境的外 部效应构建了一个考虑环境质量和环境税的内生 增长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分析最优环境税的理论特 征及其决定因素；第四部分在第三部分所构建的理 论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中国历史数据，得到了一个模 拟中国经济增长的“基准模型”，利用这一基准模型 对中国经济的最优环境税及其决定因素进行研究， 并预测环境税与相关配套政策的协同效应，对中国 开征环境税应该采取的配套措施进行了分析。
Gradus 和 Smulders（1993）首 先 在 增 长 理 论 的 框架下引入了环境因素并考虑了环境保护政策问 题 ， 他 们 同 时 在 标 准 的 新 古 典 经 济 增 长 模 型 、Romer （1986） 模 型 和 Lucas （1988） 模 型 中 引 入 了 环 境 因 素。 在他们构建的新模型中，污染被视为物质资本 的一种副产品，环境质量作为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 的要素进入模型，污染的治理主要通过对环保知识 的 R&D 来实现。 Gradus 和 Smulders（1993）并没有 在增长模型中直接引入环境税，但他们成功地在新 古典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中引入了环境因素，为后
Pigou 理论和双重红利论的共同问题是， 它们 都假设经济体系是完全竞争的，而在非完全竞争且 存在扭曲性税收的次优世界中，环境税的最优税率 并不一定等于庇古税，而是有所偏离。 与此同时，随 着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研究者们开始 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引入环境因素和环境税 政策，并进而探索环境税的优化问题，目前这一框 架已经发展为理论界研究最优环境税问题的主流 方法之一。
《管理世界》(月刊)
2009 年第 6 期
平，降低其他扭曲性税收的水平。 因此，他们认为最 优环境税的税率应该高于庇古税，以尽可能地发挥 环境税的作用。 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一经提 出，就引发了研究者们的巨大兴趣，西方的环境经 济学家和财政经济学家们开始为双重红利寻找实 证上的证据。 West 和 Williams（2004）对次优条件下 的最优环境税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设定 最优环境税税率的过程中，污染性商品与闲暇之间 的关系和交叉价格弹性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 第一次估计出了这一弹性，发现两者之间是相对互 补品的关系，而并非已有大多数研究所说的是替代 品的关系。 这一发现的直接结论是，在次优世界里， 最优环境税的税率必须高于污染的社会边际损 害— ——庇古税，才能对环境实现最有效保护。 同时， 他们还指出，美国的现行燃油税税率远低于最优环 境税。 Shiro Takeda（2006）利用日本数据设计了一 个多部门动态 CGE 二氧化碳税模型来研究最优环 境税，模型中碳税收入用于减少原先存在的扭曲性 税种，以保持税收收入不变。 结果发现，当环境税收 入用于替代劳动税和消费税时， 双重红利不存在； 但当环境税收入用于替代资本税时， 双重红利存 在。 因此，在实证上尚未确定最优环境税与庇古税 之间的关系。
框架下深入研究了最优环境税问题，但他们的研究 并没有涉及最优环境税如何确定的问题，亦即没有 回答经济体系中的环境税由哪些因素决定的问题。
Fullerton 和 Kim （2006） 对 已 有 的 在 经 济 增 长 框架下研究环境税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关系的 研究思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综合。 在他们的内生增 长模型中，全面考虑了公共支出、扭曲性收入税、环 境税、治污知识的作用、技术进步、污染的外部性、 环境再生、 福利和经济增长等诸多要素。 Fullerton 和 Kim（2006）从 开 征 环 境 税 对 经 济 增 长 和 社 会 福 利影响的角度研究了环境税及其优化问题，认为使 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和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环 境税是不等价的（Greiner 和 Hanusch（1998）最早从 数学上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最优环境税的税率确 定首先取决于经济体的目标设定和价值取向。 然 而，Fullerton 和 Kim（2006）同样没有进一步探讨最 优环境税的最终决定因素问题，因此也无法为环境 税实践中的税率设定问题提供必要的参考。 此外， 他们的研究还有着明显的缺陷，在利用美国数据对 模型的相关变量进行测算时，资本的收益率恒为 0， 但作者并没有给出必要的解释。
经济增长框源自文库下的最优环境税及其配套政策研究 中国金融·财政论坛
经济增长框架下的最优环境税 及其配套政策研究*
— ——基于中国数据的模拟运算
□刘凤良 吕志华
摘要：开征环境税已经成为我国环保政策的现实选择。本文通过在总量生产函数中引入 环境的外部效应构建了一个考虑环境质量和环境税的内生增长模型。在本文的模型中，最优 环境税是使均衡增长路径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环境税，最优环境税的税率由刻画实际经济体 特征的各参数内生决定。开征环境税的过程中必须使用配套政策以降低环境成本上升对经济 增长和社会福利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开征环境税的基础上，提高居民环境偏好程度或环 境边际再生能力的配套政策能同时起到改善环境质量、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 的作用；但单纯促进技术进步的配套政策不利于环境保护和长期经济增长，通过技术研发来 提高企业对污染的“利用效率”具有动态无效率性。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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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年均 10%左右的持续高速增长，但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经 济增长方式仍然是粗放型的。一方面，粗放型的经济增长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而另一方面，现行环境政策效率低下，无法有效控制企业和居民的污染行为，环境污染问题迟 迟得不到解决。“十五”期间我国提出的环境保护目标几乎全面落空，“十一五”期间，我国又提 出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10％的约束性指标，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实现“十一五”期 间的节能减排目标还存在巨大的压力。 “外部性”是自然环境的基本经济特征，这种特征所导 致的污染主体个人收益和成本不对称是环境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源。污染主体从污染排放过程 中获得了巨额收益，但却只承担了污染成本的很小一部分，这种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造成了 环境问题上的“公共地悲剧”。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就必须解决环境的“公共 地悲剧”问题，使微观主体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来控制排污，保护环境。 从发达国家的已有 经验来看，开征“环境税”，让污染主体承担污染成本，能很好地解决环境的“外部性”问题。 现 在，开征环境税已经成为我国解决严峻环境问题的现实选择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开征的“燃 油税”正是我国在环境税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此后，在 Pigou 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了环 境税的 “双 重 红 利 ”（Double Dividend）理 论 ，这 一 理 论分支在最优环境税问题的研究上至今仍占据着重 要的 地 位 。 Tullock（1967）、Kneese 和 Bower（1968） 和 Pearce（1991）等研究认为，征收环境税具有同时 改善环境质量和提高社会福利的作用， 亦即存在 “双重红利”。 在此基础上，双重红利者们认为，既然 征收环境税存在双重红利，就应该提高环境税的水
Bovenberg 和 Mooij （1997）进 一 步 在 内 生 增 长 框架下研究了最优环境税问题。 他们将企业污染排 放和治污投入作为生产要素引入总量生产函数中， 并同时考虑了环境质量给生产效率带来的“溢出效 应”。 Bovenberg 和 Mooij（1997）在这个分散决策的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求解了最优环境税，并研究了 环境税双重红利问题。 他们的研究发现，在同时存 在 环 境 扭 曲 和 税 收 扭 曲 的 次 优 （Second-best）经 济 中，即使将环境因素引入总量生产函数也无法推翻 Bovenberg 和 Mooij（1994）关 于 最 优 环 境 税 低 于 庇 古税的基本结论。 他们还指出，只要环境作为一种 公共消费品进入了效用函数，最优环境税就会低于 庇古税水平。 并且，在最优环境税水平上，环境税的 征收会加重税收体系的扭曲作用， 降低经济增长 率。 但是，他们也指出，当政府缺乏更直接的抽取经 济租金的办法时， 最优环境税也可能会超过庇古 税，也就是说，当缺乏对利润开征的各种显性税收 时， 环境税可能成为一种抽取经济租金的隐形手 段。 但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环境税超过了庇古税水 平，它在削减污染方面的效率也会降低。 此外，在他 们的研究中，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污染与其他 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相对容易，那么最优环境税水 平将低于庇古税水平；如果污染与其他生产要素之 间的替代较难， 那么最优环境税水平将高于庇古 税。 Bovenberg 和 Mooij（1994，1997）在增长理论的
二、文献简评
关于最优环境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Pigou （1928） 的研究，Pigou 在福利经济学方面的相关研 究 本 身 也 是 环 境 税 问 题 最 初 的 理 论 来 源 。 Pigou （1928）在 其 经 典 论 述 中 指 出 ， 环 境 污 染 问 题 的 根 源 是经济行为的外部性，而要想解决经济活动的这种 外部性，就必须把行为的各种成本“内部化”。 因此， 应对污染者征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和不存在 其他扭曲性税收的条件下，污染税的最优税率应该 等于“庇古税”，即企业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害。 然而， 庇古税规则下的这种最优环境税只是局部均衡分 析的结论， 而局部分析方法本身存在局限性。 但 Pigou 关于最优环境税的开创性探讨启发研究者们 长期关注最优税收方面的研究，他提出的庇古税也 成为最优环境税研究者们的一个共同理论基础和 确定最优环境税税率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基准。
* 本成果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经济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 ”（项目号：02JAZ790014）和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项 目 “ 经 济 增 长 的 收 入 分 配 效 应 研 究 ” （项 目 号 ：06BJL040 ）的 支 持 。
在开征环境税时采取哪些配套措施才能有效避免 环境成本上升可能给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带来的 不利影响？ 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中国环境税及其税 制设计显然有着直接的参考价值，本文尝试从内生 增长理论的角度并利用基于中国数据的模拟运算 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 41 -
经济增长框架下的最优环境税及其配套政策研究 中国金融·财政论坛
来的研究者们在增长框架下研究环境税及其优化 问题提供了直接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Bovenberg 和 Mooij（1994）在增长 框架下对最优环境税的税率进行了研究，并质疑了 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的存在性。 他们认为，环境税 的双重红利来自于 2 个方面：“收入循环效应” （Revenue-Recycling Effect） 和 “ 税 收 交 互 效 应 ” （Tax-Interaction Effect）。 收入循环效应是指将环境 税收入用于降低劳动所得税后，劳动者的就业意愿 增加，失业率减少。 税收交互效应是指环境税导致 污染性产品的价格上涨，使得劳动所得的实际购买 力降低，当劳动供给弹性为正时，劳动供给将因此 减少。 这就隐含地说明环境税的课征如同所得税一 样会产生扭曲效应，“双重红利” 是否存在取决于 2 种效应的叠加后果。 此外，他们还指出，在已经存在 扭曲性税收的次优世界中，污染的最低税率低于庇 古 税 — — — 完 全 内 部 化 污 染 的 边 际 社 会 损 害 的 税 收 。
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开征环境税无疑将提高企业的环境成本，短期内可能给 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带来冲击。 并且，低环境成本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 来源之一，在当前我国企业面临的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都已显著上升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 环境成本势必在短期内给经济增长带来较大的压力。 而从发达国家开征环境税的实践来看， 最优环境税税率设定问题十分关键。同时，为了避免开征环境税可能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开征环境税的过程中往往采取各种配套措施。因此，在我国开征环境税之前，至少应该对如 下几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什么样的环境税是最优的环境税？最优环境税由哪些因素决定？
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研究最 优环境税及其决定因素的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和综 述；第三部分通过在总量生产函数中引入环境的外 部效应构建了一个考虑环境质量和环境税的内生 增长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分析最优环境税的理论特 征及其决定因素；第四部分在第三部分所构建的理 论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中国历史数据，得到了一个模 拟中国经济增长的“基准模型”，利用这一基准模型 对中国经济的最优环境税及其决定因素进行研究， 并预测环境税与相关配套政策的协同效应，对中国 开征环境税应该采取的配套措施进行了分析。
Gradus 和 Smulders（1993）首 先 在 增 长 理 论 的 框架下引入了环境因素并考虑了环境保护政策问 题 ， 他 们 同 时 在 标 准 的 新 古 典 经 济 增 长 模 型 、Romer （1986） 模 型 和 Lucas （1988） 模 型 中 引 入 了 环 境 因 素。 在他们构建的新模型中，污染被视为物质资本 的一种副产品，环境质量作为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 的要素进入模型，污染的治理主要通过对环保知识 的 R&D 来实现。 Gradus 和 Smulders（1993）并没有 在增长模型中直接引入环境税，但他们成功地在新 古典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中引入了环境因素，为后
Pigou 理论和双重红利论的共同问题是， 它们 都假设经济体系是完全竞争的，而在非完全竞争且 存在扭曲性税收的次优世界中，环境税的最优税率 并不一定等于庇古税，而是有所偏离。 与此同时，随 着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研究者们开始 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引入环境因素和环境税 政策，并进而探索环境税的优化问题，目前这一框 架已经发展为理论界研究最优环境税问题的主流 方法之一。
《管理世界》(月刊)
2009 年第 6 期
平，降低其他扭曲性税收的水平。 因此，他们认为最 优环境税的税率应该高于庇古税，以尽可能地发挥 环境税的作用。 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一经提 出，就引发了研究者们的巨大兴趣，西方的环境经 济学家和财政经济学家们开始为双重红利寻找实 证上的证据。 West 和 Williams（2004）对次优条件下 的最优环境税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设定 最优环境税税率的过程中，污染性商品与闲暇之间 的关系和交叉价格弹性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 第一次估计出了这一弹性，发现两者之间是相对互 补品的关系，而并非已有大多数研究所说的是替代 品的关系。 这一发现的直接结论是，在次优世界里， 最优环境税的税率必须高于污染的社会边际损 害— ——庇古税，才能对环境实现最有效保护。 同时， 他们还指出，美国的现行燃油税税率远低于最优环 境税。 Shiro Takeda（2006）利用日本数据设计了一 个多部门动态 CGE 二氧化碳税模型来研究最优环 境税，模型中碳税收入用于减少原先存在的扭曲性 税种，以保持税收收入不变。 结果发现，当环境税收 入用于替代劳动税和消费税时， 双重红利不存在； 但当环境税收入用于替代资本税时， 双重红利存 在。 因此，在实证上尚未确定最优环境税与庇古税 之间的关系。
框架下深入研究了最优环境税问题，但他们的研究 并没有涉及最优环境税如何确定的问题，亦即没有 回答经济体系中的环境税由哪些因素决定的问题。
Fullerton 和 Kim （2006） 对 已 有 的 在 经 济 增 长 框架下研究环境税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关系的 研究思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综合。 在他们的内生增 长模型中，全面考虑了公共支出、扭曲性收入税、环 境税、治污知识的作用、技术进步、污染的外部性、 环境再生、 福利和经济增长等诸多要素。 Fullerton 和 Kim（2006）从 开 征 环 境 税 对 经 济 增 长 和 社 会 福 利影响的角度研究了环境税及其优化问题，认为使 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和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环 境税是不等价的（Greiner 和 Hanusch（1998）最早从 数学上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最优环境税的税率确 定首先取决于经济体的目标设定和价值取向。 然 而，Fullerton 和 Kim（2006）同样没有进一步探讨最 优环境税的最终决定因素问题，因此也无法为环境 税实践中的税率设定问题提供必要的参考。 此外， 他们的研究还有着明显的缺陷，在利用美国数据对 模型的相关变量进行测算时，资本的收益率恒为 0， 但作者并没有给出必要的解释。
经济增长框源自文库下的最优环境税及其配套政策研究 中国金融·财政论坛
经济增长框架下的最优环境税 及其配套政策研究*
— ——基于中国数据的模拟运算
□刘凤良 吕志华
摘要：开征环境税已经成为我国环保政策的现实选择。本文通过在总量生产函数中引入 环境的外部效应构建了一个考虑环境质量和环境税的内生增长模型。在本文的模型中，最优 环境税是使均衡增长路径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环境税，最优环境税的税率由刻画实际经济体 特征的各参数内生决定。开征环境税的过程中必须使用配套政策以降低环境成本上升对经济 增长和社会福利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开征环境税的基础上，提高居民环境偏好程度或环 境边际再生能力的配套政策能同时起到改善环境质量、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 的作用；但单纯促进技术进步的配套政策不利于环境保护和长期经济增长，通过技术研发来 提高企业对污染的“利用效率”具有动态无效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