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公正现状初探

当代中国社会公正现状初探

[摘要]社会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当前对我国社会公正的现状进行探析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客观地探析我国社会公正的现状，一方面要看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我国当前社会公正存在的不足，并认真分析原因，这样才能对我国社会公正的现状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标签：社会公正；贫富差距；社会再分配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具有时代性、战略性的重大决策。任何一项伟大的决策，都深深地植根于所处的历史时期。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是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多发期，能否成功地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直接关系改革的成败。我们党适时的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为新时期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社会公正作为和谐社会的一块重要基石，直接关系着和谐社会的成功构建。目前对我国社会公正的现状进行探析，具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公正方面取得的成就

第一，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摒弃了以贫穷为基础的庸俗的社会公正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公正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基础，“只要与生产方式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建国以后，我们不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一味地追求平均主义的社会公正，结果是人民物质生活极端贫乏，生存和发展陷入危机。邓小平对建立在贫穷基础上的庸俗的社会公正观进行了批判，他说：“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物质财富得到极大的丰富。目前，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从1979年到2002年，中国国民总收入增加3．75倍，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9．3％。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000美元，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展现，人们感觉到社会愈加殷实、公正。

第二，社会流动由半封闭、半停滞状态转向开放有序，机会日渐平等

科学有序的社会流动使人们社会地位由先赋性向自制性转变，在社会生活中获得更多的生存和发展机会，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机会的平等和社会的公正有更多的感知和体验。改革开放以前，严格的户籍制度，使社会成员的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关系等“先赋性的因素”，成为决定人们的居住地点、社会职业、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结果阻碍了社会的正常流动，社会失去了向上发展的动力，社会公正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改善了社会流动的环境，激活了流动机制。先赋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日趋减弱，自制性因素成为社会

流动的主要规则。现在，很多农民都进城打工，寻求发展生机。据权威部门统计，在第二产业的就业者中农业户口的劳动力占57．6％，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业中占，52．6％，加工制造业中占68．2％，建筑业中占79.8％。通过社会流动，人们通过自己努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很多生存与发展的机会，机会平等的理念和准则日渐成为人们的一种行为取向。

第三，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由“平均主义分配，，转向“按贡献分配”，分配日渐公正

社会公正的关键就是其分配公正，对现有的社会财富和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最能体现社会公正的兑现程度。马克思认为科学的分配方式是，“每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分配公正的要义在于“贡献”与“所得”相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普遍实行的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十分不公正，它其实是一种剥削方式，是贡献较少者，能力较弱者，对贡献较大者，能力较强者的在分配方面的剥削。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按贡献分配，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分配方式逐渐健全完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种分配方式充分肯定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激发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整个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二、我国目前在社会公正方面存在的不足

第一，贫富差距扩大化

我国基尼系数1981年只有0．281，2002年攀升为0·45，严重超过国际警戒线。1997年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户的4．22倍，而到了2002年，已经扩大到5·78倍。城乡人均收入的倍数比率，1995年为2.8，2004年上升到3．2，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东部地区的城市居民的收入明显高于中西部城市居民收入，2005年上海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3250元，而贵州省仅为5944元，两者相差1．27倍。贫富差距的逐步扩大，使人们对当前社会公正产生了质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产生冲突，各种不稳定的因素随之增加，部分收入者以及享受不到国民待遇的农民工，产生了“仇富”心理，“艾绪强案件”似乎更能说明这种潜在的危机，以及社会公正面临的严重挑战。

第二，腐败问题严重化

近年来腐败的态势越演越烈，成为当今影响社会公正的一大瓶颈。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通过卖官，收受10个下属地区处级以上干部265人的钱物和人民币2385万元。这种罪恶的腐败行径是对我国用人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最大亵渎。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非法批地，给国家造成了1亿元的损失。现在很多政府官员，滥用人民给予的权力，破坏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原则，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的损失，形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腐败像一颗毒瘤，破坏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严重损害了机会公正、程序公正、

司法公正、权利公正。一边是处于生存和发展危机中的社会弱势群体，一边是“寻租”暴富的部分社会官员，社会显得很不和谐。一旦人民对我们党和我们的社会丧失信心，社会就会陷入深刻的危机中。

第三，社会再分配力度弱示化

改革开放27年来，人均GDP翻了两番多，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然而，社会再分配的力度较弱，我国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群众收入水平很低，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据统计，截至2004年，我国有2610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668元，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还有4977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924元，属于相对贫困。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推进，我国每年还要出现数百万的失地农民。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企改革与结构调整，下岗职工约3000万人，包括困难下岗失业人员在内的城市低保对象约2200万人。此外，一亿多进城农民工的基本权利维护和社会保障问题迫切需要寻求解决之道。很长一段时间，国家在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比例比较小。我国在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只有3％，公共教育支出占2．9％卫生保健的公共支出2％。目前，加大社会再分配的力度，解决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成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核心问题。

三、我国在社会公正方面存在不足的原因探析

第一，国情之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但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而且发展极不平衡，因此，还不能照顾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分配方面难免会有一些不公。此外，我国目前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重要的转型期。社会转型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价值观，从社会结构到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转型是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的一种重新分配，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地调动了人们追求利欲的热情，同时也为重新分配社会所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提供了机会。那些在竞争中处于优势的人，在社会利益重组过程中处于有利的地位，成为财富新贵，而那些处于劣势的人处境十分艰难。市场经济的本性是公平竞争、优胜劣汰，那些不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利用不法手段巧取豪夺和以权谋私的暴富者，对那些处于劣势中的人无疑是不仁不义，不符合公平公正和正义的精神。

第二，制度与体制之因

建国以来，我国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在就业、医疗、教育、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了城市居民更多的福利待遇，农村居民的迁移也受到严格的户籍、供应制度的限制。改革开放以来，这些歧视性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此外，我国现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计划与市场之间还存在着摩擦。市场在其准入、竞争、资源配置等方面没有实现其应有的公平，条块分割、地方保护、行业垄断、权钱交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