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宗教元素

当代文学中的宗教元素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受“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迷信”思想的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家对宗教是不蛮待见的，对文化中所含有的宗教元素也是持着批判的态度，但是当时的作家却大多数对宗教文化包有好感，所以也不乏有带有宗教色彩的文学作品出现。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作品中的宗教元素则更加常见，所以探讨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宗教元素是有必要，而且有意义的。

宗教对中国的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对中国文学影响比较深的有三个宗教，分别是佛教、基督教和道教。

佛教自从东汉传入中国以来，有着多年的历史，尤其是在经过唐代和宋代大肆宣扬佛教之后，佛教已经深入中国大众的心中了，所以佛教元素在文学作品中很常见。

基督教是是西方最有名的宗教，在清朝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也让基督教的一些思想和观念对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样也体现在了文学作品中。

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在文学作品中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一、佛教在文学中的体现
佛教自魏晋以来与中国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现代文学作品中，佛教的影子仍然清晰可见。

就像我国的文坛巨匠——鲁迅，他对佛教的评价很高，他曾对好友许寿裳深有感触的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了，这是大哲。

”①而在鲁迅的文学品中也会有着浓厚的佛学意识。

在散文诗集《野草》中，鲁迅所表现出来的“虚无”主义让人看到了他在绝望过后，就只有抱着“万物皆空”的佛家态度来面对这现实生活的一切。

鲁迅本人也说到了自己这种“虚无”观念，在一封回信中说到：“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实有，却偏要向这样的绝望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执的声音。

”②鲁迅的“虚无”观念来自于佛教哲学观的宇宙观的启示，与佛教最著名的“空”的意义大致相似。

是佛教中一种处世态度，人不需要有太多的执念和追求，因为万物皆空，当你众里寻一样东西千百度时，你还是会发现那只是自己心中的意念罢了。

就像《药》中的华小栓想要治疗恶疾，听从一种用人血做药引做成的馒头可以治病的说法，去求革命烈士要血，最后血得到，做成了馒头，却还是无法挣脱病魔的煎熬；《孙乙己》中的孙乙己，哪怕是被打断了腿也要坚持文人的气质，穷其一生却也无法得到“秀才”这样一个称号，而精神却在无止境的痛苦当中；《祝福》中的祥林嫂，平凡普通的底层劳动妇女，相信“捐门槛”之说，希望死后可以有好点的境遇，所以省吃俭用把钱攒下来去捐，但最后，谁也不知道她的努力是否有用。

佛家还讲究前世今生，轮回之说。

这样的一种观念在文学作品中也是经常可以看到，就像在《祝福》的祥林嫂“捐门槛”，因为担心在今生中的二嫁会让自己在死后被砍成两半分给两个丈夫，所以她才想到这样一个办法去避免。

在贾平凹的《白夜》中设置了“再生人”这样的一个情节：小说的主人公（夜郎）心里面尚存一点人间正气，经常会在自己熟睡之际拿着“再生人”的钥匙去开启别人
①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出版
②《鲁迅全集》第11卷，第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的门扉，大概也是从佛教的轮回观念里汲取的思路。

如果说鲁迅对佛教的偏爱是由于当时政治动乱，生命无依无托的一种深层心理的需要，那么当代作家所处的是一个新的时代，“人生之苦”早已不是社会给予人的生存的苦痛，他们承受的更多的是一种病痛之苦、精神之苦。

或许是受自身病痛的影响，当代作家史铁生的作品也常常表现出对人的肉体之苦的描写。

《来到人间》中那个患有侏儒症的小女孩儿，《命若琴弦》中奔波于大山之中的盲艺人，《原罪》中的瘫痪病人十叔，《一个谜语的几个简单猜法》中的三个癌症患者......他们无不忍受着先天或后天的病痛折磨。

贾平凹则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上对人的精神之苦作了突出的写照，如《废都》与《白夜》中的主要人物。

周敏与夜郎都是失去了精神家园的灵魂漂泊者，他们费尽心机在陌生的都市里寻找栖身之地，而自身的心灵却陷在自身与他人构成的重重围困中得不到解脱。

关于佛教与文学的关系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对佛法的称赞和对佛理的额宣扬，二是作者自己对于佛教的理解并将其渗透在文学作品中。

就像汪曾祺的《受戒》中的和尚他们既诵经，也杀猪，也与女人相好，根本不受清规戒律的束缚。

缺乏动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平静的话语亦近于无心的唠叨。

但在那些不加任何修饰、自由随意熟稔得都消失了新鲜感的词语中，却充盈着温暖的人间情怀。

这里的平淡与冷静，还有那浑然天成、自由随意的小说结构，正是汪曾祺人格境界的体现，而这种境界，只有一个摆脱了浮世的侵扰，习惯于寂寞的人方能于静观中得之。

也是佛教“禅”学超脱理的一个体现，也是作者自己认为对于佛教的态度是要“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

”，注重的是精神上的超凡脱俗，而不是拘泥于形式。

佛教的影响很深，虽然有人会将人们对于佛教的信仰看做迷信，把其当成偶像是很愚昧的做法，将其抨击得一无是处，但是我们却不可以忽视其正面的作用。

佛教的一些道义，对于真善美的引导以及给人们所作出的一些正确的价值导向对于个人的发展，乃至社会秩序的稳定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文学作品中的佛教元素不但可以让文学作品更有神秘的气息，让文学多可另一重境界，也让作品增色了不少。

就像钱钟书曾说：“唯禅宗公案偈语，句不停意，用不停机，口角灵活，远迈道士之金丹诗快。

词章家隽句，每本禅人话头。

……死灰槁木人语，可成绝妙好词。

”③而且文学中大都的是佛教中正义的和积极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基督教在文学中的体现
基督教对西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基督教的《圣经》不仅在宗教方面有着很大的研究价值，而且在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基督教的教义和《圣经》里面的一些价值理念都在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点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谈到基督教在当代文学中国文学的体现，让人最容易想起的是曹禺的《雷雨》这部作品，基督教在这部话剧中可以说是贯穿始末。

在《雷雨》的《序幕》和《尾声》中，都把场景设在了一个教会医院，而这个教会医院的前身就是演泽着人类罪性的周公馆，作者把把周朴园三十年来的家庭与社会上的罪恶，浓缩在一天的时间里来表现，但也把里面的种种罪孽和邪恶展现得很全面，妻子的背叛，儿子
③钱钟书：《谈艺录》第226页，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的乱伦以及三十年前的孽债。

而在人物的描写上也是体现了浓烈的基督教元素，周萍在堕落之后，无法承受这种沉重的罪恶感，所以她渴望得到救赎，想要从罪恶中解放出来；周朴园也没有死，因为死对一个人来说并不是最残忍的惩罚，周朴园最后失去了儿子女儿，妻子疯了，从前喜欢的人也疯了。

只留下他一个人在世间，孤独清凉、老无所依，当他看到其他老人儿女绕膝，得享天伦之时，他的心中肯定也是悔恨的，他将自己的财产全部捐给了教会，在教堂静静地听着修女念诵《圣经》，受到洗礼的灵魂在上帝的感召之下走上了救赎之路。

在基督教里，原罪和赎罪是最常见的存在。

人之所以要去赎罪是因为人生来就有原罪，希望得到救赎是神性的感召，你有作恶的欲望也要有行善的动机，上帝也是眷顾人类的，只要你诚心忏悔，就会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

就像北村的长篇小说《洗礼的河》里面的主人公——刘浪，一个医科大学生，堕落成了黑社会的头领，杀人越货、奸淫掳掠和贩毒，简直是无恶不作。

但就在生命即将耗尽在这种各种罪恶的行为中时，发生了一个奇迹，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在逃亡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传道的基督教牧师，在牧师的感化和教育之下，他洗刷了自己的心灵，虔诚地皈依了上帝。

这部不仅体现了赎罪这样一个观念上，就连故事的原型可能都收到了《圣经》故事的影响，一个坏人在生命弥留之际，来到教堂忏悔，诉说自己的罪孽，然后得到了牧师的肯定，最后反而还成为了“教父”，受到他人的崇敬。

基督教还比较的经典话题同样有“苦难”，这和佛教中的苦难相似，但也有区别。

不管是在佛教还是基督教中都把“苦难”看成人的“必修课程”，但佛教的苦难是为了让人不要去强求和执念，要接受现实，化有为无，是一种无奈之举；基督教对于“苦难”的理解可能更为深刻，认为这是救赎。

刘小枫曾对这一话题进行了而很精辟的阐述：“救赎的态度坦然承受此世的苦楚、不幸乃至屈辱，因为上帝的救恩使人分享神的生命，把人的欠然生命救护到神性的生命境界，感领到救赎之爱。

上帝的自我牺牲成全的救赎之爱，使得一切由偶在带来的苦难和不幸的承受成为出自爱的承担。

④
文学作品所体现出来的“苦难”意识在50年代以来显得尤为明显。

50年代以来，多次严酷的政治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历了种种不幸和苦难，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伤痕。

在“文革”过后，曾经流行过对“文革”时期，大家所遭受的苦难进行了控诉，小说《伤痕》的发表则是一个标志，这时候对苦难的控诉仅限在政治性的范围之类。

到80年代中期，“伤痕文学”过后，文学对于苦难的讲述方式与意义诠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苦难本身对承受主体的折磨也转化成一种生命历程。

在一些作者的笔下，我们读到了文学作品中对于苦难的感谢，如在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中，正是苦难使章永璘感受到了劳动人民的地母般的宽容与慈爱。

在王蒙一类作家的笔下，正是因为苦难使那些官员们在苦难之后获得更高的职位，因为承受苦难是他们地位上升的政治资本，所以受过苦难的官员们往往会故地重游，感谢苦难。

⑤
④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33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⑤谭桂林：《百年文学与宗教》第101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
三、道教在文学中的体现
道教作为本土的宗教，人们一直在探讨它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但考虑到各个时代的文学研究，具体情形就有明显差别。

相对而言，“中国古代文学与道家文化”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中国现代文学与道家文化”问题的研究近些年也有所拓展，而“中国当代文学与道家文化”问题的研究在八十年代以来得到了一定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均不在少数，但总体效果就不如人意。

虽然研究效果大致如此，但是道教在文学作品的体现还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在一系列的武侠小说里，道教元素尤为明显。

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在他的小说世界里,儒、道、佛等中国宗教文化传统都有体现，但更多的是关注道教，通过对爱情神话的描写，表现了对自由生命的信仰。

同儒与佛相比,道教与侠的关系似乎显得要更为密切。

这首先是因为“侠”要讲“义”,就必然也得有“情”,因为情义通常似乎不分家。

前人有言:“三教所尚,道家唱情,僧家唱性,儒家唱理。

”
像金庸的小说里，就有着很多典型的道教人物，如《射雕英雄传》中的周伯通,他虽顽性不改,但是非分明、大义更清,是响当当的一条好汉,而不是放弃一切道义原则,纯粹追求个人所谓逍遥自在的道门中人。

又如《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他是道教的一个代表人物，而且有真实的人物和背景作为依托。

还有《射雕英雄传》里的丘处机和《碧血剑》中的木桑道人等人是正宗的道门中人，更接近道教本色的。

又比如《鹿鼎记》的压台人物韦小宝。

除了他天性过于好动,赤裸裸地讲究荣华福贵,同在表面上不讲这一套的道教主张有所差异,这个人物在精神上同道教的要求十分贴近。

⑥
前文有提到贾平凹的《白夜》中有着佛教的元素，但是自《废都》以来的作品中的悲剧意识富有浓郁的道家色彩，这既是他创作的继续，又是他创作的转变。

这种转变表现在对现实悲剧性的审视视角，从社会政治层面转向历史文化层面最终转向道家。

胡河清曾撰文指出：马原作品中的混沌之气与道家文化具有内在联系，马原正是在中国古老的生命哲学中寻到了根治男性气概匮乏的良药。

在同篇文章中胡河清还认为，张炜《古船》中的人物隋抱朴的道家养气之术正是溶入现代政治的智慧。

张卫中在《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第二章中着重分析了道家精神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潜在影响，认为张炜的心理结构中蕴藏着丰富的道家精神，他本人及作品中的人物都有着道家精神影响，但与道家在对待自然等方面又有所不同。

该书还认为新写实作家池莉受到道家文化的深层影响，特别是在文化保守心理等方面认同了道家的主要价值观。

结语：中国当代文学与宗教关系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

追寻中国当代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中国当代文学和宗教文化互动影响的规律是这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中宗教元素的研究应该有新的突破，不拘泥于形式，而注重其精神价值，从整体上注意人文关怀。

⑥徐岱.论金庸小说中的信仰之维〔J〕.浙江大学学报，1999（2）第29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