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生态与环境研究的历史进程梳理

人类学的生态与环境研究的历史进程梳理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试图就人类学的生态与环境研究的历史进行梳理.笔者倾向

于将20世纪80年代这个时间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个时间

之前的人类学传统的生态研究与之后的所谓环境人类学(environmentalanthropology)在理论取向、实践立场和研究方法等

众多方面都存在着布罗西斯(peterbrosius)所说的“显明的断裂”.

人类学传统的生态研究陷于“自然-文化”的两分法,其研究视野也

往往局限于某一民族或地方社区,并且持价值中立的立场.

20世纪80年代转向之后的环境人类学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上

述二元论,并且将原先“文化孤岛”上的环境议题与更大的政治、经

济和话语场景联系起来,同时带有更为强烈的政治批判性.简而言之,

环境人类学以其综合性、批判性和参与性的特点区别并且超越于人

类学传统的生态研究.

从“生态”到“环境”的变化过程说明了人类学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改变,人类学不再把所研究的对象视为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的

一员,而“环境”更能反映人类位置的实际状况.“环境”是开放

的,“生态”则在某种意义上是封闭的.这种变化明显地与近三十多

年来人类学的自我省思及全球化的加剧密切相关.

二、20世纪80年代之前人类学的生态研究

我们大致将这一时期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阵营———侧重于“自然”的研究取向和侧重于“文化”的研究取向.前者主张自然决定文化,

而后者则认为是文化形塑自然.但无论哪个阵营,都将文化分析的范

围限定在边界明确的、稳定的和自我调控的地方实体中.

(一)侧重于“自然”的研究取向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学的环境决定论主张环境对文化形成和演变具有积极作用,认为环境是文化的原因.赫斯科维茨对环境决定论的定义是“一个民族的住所环境是形成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环境决定论以德国地理学家和传播论者拉策尔(friedrichratzel)的“人类地理学”为代表,从气候、地形等环境因素来解释文化的类型和分布.

另外,英国的亨廷顿(e.huntington)和巴克尔(h.t.buckle),美国学者费克斯(j.w.fewkes)和霍姆斯(w.h.holmes)也将特定地区和民族的物质文化、技术以及宗教的形成归结为环境因素的决定.

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受到美国历史学派“环境可能论”的质疑.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ansteward)通过将生态学引入人类学的环境研究,提出了他的“文化生态学”,实际上也是重新伸张了环境决定论.斯图尔德不满环境可能论者“将环境降到纯属第二位和被动的角色”,认为文化是适应环境的工具,而环境适应的过程对不同地域的特定文化起源具有决定作用,主张研究生态环境、生物有机体与文化要素三者之间的关系.文化生态学理论首先关心的是一定区域内的特定民族如何通过某些技术和经济手段适应和生存于其所居住的环境,然后再论及文化的次级特征如亲属关系、政治制度、宗教仪式等.这种研究思路也体现在“分三步走”的文化生态学方法中:

(1)必须分析开发技术或生产技术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2)必须分析用特定技术开发特定地域所涉及的行为型式;(3)要确定在开发环境中所必需的行为型式影响文化其他方面的程度.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文化生态学中,文化与自然虽然是相互作用的,但是自然环境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

如果说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还试图通过文化概念与生态学保持距离,拉帕波特(royrappaport)的“系统生态学”或“生态人类学”则将文化概念边缘化,突出人口、生态系统、能量流动、体内平衡等概念,从而接近于生态学.譬如,他将人类狩猎捕鹿的过程与豹捕食鹿

看做是一样的,因为两者在能量流动的效果上无异.系统生态学的理

论兴趣在于研究某一生态系统中生命体与非生命物质之间的能量交换,人口对生态系统的适应,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的实现.对文化的关

心仅从其在人口适应生态系统中发挥的物质功能角度着手.拉帕波特

的《祭祖之猪》(pigsfortheancestors)因采用系统生态学的理论和

方法对新几内亚僧巴加马陵人家猪屠宰的“凯科仪式”进行分析而

广受关注.他指出这种仪式的调节功能“有助于维护现有的环境,限

制冲突的频率使其不致威胁地区人群的生存,调整人与土地的比率,

推进交易的发展,将过剩的猪以猪肉的形式在整个地区人群中分配……”拉帕波特的这种功能主义的、科学主义的、以系统均衡为

中心而忽视文化独立性的解释框架已遭到了众多人类学家的批评.

另外,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harris)的“文化唯物

主义”也同属此一阵营.哈里斯将人类文化分为基础结构、结构和上

层结构三个部分,他赋予基础结构最为重要的地位,认为它与人们的

环境适应和生存直接相关,因此决定结构和上层结构.最有名的例子

是对于印度圣牛信仰的解释.哈里斯认为人们的信仰并不仅是出于宗

教的原因,也因为牛在印度的农业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犁地、产出肥料、燃料和牛奶等.

如上所示,侧重于“自然”的研究取向将自然作为一种客观和本

质的存在,一种纯生物和物理的事实.自然提供了建筑一切人类社会

和文明形式的外在空间和材料,因此对于文化现象的解释必须诉诸其

自然基础.借鉴生态学、生物学的概念和方法,它关心一定的文化和

经济手段如何在当地人适应自然中发挥重要的功能.但是,正如谢继

昌等一些批评者指出的,这种解释也常常落入生物、生态、经济和技

术简化论的陷阱中.

(二)侧重于“文化”的研究取向

20世纪30年代美国历史学派的博厄斯(f.bo-as)、克鲁伯

(a.l.kroeber)、威斯勒(c.wissler)等持环境可能论,对环境决定论

提出质疑.他们认为环境只对文化发挥消极性、限制或选择的作用,

环境是文化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文化的直接原因还是文化,这种

环境可能论其实也就是文化决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