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_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

第十二章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
一、重庆定为陪都
淞沪抗战失利后，日军进逼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从南京西迁重庆。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主席林森①随即率国民政府主要办事机构人员到达重庆，１２月１日，正式在重庆办公。

从此重庆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首都。

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市区扩大，人口由２０多万增加到５０万人，重庆逐渐成为大后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

重庆在１９２９年２月１５日已经建市，不过当时还是省辖的普通城市。

１９３９年５月５日，国民政府决定重庆升格为行政院直属的特别市。

１９４０年９月６日，国民政府明确规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②。

当时的市区范围，东至大兴场，南至南泉、渔洞，西至歌乐山、中梁山，北至嘉陵江边的渡溪沟③。

此外，还把歌乐山以北至巴县青木关、歇马场及北碚一带划为迁建区。

１９４６年５月５日，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但重庆作为国民政府陪都的重要地位依然存在。

直到１９４９年南京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被推翻，重庆作为国民政府陪都的历史才宣告结束。

①林森（１８６７年～１９４３年），国民政府主席。

１９４３年５月因车祸受伤，８月１日逝世。

②陪都，是一国首都以外另建的都城，地位仅次于首都。

③渡溪沟，在磁器口以北、井口以南处。

二、抗战时期的重庆经济
沿海工厂的内迁和重庆工业的发展
抗战前，重庆虽然已是长江上游的重要经济中心，但经济的发展水平却远远落后于沿海城市。

１９３７年，上海民族资本经营的工业有１２００多家，技术、设备都较先进，产量也较大，而重庆不过只有机器工厂六七十家，仅占全国工厂总数的１．７％，不仅规模小，而且生产手段落后。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沿海城市的纷纷沦陷，大批工厂从沿海和省外其他城市迁入重庆，成为战时重庆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１９３７年秋至１９４０年６月，迁入四川的民营企业２５４家，其中迁入重庆的厂矿为２２５家，占迁入四川厂矿总数的９０％，包括机械、矿业、化工、电器、纺织等工业。

同时迁入重庆的还有近万名技术工人。

从长江的唐家沱至大渡口，沿着嘉陵江北至磁器口、童家桥，由川黔公路南至綦江，布满了大大小小４００多家工厂。

以重庆城为中心，由合川、长寿、江津等地，构成了我国抗战时期的“金三角”。

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工业区中，重庆是大后方惟一的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区，集中了我国抗战时工业经济的命脉。

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工业中，军工、机械、煤炭等行业占有重要地位。

抗战开始后，国防部兵工署所管的７个兵工厂陆续迁入重庆，重庆和太原成为全国两大军火生产基地。

太原沦陷后，全国抗战所需的枪支弹药，主要依靠重庆供给，直接为军火生产服务的钢铁工业在抗战时期有了发展。

１９４５年，机械工厂已有４００多家，技工１万多人。

重庆的采煤业也有了发展，年产量由战前的１０多万吨增加到近１００万吨。

此外，重庆的纺织、造纸、制革、玻璃、食品等工业的发展也较快。

到１９４５年，重庆共有工厂１１００多家，约占大后方工厂数的１／２。

城市人口１２５万，其中产业工人１０万，占大后方工人数的１／２。

内迁工厂不仅成为战时重庆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还奠定了战后重庆经济发展的基础。

随着国民政府迁到重庆，沿海工厂的纷纷内迁，以商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的发
展及重庆人口的剧增，抗战期间，重庆的商业贸易进一步繁荣。

１９３７年，重庆的百货业仅７０家，１９４２年，发展到２４００多家，增加了３０倍。

到１９４５年，重庆的大小公司、商店发展到近３万家。

重庆成为全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的中心。

抗战爆发后，全国公营、私营银行汇集重庆，重庆金融业迅速发展，除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国、中央、交通、农民等四大银行设在重庆外，其他一些省市的银行也集中在重庆。

到１９４３年１０月，重庆银行钱庄多达１６２家，成为全国金融中心。

抗战时期，重庆水陆交通和航空运输迅速发展。

宜昌沦陷后，重庆成为长江、嘉陵江航运的中心。

轮船沿长江，上可驶到宜宾，下可驶到湖北的三斗坪。

沿嘉陵江，可驶至合川。

当时后方不能生产的或奇缺的物资，先在三斗坪集中，再由船只转运入川。

运送川军出川抗日，运送军火到前线，也全靠川江运输。

重庆民生轮船公司在抗战前只有船４６艘１．８万吨，抗战时期最多时达１１６艘，运输能力也提高了一倍以上。

陆路交通也较发达。

由重庆至成都、贵阳、宝鸡、兰州等地都有公路运输。

在航空运输方面，开辟了重庆至香港、昆明、成都、西安以及仰光、河内的航线。

四大家族的经济掠夺
抗战初期，重庆经济发展很快。

但自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重庆经济发展陷入困难局面。

到抗战后期，重庆的经济濒于崩溃的地步。

一方面是因为日军侵略东南亚，作为物资转运地的香港沦陷，滇缅运输中断，国际通道受阻，使重庆的物资供应和销售都遇到困难；更主要还是由于四大家族利用政治上的特权，打着国营事业的旗号，千方百计进行经济掠夺，扼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四大家族通过限制贷款、征收重税等手段，大肆摧残民族工商业，使不少工厂企业停业、倒闭。

到抗战结束时，民营纺织业、机械业倒闭的厂家达２／３。

四大家族趁机吞并民族工商业，官僚资本迅速发展。

到１９４３年底，官僚资本约占四川工业资本的６３％。

孔祥熙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就占了全川近４００家大工业资本总和的１／３以上。

四大家族还在重庆滥发纸币，制造通货膨胀，大发国难财。

抗战八年，共发行纸币１０３０００亿元。

到１９４５年７月，重庆物价比战前上涨５００多倍。

工人工资增长的速度远远低于物价上涨的速度，工人实际收入急剧下降。

以豫丰纱厂合川分厂为例，若１９４０年该厂工人的实际收入为１００，则１９４２年下降为６０，１９４３年下降为２０。

广大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饥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三、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的狂轰滥炸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凭借它的空中优势，日本帝国主义的狂轰滥炸对我国后方实行狂轰滥炸，重庆更成为日本空袭的主要目标。

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８日，日本飞机首次空袭重庆市郊广阳坝、江北石船等地，拉开了重庆大轰炸的序幕。

１９３９年５月３日，２６架日本飞机分两批侵入重庆上空，并向人口密集的市区投掷炸弹和燃烧弹，使市区２７条街道有１７条被炸成废墟。

５月４日，２７架敌机再次空袭重庆市区，对小梁子、七星岗一带狂轰滥炸。

整个市区浓烟滚滚、大火冲天。

无数居民被炸得血肉横飞，有的被烈火烧焦。

驻重庆的英、法等国使馆也遭轰炸，使馆人员也有伤亡。

连续两次大轰炸，造成重庆市民２６００多人死亡，３６００多人受伤，１２００多幢民房被毁。

“五三”、“五四”大轰炸，是日本飞机空袭重庆造成市民伤亡最多的两次大轰炸。

重庆被日机轰炸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１年，日本对重庆的空袭进一步加剧。

１９４０年８月１９日至２０日，每天出动飞机多达１９０多架，创造了对重庆使用
飞机的最高记录。

１９４１年夏天，日本对重庆的市民区、工厂、商业区、机关、学校进行全面空袭。

８月，敌机数百架次以每次６小时的间隔进行“疲劳轰炸”，市民死伤惨重。

美国大使馆、蒋介石在黄山的官邸和佛图关下的国民大会堂全部或部分被炸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华日机大批调走，日本被迫停止对重庆的大规模轰炸。

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４日日本飞机首次空袭重庆市区到１９４３年８月，日机对重庆空袭共２１０多次，出动飞机９５００多架次，投弹２．１万多枚，炸死市民近１．２万人，伤１．４万多人，炸毁房屋１．７万多幢。

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重庆市区遭到重点轰炸的同时，重庆附近县城及沿江城市也不能幸免。

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３年，涪陵、南川、丰都３县共遭日机轰炸４５次，炸死民众６４３人，伤６４６人，毁坏房屋６３３９间。

１９４０年５月至１９４１年８月，日机９次轰炸合川县城，造成１０００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城区２／３的建筑被炸毁，直接经济损失为全县４年财政的总收入。

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４年５月，日机轰炸万县２９次，共出动飞机６６０架（次），炸死民众１３３２人，伤１５２０人，炸毁房屋６００６间。

仅１９４０年７月２８日一天之中，日本计出动飞机６２架次对万县空袭，西山公园、鞍子坝一带被炸成一片焦土，死伤近８００人。

“六五”大隧道窒息惨案
重庆大隧道是为市民躲避日机的空袭而仓促修建的防空设施，其中一段是由渝中区十八梯到两路口约２千米长的隧道。

这段隧道在十八梯、石灰市、两路口设有３个洞口，最多能容纳４０００多人。

惨案发生前，隧道内的通风和发电设备还没正式使用，除两旁用木板钉成的长凳和每隔三四十米有一盏昏暗的油灯外，其他什么设施也没有。

１９４１年６月５日傍晚，日本飞机２０多架分三批突然夜袭重庆。

以往日机都是白天空袭，一部分市民白天出城躲避，傍晚回城，已成习惯。

５日傍晚警报发出后，来不及疏散的市民们扶老携幼，从３个洞口涌入隧道内。

顿时，只能容纳４０００多人的大隧道却涌入了６０００多人，连隧道中间的过道也挤满了在防空洞里度过漫漫长夜市民。

隧道内交通阻塞，空气稀薄。

晚上９时左右，隧道壁上的油灯由于缺氧显得更加微弱，避难的人们感到浑身发热，呼吸困难，婴儿和儿童发出令人揪心的哭叫声。

不久，油灯熄灭，洞内一片漆黑，死亡威胁着每一个避难者，嘈杂的喧闹声、哭声、呼救声响成一片。

人们为了在洞口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不顾一切地往外面冲。

由于大隧道洞口的闸门是由里向外关闭的，汹涌而来的人群把冲在前面的人挤贴在闸门上，使闸门无法打开。

隧道内的人们互相拥挤、践踏，有的被踩死、压死，更多的因空气中严重缺氧窒息而死。

不少气息奄奄的市民在死亡降临前用尽全身力气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悲壮口号。

按国民党政府当局的公布，这次大隧道惨案死亡９９０多人，伤近千人。

实际伤亡约２５００人。

第二天，从隧道里拖出的尸体在洞口堆积如山，运尸的卡车一辆接一辆。

由于死者在死亡前窒息难受，以至都撕烂了衣服，皮肤全变成蓝黑“六五”大隧道惨案色，口角流着带血丝的泡沫，令人目不忍睹。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四、重庆人民对抗战的贡献
“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

在全川人民抗日怒潮的推踊跃参军参战动下，从１９３７年９月起，４０万川军奔赴抗日前线，先后参加了淞沪、太原、徐州、武汉等一系列会战，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和简陋的武器装备下与日军拼死作战。

八年抗战中川军在战场死伤达６０多万。

为补充前线抗日军队的兵源，重庆地区出现了参军热潮。

仅合川县在八年抗战中应征和自愿从军的共７万多人，占
全县总人口的１０％，其中青年学生自愿从军的１３００多人，占当时在校适龄入伍学生的３０％以上。

八年抗战中，重庆工人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在极其努力生产抗战物资艰苦的条件下，努力生产军火和其他抗战物资，保证前线的需要。

渝鑫钢铁厂多次遭敌机轰炸，厂房破坏严重。

工人们克服困难，每月仍生产灰口铁１４０吨，各种钢材１００吨。

豫丰纱厂工人每日三班开工，１９３９年产纱上万件。

重庆的４３家小皮革厂每年生产皮革１０万张，承制军用皮件８０万件。

重庆的中小型织布厂八年生产的土布保证了军服的供应。

重庆和四川的农民还担负了军粮和城市工人、市民所需粮食的生产任务。

那时，青壮年或在前方作战，或在后方当民工，承担农业生产的不少是妇女和老人。

他们忍饥挨饿，保证前线和城市的供应。

八年抗战期间，重庆和四川农民共献出粮食８４００多万市石①，占全国征、捐、借粮食总数的１／３。

抗战时期，川江成为保障抗战运输的主干线。

川江船千方百计保证抗战运输员为内迁厂矿的物资运输，为运送川军和补充壮丁出川杀敌，为抢运军火和其他物资，为护送伤兵和入川避难同胞，作出了重大贡献。

特别是民生公司为抗战运输更立下了卓著功勋。

民生公司的第一条轮船民生轮民生公司是爱国实业家卢作孚②１９２５年创办的轮船公司，主要经营长江内河航运。

抗战开始后，卢作孚号召职工动员起来，参加抗日战争。

１９３７年８月至９月，民生公司集中所有船只，仅用半个月时间就把数万名出川抗日的川军运送出川。

接着又承担了国民政府机关人员、内迁厂矿物资、内迁学校师生的全部运输任务。

１９３８年武汉失守后，撤退到宜昌的物资，概由民生公司用小轮船转运入川。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至１１月，民生公司仅用４０天时间就抢运３万多人、６万多吨入川物资。

广大职工千方百计克服油料、零配件不足的困难，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为民族解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１９３８年的宜昌抢运中，民生公司就有１１名职工献出了生命，６１名职工受伤。

此外，还有１６艘轮船被炸毁、炸坏，一些厂房、仓库、码头、机器设备也遭炸毁。

①每市石为６０千克。

②卢作孚（１８９３年～１９５２年），四川合川人，曾任民生公司总经理。

抗战胜利后，在香港经营远洋航运，１９５０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回到北京，并将留在香港的近２０艘轮船驶回广州。

后任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５２年在重庆逝世。

抗战期间，重庆市人民广泛开展了献金、献机和慰广泛开展献金献机和慰劳活动劳活动。

１９４０年，全市参加献金活动的有数十万人。

从老人到儿童，从工人到学生，都参加了这一活动。

一位工人一次献金８０元，相当于他４０天的工资。

北碚一位年仅１０岁的学生捐出他积蓄的糖果钱４元２角３分。

在１９４５年献金活动中，重庆人民共捐法币３１．４亿元，捐粮２万石，献军鞋３５万双，军袜４０万双。

重庆人民还成立了“献机委员会”，开展捐献飞机运动。

１９４０年冬，合川各阶层人士联合发起“帮助政府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献机活动。

合川人民节衣缩食，只用３个月时间就筹集捐款法币４５万多元，购置了３架战斗机献给国家。

１９４１年５月３０日，合川举行了隆重的爱国献机命名典礼，以“合川一号”、“合川二号”、“合川三号”命名的３架战斗机飞临县城上空，接受合川人民的检阅。

１９４３年，重庆妇女界发起“妇女号”飞机捐献运动，当年献飞机１３架。

此外重庆人民广泛开展了慰劳前方抗战将士和伤
员、慰劳抗战军人家属的活动，发动写慰问信，还组织歌咏队、宣传队到前线和后方医院慰问。

五、重庆党组织的恢复和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在重庆的斗争
重庆党组织的重建
重庆的党组织１９３５年遭到彻底破坏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重新建立了重庆市工委。

第二年，在市工委的基础上，成立了重庆市委。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四川省工委撤销，分别成立川东、川西特委（后改为川康特委）。

川东特委在重庆市委基础上建立，特委并兼市委。

１９４０年，特委与市委分别组建，特委负责整个川东地区党的领导工作。

常说的川东地下党，就是指１９３７年１２月重建起来、直至重庆解放为止的川东地区的党组织。

重庆党组织恢复后，首先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在工厂和一些重要的行业部门建立党的支部，成为领导工人运动的核心。

据１９３８年１１月统计，全市有党员约３００人。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集团反共反人民倾向日益明显，党在国统区的工作环境日渐恶化。

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局的决定，从１９４０年起，重庆党组织把工作重点放在贯彻毛泽东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上。

为了不暴露党的组织，决定停止发展党员，清洗投机、动摇分子，党员实行单线联系，党的委员会大部分撤销。

由于这一方针的实行，巩固了党的组织，保存了党的骨干。

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建立
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根据两党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在南京、武汉等地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失守，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总馆迁来重庆。

最初在市区机房街２０号办公。

１９３９年５月，机房街办公地被敌机炸毁，八路军办事处分迁红岩嘴１３号和曾家岩５０号两地办公。

１９３９年１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设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党中央秘密领导四川、云南、贵州、西康、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等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地区的党组织。

南方局以八路军办事处这样一个公开合法存在的军事机构为掩护，直接领导国统区党的工作。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驻地，就是南方局的驻地，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

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王若飞、叶剑英、邓颖超等，以中共代表的公开身份长驻重庆。

他们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南方局在抗战时期的重大贡献策，团结国民党中的进步人士、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对国民党中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和进步的爱国人士冯玉祥①、李济深等，进行了耐心的宣传解释工作。

冯玉祥在原西北军将领中影响大，周恩来等常同他一起研讨时局，鼓励他坚持进步。

１９４２年他６０寿辰时，党的喉舌《新华日报》出了专版，周恩来撰写文章，赞扬他“骂汪精卫，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周恩来在曾家岩５０号“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为民请命，为国效劳”的精神。

周恩来和其他在重庆的中共代表，以他们诚挚的交友之道，同许多国民党的上层人士建立了友谊。

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其他领导，还同在重庆的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民主党派的领袖和民主人士频繁来往，亲切交谈，共商国家大事。

当时的曾家岩
５０号，既是南方局的一部分办事机构驻地，又是周恩来的宿舍，还是他办公、接待民主人士和中外记者的地方。

有时周恩来同民主人士交谈时间很长，就从街上的食店里端来小面充饥，然后再用自己的小车把民主人士送回家去。

南方局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工作，通过郭沫若领导的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即后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联系了教育界、科技界、戏剧界、电影界、出版界中各方面的著名人士，如邹韬奋、马寅初、陶行知、洪深、翦伯赞等。

南方局赞扬和支持知识分子的爱国行动。

著名的经济学家、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因写文章揭露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怒斥蒋介石而被捕，在狱中度过６０寿辰。

在南方局的支持下，１９４１年３月３０日，重庆大学商学院为马寅初举行祝寿大会。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和《新华日报》送寿联表示祝贺，高度赞扬马寅初“不屈不淫”、“敢言敢怒”的精神，迫使国民政府当局在第二年把马寅初释放。

南方局还领导了反对国民党投降派和顽固派的斗争。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汪精卫叛国投敌后，在南方局领导下，国统区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汪运动。

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０年，重庆各界多次集会，声讨汪精卫的卖国罪行。

《新华日报》连续发表反汪社论，《大公报》、《新蜀报》等，刊登了大量的反汪文电。

合川私立崇敬中学的爱国师生，还开展了反击汉奸言行的斗争，“打倒汉奸救中国”的歌声响彻校园。

“皖南事变”发生后，在南方局领导下，国统区人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当周恩来得知国民党顽固派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的消息，立即向国民党提出抗议。

他在给何应钦的电话中义正辞严地指出：“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从而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

抗战时期，各国驻华使馆大都集中重庆。

重庆还有较多的国际组织和世界知名人士。

南方局通过各种场合广交朋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从而赢得了国际舆论对中国进行的民族自卫战争的同情和支持。

①冯玉祥（１８８２年～１９４８年），安徽巢县人。

“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与中共合作。

１９３８年随国民政府到重庆，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先后在上清寺、陈家桥和歌乐山居住，在重庆度过了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

抗战胜利后，因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而遭排挤，被派出国考察水利。

１９４８年８月，在回国途经黑海时，因轮船失火不幸遇难。

《新华日报》是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１日在武汉创办的。

它《新华日报》在重庆的战斗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机关报。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５日武汉沦陷后，《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直到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８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

它在重庆战斗的八年多时间里，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喉舌，是人民的向导，像一把尖刀插进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

《新华日报》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投降派。

１９３９年１月２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汪精卫叛国》的社论，揭露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反动罪行，批判了汪精卫的种种亡国论调。

接着，又发表题为《卖国贼不容逍遥法外》的社论，呼吁国民政府立即下令通缉汪精卫，将汪归案法办。

《新华日报》还发表了大量的社论、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战政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的真面目。

“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立即撰写了报道“皖南事变”、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屠杀新四军罪行的文章。

报道文章遭到国民党新闻机关扣压后，《新华日报》立即在１月１８日刊登了周恩来写的“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报社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以及广大报童，打破了国民党宪兵、警察、特务的监视和封锁，机智地把
报纸送到广大读者手中。

《新华日报》还编印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传单，广为散发。

全国人民怒斥蒋介石破坏抗战的罪行，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境地。

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华日报》恨之入骨，他们利用新闻检查制度，千方百计控制言论，不让《新华日报》刊登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罪行的文章，或把稿件删得面目全非。

《新华日报》采取“开天窗”、登启示、刊登“被删”字样，或在文章中间打省略号等方式，开展反检查斗争。

为了打破国民党对《新华日报》发行的限制，《新华日报》组织了一支年龄在１２岁至１６岁的报童队伍，活跃在大街小巷，及时地把报纸送到读者手中。

《新华日报》代表人民的心声，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办得生动活泼，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新华日报》始终得到了南方局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吴玉章等的领导和关怀。

周恩来亲自规定了《新华日报》的宣传方针，亲自审阅重要的新闻报导和社论，还为《新华日报》写新闻、专论、社论等重要文章。

六、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和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镇压抗日民主运动，１９３２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年以“复兴民族”为名，在国民党内部成立了一个带有特务性质的派系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

复兴社下设由戴笠主持的特务处。

１９３８年４月，复兴社撤销。

特务处改组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下面，还成立了一个由陈立夫领导的特务组织，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军统与中统都是特务组织。

抗战期间，军统和中统在重庆的政界、军界、新闻界、文化界和大中学校发展特务组织，建立情报网络，执行侦查、逮捕、关押、审讯、监视等任务。

中统的情报工作以搜集中共和民主党派的活动为主要任务。

他们在曾家岩５０号周公馆、化龙桥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社，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民盟”）机关所在地的上清寺“特园”，在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的住地枣子岚垭“犹庄”，在苏联大使馆等地方，都设立了监视哨，派特务以摆摊、坐茶馆等方式为掩护，对进出人员盯梢。

他们还在新桥、青木关设立交通检查站，检查中共代表团及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进出重庆的车辆、人员及物品，甚至派遣特务分子，寻机打进中共组织，从内部刺探各种情报。

军统除从事暗杀和绑架等罪恶活动外，还直接控制了重庆市警察局等公开机构，大肆逮捕共产党员、要求抗日救国的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

１９３９年，军统在重庆歌乐山下设置白公馆①、渣滓洞②监狱，１９４３年建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渣滓洞刑讯室集中营，专门囚禁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

老牌特务头子、杀人魔王戴笠担任中美合作所主任，美国海军少将梅乐斯任副主任。

歌乐山下数十里被划为“特区”，任何人不得随便出入。

美帝国主义提供了各种杀人武器和现代化刑具，这里成了杀人魔窟。

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施用了种种酷刑。

他们或用麻绳把革命者的双手捆绑往上吊起，然后用皮鞭抽打；或把革命者仰面倒坠捆在倾斜的凳子上，再用冷水或辣椒水从鼻孔灌进去；或把革命者绑在一条特制的板凳上，背靠木柱，使人的身体成９０度，然后在脚跟下不断增垫砖块，让受刑者痛昏死过去；或脱掉革命者的衣服，再用烧红的烙铁烙胸部、背部；或用钉满钢针的特制木棒抽打革命者的身体，再将纱布贴在血淋淋的肉体上，等纱布与人的肉体粘合在一起后，像活剥人皮一样把粘满血肉的纱布一块块撕下来。

许多革命者在这里惨遭杀害。

１９４０年，共产党员罗世文③车耀先④被捕后，被关在渣滓洞监狱长达６年时间，１９４６年８月被反动派杀害于松林坡戴笠停车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