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传统_两次革命论现代科学的渊源与李约瑟问题_121009776

《科学文化评论》第6卷第2期（2009）:5-255科技中国

一个传统，两次革命

论现代科学的渊源与李约瑟问题

陈方正

“李约瑟问题”大家耳熟能详，至于现代科学，则一般认为发源于文艺复兴。我把这两个题目合起来讨论，是因为它们关系密切，而且要做一点翻案文章。我要说明的是两点。首先，“李约瑟问题”其实不是问题，不是寻求解答的疑问(question)，而是一个论题(thesis)，一套观点。所以我们并不需要为这所谓问题寻求答案，而是应该考究“李约瑟论题”的内涵和根据。其次，现代科学的起点没有疑问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哥白尼(Copernicus)，但他背后究竟有些什么人物、思想和传统在起作用，却是大问题，是需要仔细考究的。况且，以上两点并非孤立，而是紧密相关，因为李约瑟论题的一个中心观点就是现代科学起源于文艺复兴。因此这两个问题合并讨论是再适当没有了。

一从徐光启到竺可桢和李约瑟

我们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这是在整整四百年前，从耶稣会教士来华开始的。1607年，徐光启根据利玛窦的口述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因此对西方科学有了认识，对它的高妙也深感拜服。他向利玛窦请教中西科学差距的原因，得到的答复是：“西士之精于历，无它谬巧也，千百为辈，传习讲求者三千年。其青于蓝而寒于水者，时时有之，以故言理弥微亦弥著，立法弥详亦弥简”，因此又发感叹：“以彼千百为辈，传习讲求者三千年；吾且越百载一人焉。或二三百载一人焉。此其间何工拙可较论哉”。①也就是说，他意识到，原因在于，中西方的科学传统太不一样了。可惜，在他以后虽然有许多士大夫深受“西学”影响，但他作者简介：陈方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前所长。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名

誉研究员。

①《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上册《简平仪说序》，页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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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似乎都没有再想到，更不用说探讨这个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再次为这问题所触动，已经是三百多年之后的五四运动前夕。那时留学生任鸿隽和一班朋友创办“中国科学社”，1915年1月他们所办的《科学》杂志出版创刊号，他所发表的文章就是《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这以后三十年里面，梁启超、蒋方震、王琎、冯友兰、竺可桢等著名知识分子发表了许多类似的文章，他们都认为“中国古代无科学”，原因在于封建制度、儒家思想、农业社会等等阻碍了它的发展。这是国人对科学落后问题认识的第二阶段。①

到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期间，这问题的讨论出现了大转折。那时浙江大学迁到了贵州湄潭。1944年10月竺可桢校长主持“中国科学社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会上来了一位身材魁梧的英国人发表谈话，这就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他讲了两点：第一，批驳“泰西与中国学人”的“中国自来无科学”观点，认为“古代之中国哲学颇合科学之理解，而后世继续发扬之技术上发明与创获亦予举世文化以深切有力之影响。问题之症结乃为现代实验科学与科学之理论体系，何以发生于西方而不于中国也”；第二，宣称要解决这问题的话，“当于坚实物质因素中求答……中国之经济制度，迥不同于欧洲……大商人之未尝产生，此科学之所以不发达也”。②李约瑟当时已经是极有名望的生物化学家，也是皇家学会院士，因此这宣言绝非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一方面吸收了三四十年代左翼科学史家黑森(Boris Hessen)和齐尔塞尔(Edgar Zilsel)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在中国留学生鲁桂珍影响下研究和思索的结果。事实上，它就是日后“李约瑟论题”的滥觞。这时他立志撰写“有关中国文化区之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系统、客观与权威性著作”已经六年，但还没有证据支持他的激进看法。③

李约瑟在中国的三年(1943－46)主要用于旅行、考察、搜集资料、和学者交往，直到1948年回到剑桥大学之后，才得以专心著述，在鲁桂珍、王铃等中国学者协助

①有关此问题的历史见范岱年：《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载《二十一世纪》第44期（香港，1997年12月），页18－29，此文章经收入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页625－643。

②李约瑟的讲题是《中国科学史与西方之比较观察》，引文见其《中国之科学与文化》，《科学》28卷1期（1945），54－55，转引自前引范岱年的《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上述演讲翌日“中国科学社”在湄潭文庙召开年会，李约瑟亦与会。以上记载见《竺可桢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90）第2册，页789－790。

③黑森为苏联物理学家，于1931年世界科学史大会上论证牛顿的发现具有社会及经济根源，是为“黑森论题”；齐尔塞尔为维也纳学派中之左翼，后移民美国，四十年代发表《科学的社会学根源》，两者皆对李约瑟产生重大影响。鲁桂珍对李约瑟学习中文和写作中国科技史的影响见Simon Winchester,The Man Who Loved China(New York:Harper2008),pp.61－66；李约瑟立志写作的自述见Josoph Needham,The Grand Titration: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London:Allen&Unwin1969),p.190。

下逐步完成大业。湄潭会议之后十年，《中国科学技术史》首卷面世；再过十年，这巨著有四册出版，李约瑟在中国科学史的地位就此建立起来。这样，“中国自来无科学”的观点不攻自破，最少是为人遗忘，国人对传统科学的看法也进入第三阶段。在随后的三十年里面，《科技史》不断出版，总数达到二十多册，它们基本上是具体科

技发明的历史论述和实证研究，至于

《大滴定》和《书吏与工匠》则是他发挥科学史观点的论文集。①以下就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思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二中国科学长期优胜论

李约瑟的基本观念是“中国科技长期优胜论”。培根(Francis Bacon)曾说：“我们应当注意各种发明的力量、效果和影响，这就古人所未知的印刷、火药和罗盘等

三项而言，是再也显著不过。因为这三者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状况。”②这话可能对

李约瑟有极大启发：它不就等于说中国的发明改变了世界吗？事实上，倘若将李约瑟一生工作的意义归结为：尽量扩充、证实培根这句话，并且在“各种发明”之前加上

“中国”二字，那是很适当的。那么，他的毕生研究得到了什么具体结果呢？我们无法在这里讨论他巨著的内容，只能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例如，他曾经花大力气重构宋代苏颂的大水钟，把其中部件考究清楚，然后论证它里面那个调节轮子转速的擒纵齿轮就是欧洲发明机械钟（即用发条作为动力的钟）的关键。又例如中国历代的“水排”即水车可以反过来用作以水力推动风箱的机器，但这需要齿轮和传动杆，以将水轮的旋转运动转变成来回运动；他又论证，这发明最后对于西方蒸汽机的出现有间接贡献。诸如此类

的例子很多，像中国首先发明的独轮车、

平衡船尾舵、高效率马缰束缚系统等技术的影响和重要性他都有详细论述。

③然而，即使《科技史》中所详细研究、论证的无数发明的确曾经改变世界，它们①李约瑟的巨著共7卷，每卷又包括若干分册，在李约瑟1995年去世时共出版23册，至今出版将近30册，但尚未出版完毕。见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2004,publication in progress)；此书以下简称SCC 。他的论文集分别见前引Needham,Grand Titration 以及Joseph Needham,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Lectures and Addresses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②Francis Bacon,The New Organon and Related Writings,Book I Aphorism 129，作者译文。

③苏颂水钟和欧洲机械钟的关系见Joseph Needham,Wang Ling and Derek J.de Solla Price,Heavenly Clockwork:The Great Astronomical Clocks of Mediev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并见Clerks and Craftsmen ,Ch.11；有关水排与蒸汽机见SCC Vol.4,Pt.II,pp.330－356；Clerks and Craftsmen pp.117－202。有关独轮车、缰绳束缚系统与尾舵三者分别见SCC Vol.4,Pt.2,pp.258－281,pp.304－330；以及SCC,Vol.4,Pt.3,pp.627－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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