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业场--历史溯源

劝业场
天津劝业场
天津劝业场牌匾天津劝业场
天津劝业场坐落在和平区和平路与滨江道相交处，是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大型建筑，建成于1928年。

最早由买办高星桥创办，大楼由法籍工程师慕乐设计，建筑面积共2.1万平方米，主体五层，转角局部七层，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清末民初的时代记忆
八十华诞劝业场，在其建成之初，便凝结了两个时代的记忆。

此话怎讲？且听简略道来。

天津劝业场的初创，离不开两个大股东。

高星桥招股筹建劝业场，每股10万元，他自认6股；另一合作伙伴，居津逊清庆亲王载振3股。

这90万元投资，将商场建到了第三层，高星桥又向银行借贷50万元，盖成了六层大楼。

别人动摇，退股，载振不为所动。

1928年，这座法租界第一大商场落成，租界当局希望就叫它“法国商场”。

自家开的商场，干嘛为“法国”忙活？一旦国人再倡抵洋排外，还得跟着吃挂落儿。

高星桥觉得此称不妥。

载振提议，冠名“劝业场”。

这一命名，对于天津劝业场的文化积淀，实在是个大贡献，是高起点的发端。

有记载讲，载振想到用这个字号，因为北京有个劝业场，载振是股东。

如此看待天津劝业场的命名，难说不是一叶障目，只见小缘由，忽略大背景。

不妨设问，北京怎么就有了一个劝业场，载振为何对“劝业场”情有独钟？
载振是清朝庆亲王奕劻的长子。

庚子之后，苦撑苦挨的清廷，奕劻是活跃的实权派。

奕劻任外务部总理大臣，又任军机大臣，还受命“总理财政处、练兵处”，大权独揽，聚敛也多。

其子载振跟着显贵，封了爵，人称“振贝子”。

1902年，载振被派为英皇加冕典礼专使，出访英法美日四国，他接触到各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情况，有所感触，记录于《英轺日记》一书中。

归国后，他愈加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成为御前大臣。

《清史稿》有这样一笔：“载振赴日本大阪观展览会，归请振兴商务，设商部，即以载振为尚书。

”还未到而立之年，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商务部长，这无疑是载振人生最具光彩的经历；而这一经历，于国于民的意义，恰恰在于“劝业”。

“劝业”一词，本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各劝其业，乐其事”，汉代人讲“百姓劝业”，“劝”的意思是努力从事，与汉语“劝学”“劝农”之“劝”不尽相同，后者为鼓励，“劝农”即鼓励农耕。

近代日本，维新强国，政府设劝业寮，金融有劝业银行，展销有劝业博览会——他们创造性地运用“劝业”一词，将汉语“劝业”和“劝农”及“劝工”等词义相融合。

当年，落后挨打的中国，学西方也学东洋，含着新意的“劝业”，便带着时代气息，从日本折返华夏。

天津档案馆藏有《津海关道唐绍仪为日本大阪市开设第五次劝业博览会等事札当海关税务司好博逊》，讲的就是1903年大阪劝业博览会。

这次劝业博览会吸引许多中国人渡海往观，载振也去了大阪。

载振乘兴而归，回国后建议振兴商务。

多年从事洋务经营的盛宣怀，前一年提过建议，被搁置，这回有了着落。

商部设立了，载振任尚书。

1906年清朝改革官制，“改商部为农工商部，仍以载振为尚书”。

此时，这位农工商部部长，也才年仅三十。

农工商部更是旨在“劝业”的部门——后来，清政府决定在各省任命劝业道，掌管各省的农工商事务。

当然，这已与载振没什么关系。

他因歌妓杨翠喜丑闻，做农工商部尚书仅一年，便辞官去职。

与载振有关的，是清政府于1905年在北京设立劝工陈列所，附设劝业场。

此前，1902年张之洞在武汉创办两湖劝业场；此后，1907年，袁世凯在津建成劝业会场，地址是今中山公园。

它们都属于会展形式的商场。

可以讲，那是一个大江南北呼唤“劝业”的年代。

这以后出现的劝业场，更接近一般意义上的商场，如1909年成都劝业场，1917年上海劝业场，1927年济南劝业场。

清末民初，延续两个时代的中国的劝业运动，1928年在天津做了一个总结。

“劝业场”，不仅仅是庆王载振的人生追忆。

“天津劝业场”，华世奎书匾。

这位前朝遗老书法家，辛亥年时在奕劻内阁任要职，曾书写宣统皇帝退位诏书。

与载振，是父子两辈的交情；对于晚清“劝业”新政，也应该是个见证者。

北京劝业场
北京劝业场建于1905年，在当时算是高楼大厦了，是京城第一幢大型综合性商业建筑。

地上三层，地下一层，钢筋混凝土砖石结构，内部纵深方向设三个大厅，四周为三层回廊，设开敞式商店，内装饰豪华。

临街立面为巴洛克式，大门入口处作西洋柱式门罩，二楼和三楼用壁柱、窗套和阳台装饰立面，檐上作女儿墙。

1905年，清政府的商部创建、设立“京师劝工陈列所”，以展览各地工业品为主，同时附设劝业场，销售部分商品。

到了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陈列所不幸遭火灾，遂移至广安门内大街路北，新建一座三层楼房为该所馆址。

1912年，到了民国，北京政府工商部将它改为商品陈列所。

1928年，又改名为工商部国货陈列馆，馆址迁至前门箭楼之上，展出各商号的商品，兼有销售。

正式叫劝业场是在1936年以后，当时的政府把它划归了北平市政府，称北平市国货陈列馆，改名为北京劝业场。

意思是“劝人勉力，振兴实业，提倡国货。

”规定私人可以在此租地设摊，只许卖国货，不许卖洋货。

成都商业场
的修建时间，就花了十多个月，开销的白银达四百万两之巨。

劝业场一开张，就成为成都周边地区最大的一个大商场旺铺。

整个商场建筑为砖木结构中西式楼房。

全长近百丈，分前场、后场，场中间辟有东西支路，街面不宽，紧凑得很。

倘若是这边商铺在讨价，对门子的店里边都听得清清楚楚。

前场口南向总府街，后场口北向华兴街，前后的两个场口均辟有舆马场地，专备游人停驻车马。

济南劝业场
布匹、文化用品、儿童玩具、中西成药、医疗器械以及餐饮、住宿、照相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商场。

历史
劝业场原是清朝官府官办的工艺局。

作为清末的“新政”之一，工艺局以教代养、教养兼施，其目的是为了收容无业游民，进而维护封建政府的统治。

起源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北京首先设立了工艺局，次年在山东主政的袁世凯也效仿北京，相继在山东成立了工艺局。

工艺局除译书外，一般还经营金作、木作、丝作及绣活等。

到民国初年，工艺局的产品已经有了比较新式的木器，譬如支架周围雕花、中间镶着镜子的高大穿衣镜，当中有镜子、两边各有小抽屉而下边是橱子的梳妆台，带有抽屉的桌面与两个小橱插拼而成的写字台，以及摇椅等。

此外，还有仿苏绣的绣花镜心和踏脚的小型地毯等等。

不久，工艺局又改为工艺传习所。

工艺传习所实际上只是官办的手工工场，它以倡导实业、传习工艺为宗旨，内设铜铁、毛毯、绣花、织布、木器、洋车六厂，工徒达2000余人，成为一处重要的手工业基地。

为商场的劝业场，那时占地14448平方米。

1931年韩复榘统治时期，举国上下抵制洋货，买卖国货，故而劝业场又于1934年1月12日改名为“国货商场”。

“国货商场”规定场内不准贩卖外国商品，商人一律出售国货。

这时的商场以批发为主，兼顾零售百货、文具、土特产杂品。

武汉劝业场
津沽劝业场，以其“海纳百川”的经营理念，甫一开业，即融购物、娱乐、休闲于一体，大受欢迎。

不仅繁荣了市场、促进了消费，还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培养出诸多戏曲、曲艺界的大师和金石、书画界的名家。

久居杭州，已寿高93岁的京剧老艺术家宋宝罗，便是其中的一位。

熟悉宋老的人都知道，他有三绝：京剧、书画、篆刻，样样精通。

说起来，他的艺术经历，还与劝业场息息相关。

宋宝罗生平
宋宝罗，号季生，1916年出生于京城梨园世家，父亲宋永珍艺名“毛毛旦”，是久负盛名的梆子刀马、花旦演员；母亲宋凤云，是京剧史上第一位女丑。

在如此艺术氛围浓郁的家庭中成长，宋宝罗学戏是必然的。

他天资聪颖，学戏极快，老生、老旦、花脸甚至青衣戏，无所不精。

宝罗7岁登台即获“平剧神童”美誉，9岁时父亲就为他和哥哥们建立班社，由他挂头牌巡演于京、津、冀、鲁、豫、晋各地，走到哪里红到哪里。

他10岁那年巡演至天津劝业场天华景戏院，打炮戏《定军山》，赢得津门观众如潮好评，过几天贴花脸戏《草桥关》，由于给他勾脸的化妆人员没有油彩，使用了黑锅烟，结果致使他右眼中毒，先是红肿，后来竟完全失明。

这场飞来横祸使全家人焦急万分，急返京延医求治，经一年多治疗，眼病才略有好转。

休养期间，他经故宫博物院理事、著名画家马湛汀引领，对书画产生浓厚兴趣，后又有缘结识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徐燕荪、李苦禅、陈半丁等诸多画界方家，最终拜于非闇为师，专习工笔花鸟及篆刻。

1935年，宋宝罗之母宋凤云领衔到津门北洋戏院演出，宝罗跟随前来，又有幸经友人介绍加入天津美专松声画社学画。

松声社社长赵松声为津门名流，交际广阔，见宝罗痴迷作画与治印，又刻苦勤奋有天赋，对他极为喜爱，逢艺术活动就将他带在身边。

由此，宝罗拜识了许多名家，如前清遗老、太子少保、钟鼎文专家金锡侯，溥仪的老师、书法家陈宝琛，国民党元老、草书名家于右任，南开大学第一任校长张伯苓等。

这些前辈名家经常派家里的小伙计将印石送到宝罗这里请他治印，久而久之，宝罗在篆刻方面声名鹊起。

后经这些名流安排和介绍，他开始在劝业场二楼南侧的梦花室协记湖笔南纸局正式挂牌治印，老先生们喜爱宝罗，还为他订下较高的润格：每个字大洋一块，字过大、过小都要加费，边款每五字按一字计算，而且还规定仿样不刻、劣石不刻。

经这些名家的介绍和推广，宋宝罗名声越来越大，还有人给他送来“刻字大王”牌匾。

宝罗每月至少治印二十至三十方，收入颇丰。

他刻字讲究品德，凡名画家、名演员、社会名流要刻的，一律免费，有时连石头也奉送。

当时的名流、政要，如“四大家族”之一的孔
祥熙，民初总统、书画家徐世昌，大书法家华世奎，京剧名旦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电影界名演员王元龙的哥哥王伯龙等，均曾找他治过印。

宋宝罗曾把他为诸多名流所刻的印钤在印谱上留念，众名家纷纷题词。

徐世昌题的是“铁划银钩”，金锡侯题写“直追秦汉”，张伯苓则为印谱作序，序云：吾友宋宝罗季生氏，天赋奇才，于艺术无所不能，书画之外，尤精刻石，运刀成风，一丝不走，堪与郢匠同其技，每一作品告成，见者无不叫绝……
宋宝罗在津治印两年多，“七七事变”后，他视力恢复，重返舞台，解放后在杭州参加国营剧团。

极具戏剧性的是，“文革”期间，杭州造反派赴津调查“四开人物”(即军阀、敌伪、国民党、解放后四个时代宋在舞台上都很红，吃得开)和“漏网右派”宋宝罗“罪证”，还曾在已改称“人民商场”的劝业场仓库找到他当年挂牌治印的“刻字大王”招牌及印谱，见证了他在津门金石生涯的辉煌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