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与现代战争

《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古代军事名著，是东方兵学理论的代表作。《孙子兵法》诞生2500多年来，以其深刻的哲理性和思辨性对东方兵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二战以后爆发的一百多场局部战争中，尤其在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在一手挥舞高技术兵器的同时，一手又祭起《孙子兵法》这一古老的战争法宝。战后所爆发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东西方两种兵学文化的实际较量，较量的结果，迫使西方国家的军事家不得不重新审视东方的兵学文化，并把自己军事目光的焦距对准了中国的《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重战与慎战相统一的战争观启发现代战争思维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孙子兵法》从揭示战争中“利”和“害”的矛盾运动规律出发来确立自已对战争的根本态度，从而决定其军事思想中功利主义的主导倾向。孙子正是用功利主义这把价值尺度考察春秋末期的战争，提出了重战与慎战相统一的战争观。《孙子兵法》所产生的春秋时期，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激烈的社会变革反映到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表现为频繁的战争。仅举鲁史《春秋》记载，在242年里，就发生过483次大的战争。在战争的旋涡中，大国胜败无常，小国安危不定，局势错综复杂。孙子从当时朝盟夕散、不宣而战的社会现实中认识到，战争只能暂时平息而不会从此废止。因此，他开宗明义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提醒人们要重视战争、研究战争和准备战争。

当前，冷战已成为历史陈迹。两极战略格局的解体，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世界基本矛盾出现新的力量组合，逐步形成与孙子时代相似的“多极”战略格局。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在这种形势下，孙子的重战和慎战思想，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为人们认识多极形势下的军事斗争，驾驭局部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孙子兵法》对西方现代军事思想的影响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情地暴露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术的缺陷和弱点，推动西方军事家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的军事理论研究相对来说很活跃，出现了像鲁登道夫、哈特和富勒这样一些出色的人才。他们试图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那种火力决定一切的战场模式，从历史的教训中谋求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军事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西方军事理论工作者进行上述探索的实验场，尤其是二战以后几场局部战争，使西方国家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开始对资产阶级军事理论进行总结和反思。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柯林斯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战争双方“皆无现实目标的盲目作战，不久就沦为一场毫无意义的、僵持不下的、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的浩劫”。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上再没有任何战争能像这次大战这样清楚地说明战略思想典型地落后于技术了。”为了改变军事理论的这种落后状况，他认真地研究《孙子兵法》，惊奇地发现：“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一时期，东西方战略观念出现融合互补趋势，《孙子兵法》对西方军事理论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总体上看，高新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广泛运用，使现代作战样式凸显出许多新的特点。但不管样式、形态如何变化，战争必然沿着战争基本规律的轨道向前推进。从这个意义上看，《孙子兵法》所总结和揭示的战争普遍规律和基本的战略战术原则，具有超越时代的思想性和创造精神，仍然对现代战争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孙子兵法》日益成为世界军事家、政治家和企业家竞争制胜的宝典。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学习《孙子兵法》的兴趣也愈来愈烈。然而，不少人多注重于摘章引句的学习，有的人以为，只要记住孙子的一些名言警句，就掌握了《孙子兵法》。殊不知，《孙子兵法》是一座完整的军事艺术宝库，各篇之间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只有全面了解孙子的思想体系，才可能读懂《孙子兵法》。日本兵学家曾经评价说：《孙子兵法》“自《始计》迄修功，

未尝不先知。见所以《用间》于篇末，三军所恃而动也。然仍《始计》、《用间》二篇，知彼知己知天知地之纲领，师旅之事，件件不可不知矣……通篇自有率然之势”。这里所说的“率然”，即恒山之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喻指《孙子兵法》思想内容贯通一气，前后互相呼应，全书浑然一体。诚如其言，从全书结构上来看，从《始计》到《用间》依次论述了战略运筹、战争准备、战争计划、作战指挥、特殊战法、战略侦察等方面的问题，层层递进，纵向揭示出战争各个主要阶段的基本原则。从文字表述上来看，某些重要观点不仅在某一篇中集中阐述，且在其他篇中加以丰富和完善。如“知胜”思想，孙子首先在《始计》中以“庙算”之说，强调先知而后行的观点；然后在《谋攻》又写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名言；接着又在《地形》进一步阐发“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的观点；最后在《用间》中再次重申“先知”思想，并特别强调对敌情的预先了解，不能依靠鬼神暗示或巫师猜度，只能依靠各种间谍，即能够掌握第一手情报的人。又如“慎战”思想，孙子开篇即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精辟地阐明了慎重对待战争问题的思想。《火攻》中进一步指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等一系列警言加重强调这一思想。此外，“全胜”、“诡道”等思想都贯穿于各篇，必须综合各篇有关言论方能知其主旨，得其神韵。

信息化战争中，影响战争进程的因素更为复杂，战场情况变化更为迅速，双方斗智斗勇的军事技术平台更高，指挥员若没有满腹韬略则难以夺得战争的主动权。毋庸置疑，只有系统掌握孙子的思想体系，才能增强我们的谋略运筹能力，提高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本领。

以伊拉克战争为例，可以说美国人仍然是用《孙子兵法》中的理论，指导并赢得了这场现代化战争。提出“震慑”战略的美国国防大学教官哈伦·厄尔曼承认，他的这一理论就来源于2500年前中国伟大的军事家孙子。他说：“孙子对战前、战时及结束战斗时取得‘震慑’效果的极端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孙子的“震慑”“主要是通过巧妙（如果不是超凡）地运用武力而获得的。”厄尔曼的战略震慑理论，被美英联军自始至终地运用于伊拉克战争中，收到了瓦解伊拉克军心士气的奇效。在最近一轮（2003年）的美国发动的第2次海湾战争中，孙子兵法也得到了用武之地。在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孙子兵法的“以正合，以奇胜”也是战胜的主导思想。以上事例都可以充分证明这部思想上高度概括的兵书给现代人以启迪和指导，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良药”。

长期以来，中国的传统兵学,主流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权谋”文化。当我们沉浸于谋略大国、“足智多谋”的时候，现代谋略已进入工程化、商品化、产业化的时代。在西方社会的智囊团、思想库为发展军备、打赢战争乃至为国家内政外交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候。我们的军事决策乃至战争决策还没有充分利用咨询机构,特别是民间咨询机构的智慧。当我们面临纷纭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研究对策，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进行信息化建设、抓紧军事斗准备时,常常需要能参善谋的高级智囊，如何发挥《孙子兵法》的谋略特质，更好地服务于现代战争，任重而道远。

“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合法。”这启示我们，再好的兵法，如果只会照抄照搬，不结合实际思考和运用，那只能是纸上谈兵，不仅无用反而有害。要很好地继承优秀军事文化遗产，关键是要结合现代战争特点创造性地加以应用，才能找到发展与创新的支点，让世界军事名著焕发新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