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頠及其崇有哲学

中国哲学史作业
题目：裴頠及其崇有哲学
姓名：何镕飞
学院：初民学院
学号：2010351004
裴頠和其崇有哲学
魏晋时代，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以门阀士族当政的地主阶级专政时期，门阀士族是极少数拥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地主阶级的一个阶层。

他们对农民实行农奴式的压迫和剥削，在地主阶级内部也排斥那些寒门庶族。

到了西晋时期，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但同时地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以及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加深。

统治集团的腐朽性越来越暴露。

皇帝昏庸无能。

门阀士族不同政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斗争不断。

西晋的门选制度或者说九品中正制度，业已成为士族贵戚子弟做官的保证。

而他们做官，目的只在攫取经济利益。

他们“情愚奔于货欲之途”。

政治风气日益败坏，贪鄙、虚浮之风弥漫于社会。

当时的一些大士族都是膏田万顷，奴婢成群，过着极端奢侈腐化的生活。

但是表面上又装出一副对物质欲望十分淡薄和清高的样子，高唱“无为”、“无欲”。

在这种风气中，如果有谁要讲治道，要纠邪正，便都被讥为俗吏。

惠帝以后的西晋，更是政治大坏，危机四伏。

玄学经过魏正始年间王弼提出的“名教本于自然”和竹林时期嵇康、阮籍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两个阶段的发展后，到了西晋时期，流弊凸显。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命题以及“人性以从欲为欢”之类的观点往往被引向极端，形成歧义，致使西晋开国之后的士族子弟所谓“任达”、“纵欲”之风恶性膨胀，清谈放荡，不问政事，乃至到了“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晋书〃五行志》)的程度，已经危及士族集团统治本身的稳定，如果人们都去“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个名教社会就要崩溃了。

为了挽救名教必须先肯定名教。

于是有了裴頠的纠偏之论。

据《晋书〃裴頠传》记载，裴頠字逸民，“弘雅有远识，博学稽古”。

生于晋武帝司马炎泰始三年（公元267年）,死于晋惠帝司马衷永康元年（公元300年），终年只有34岁。

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2年），时十五岁，被晋武帝徵为太子中庶子，之后升为散骑常侍。

晋惠帝即位后，又转为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之后又兼左军将军，又升迁为侍中、尚书，仕途顺利。

裴頠与司马亮（司马懿之子，被封为汝南王）以及杨骏(晋武帝司马炎夫人杨皇后之兄)都是儿女亲家。

晋武帝司马炎在世时，曾经有传位于司马亮的意图，但由于受到杨氏外戚等人的阻挠，未能实现。

司马炎临终，留遗诏让司马亮辅政，但这封诏书又被杨骏扣留。

所以，司马炎死后，围绕着辅政问题，杨骏外戚势力与司马亮之间展开激烈斗争。

不久，杨骏被司马亮诛杀。

可是，司马炎之子，分封为楚王的司马玮又与司马亮展开了权力斗争，终于起兵杀死了司马亮。

在这接连不断的权力斗争中，裴頠始终避其锋芒，求得在权力斗争之外做—些事情。

他在杨骏辅政和专横不法的时候，做了太子少傅，专以辅导太子为务，不再过问朝政。

后来，在司马玮与司马亮争夺权力的斗争时，他又求出外镇，做了安南将军。

直等这些斗争平息之后，他才入朝，与张华，王戎等人共掌朝廷机要，做了中书令。

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为保全自己，但也有希望国家能够安定和兴盛起来的一面。

当时的王浑就说他“性不竞于物”，“安于淡退”，“有识有以见其心也”。

裴頠一生在政治上也算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在“检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余”后，頠即上言“宜改诸度量”。

（度量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旦形成不可以随便改动。

否则会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

如历史上王莽改
制就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裴頠因检得古尺短世四分有余，说“此若差违，遂失神农、岐伯之正”。

体现了裴頠的文学气质，有时候文人也许太过理想化，有些想法不适合在政治上实施。

）“以贾后不悦太子，抗表请增崇太子所生谢淑妃位号”。

“虑贾后乱政”，欲“废之而立谢淑妃”（不得）。

劝皇帝不要“溺于近情，多任后亲”，而要“慕远”，任用疏远者。

上谏应使英俊成德之才与太子游接。

文中记载的这应该都是裴頠一生中重要的政治事件。

仔细一看，他所关注的都是有关后宫与东宫的事。

也许这是在当时门阀士族时代背景下，作为一个士家大族所普遍的举动，是很正常的的现象。

但是，作为一个政治人，在政治上没能留名青史，我认为这是一种遗憾。

也许这种要求有点过分。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与个人背景下，裴頠提出了《崇有论》（现存《晋书〃裴頠传》及《资治通鉴》两个版本，二者字句有若干不同，但大多无关宏旨）。

据其他有关资料记载，他似乎还著有《贵无论》一文。

（《三国志〃魏志〃裴潜传》注引《惠帝起居注》中说：裴頠“著《崇有》、《贵无》二论，以矫虚诞之弊，文辞精富，为世名论。

”《世说新语〃文学》作“頠作二论以矫虚诞之弊，文辞精富，为世名论。

”此处或是省略“崇有贵无”四字。

又引注《晋诸公赞》说：“裴頠患时俗尚虚无之理，故著崇有二论以折之，才博喻广，学者不能究。

”《晋诸公赞》或是省略“虚无”二字。

《晋书〃裴頠传》中则说“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

”这里没有提到“贵无”。

）据《晋书〃裴頠传》所附《崇有论》记载“虚无之言，日以广衍，众家扇起，各列其说。

上及造化，下被万事，莫不贵无，所存佥同。

情以众固，乃号凡有之理皆义之埤者，薄而鄙焉。

辩论人伦及经明之业，遂易门肆。

頠用矍然，申其所怀，而攻者盈集。

或以为一时口言。

有客幸过，咸见命著文，擿列虚无不允之征。

若未能每事释正，则无家之义弗可夺也。

”这段话的说明，在裴頠作《崇有论》之前应该还作过有关崇有的文章，而使他在《崇有论》中发出这样的感慨。

而这些文章中是不是包括《贵无论》（虽然以“贵无论”为题，但是也可以是以批判贵无之说为主旨）呢？这里仅作一推测,不再作赘述。

其作崇有之论主要是为指摘时弊的，“疾世俗尚虚无之理”、“矫虚诞之弊”,以论证“名教”存在的合理性。

首先裴頠比较系统的说明了天地万物存在的状况，从而引向“有”，有社会存在就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了维护人们之间的正常关系，就必须“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劳而后飨。

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志无盈求，事无过用，乃可济乎，故大建厥极，绥理群生，训物垂范，于是乎在，斯则圣人为政之由也”。

从人民、居官者、君主三个角度叙述各自的职责,从而说明“名教”存在的必要性。

从中可以看出，裴頠的价值取向仍是传统儒家的修、齐、治、平的礼帛路线。

这也说明裴頠的《崇有论》是从维护“名教”的立场上出发的。

接下来讲主张无为的人看到社会上“厚生而失生”，就偏执一辞的认为是崇有之过，而提出贵无之说。

无为使人心平气和，但这只是无为好处的一面。

将“无为”发展到反对“有为”，“崇尚自然”发展到反对“名教”，这样对社会最终是有害的。

认为圣明的君人应该“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务，分宅百姓，各授四职”，从而使其不再产生上面所说的主张无为之类的异端思想。

这是从哲学上讲。

接下来便是有哲学理论引到具体的现实之中，说明贵无论在社会上造成的消极影响，“人情所殉，笃夫名利……是以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
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

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

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

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

虽然贵无说有如此消极的影响，但是这种贵无贱有的现象却在社会上盛行：“虚无之言，日以广衍，众家扇起，各列其说。

上及造化，下被万事，莫不贵无，所存佥同。

情以众固，乃号凡有之理皆义之埤者，薄而鄙焉。

辩论人伦及经明之业，遂易门肆。

頠用矍然，申其所怀，而攻者盈集”。

自己的崇有之说，攻者盈集，说明裴頠的崇有之说与当时的贵无论大不相同，受到很多人的攻击。

在魏晋时期，以黄老思想为骨架，而企图调和儒道的玄学代表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把逍遥齐物看成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是，当时的风尚和爱好。

正如《晋纪•总论》中记：“学者以老庄为宗，而绌六经。

”贵无，崇尚无为是当时的主流思想。

裴頠的崇有论只是当时这种思想的一个衍生品。

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

”这一方面说明裴頠有辩才，另一方面也说明裴頠的《崇有论》和当时流行的“贵无说”大不相同，受到很多人的批评。

最后一段，裴頠从哲学上阐述了其崇有的思想：“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

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

生以有为已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

”得出结论“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
从上述内容来看，裴頠是针对“越名教而任自然”在社会上所造成的不良风气而提出的崇有思想，这是一种维护名教的责任感。

裴頠哲学是以“崇名教”为根基的。

从《晋书〃裴頠传》中“申其所怀，而攻者盈集”和《世说新语〃文学》“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也可以看出，裴頠哲学在当时有一定影响。

但是我认为这种影响是十分有限的。

具体裴頠哲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有待考证。

汤一介先生说：“任何一种有影响的哲学作为一种思潮，归根结底，它一方面是现实存在着的社会生活的反应，另一方面又是为肯定或否定现实存在着的社会做理论上的论证。

”裴頠哲学亦是如此，它来源于社会，是针对社会中的某些问题而提出的，。

在中国，传统哲学也许与政治有更加密切的关系。

它往往是据现有的社会提出一个哲学体系，最终用这种哲学体系来服务于自己理想状态的那种政治。

它的效用性在现实之中，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特有的精神。

裴頠在政治生涯中的兢兢业业与其作“崇有”、维护名教的本质是同一的，都是其作为统治阶层中弘雅博学的一员，为使国家安定、兴盛，为维护其长久统治所作出的努力。

这些努力所指向的是现实中因“越名教而任自然”造成的“纵欲，清谈放荡，不问政事”有关“贵无”的一面。

也许作为一个身在几代为官的大族中，自己仕途顺利地居官者来说，要认识到或指出或是想要改变自己每天从事的政治的败坏是不容易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

但也许也正是这样他所没有意识到的或者说意识不到的政治，是西晋成为一个命运悲惨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