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_异化与归化

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
郭建中
提要:翻译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一般可分为两种方法:主要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和主要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

这一区分是基于对中国古典名著 红楼梦 的两种英译本在隐喻、明喻和典故等方面翻译的分析上作出的。

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考虑到不同的翻译目的、文本类型、作者意图以及读者对象,以上两种方法都能在目的语文化中完成各自的使命,因而也都有其存在价值。

以上的分析也希望有助于调和有关处理翻译中文化因素的争论,即 归化 与 异化 之争。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归化,异化,翻译目的论
Abstract:Approaches to cultures involved in translatio n may be divided into tw o methods:SL culture -oriented and T L culture -or iented.T his classification i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r anslations of the figur ative use of language in the t wo English v ersions of the Chinese classical novel H onglou M eng .T he analysis leads to the conclusio n that both methods may be justified in their own r ight if we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ur pose of translat ion,t he type of texts,the intentio n of the aut hor and the r eadership.
Key words: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daptation,alienation,skopos theory
一
最近二十多年来,翻译研究中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趋向。

一是翻译理论深深地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二是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向更重视文化的转换。

这两种倾向的结合,就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

Christiane Nord (1991)干脆用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来替代 翻译 这一术语;H olz -Manttari (1984:17)甚至用 跨文化合作 (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来替代 翻译 。

Andre Lefevere(1992)则把翻译看作 文化交融 (acculturation),而R.Daniel Shaw (1988)创造了 transculturation (跨文化交际)这个词。

翻译已不再仅仅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

这一点在学术界应该说已经达到了共识。

正因为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语言中的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转换,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个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

正如Juri
Lotman 所说的, 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植根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之中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其中心的。

(Juri Lotman &B.A.U spensky 1978)语言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

没有语言,文化就不可能存在;语言也只有能反映文化才有意义。

因为翻译首先涉及到的是意义,而词只有与文化相关联才有意义,这就要求译者在进行语言操作的时候,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识。

二
翻译既然与文化密切相关,就很自然地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怎么处理文本中的文化因素,尤其是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差异较大的文本。

任何一个译者都知道,信息发送者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与信息接受者是不同的,两者之间并不一定有对应关系。

(Reeves 1994)正是在对待翻译中怎样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上,翻译界内部产生了分歧。

一般来说,可分成两种对立的意见,即所谓 异化
12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总第114期)
(alienation)与 归化 (adaptation)。

前者主张译文应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后者则认为译文应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

就翻译中涉及的文化转换而言,我们可分为以源语文化为归宿(source language culture or-i ented,or SL culture-oriented)和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target lang uage culture oriented,or T L culture-oriented)这两种原则和方法。

Venuti可以说是异化的代表人物。

他提出了 反翻译 的概念。

这种翻译刻意在目的语的文本中,在风格和其他方面突出原文之 异 。

Venuti公开声言, 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翻译理论和实践,以抵御目的语文化占指导地位的趋势,从而突出文本在语言和文化这两方面的差异(Venuti1991)。

在这一概念中,他提出了一种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策略(Neubert1992:2-4),即译文故意弄得不通顺。

有些译者也对读者毫不妥协,要求读者接受异国文化的特异之处(Brewer1988)。

N ida可以说是归化的代表人物。

他提出了 最切近的自然对等 的概念。

他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出发,把译文读者置于首位,并仔细分析源语信息的意图。

Nida在各种不同场合,重复他的这一观点,即 译文基本上应是源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

对Nida 来说,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的目的是,译文的表达方式应是完全自然的,并尽可能地把源语行为模式纳入译文读者的文化范畴。

这种关于翻译的概念不强调读者为了理解源语信息一定得接受源语文化的模式(Nida 1964a:159)。

他提出了 功能同构 (func-tional isomorphs)的策略作为解决的方法,以求在不同体系中取得相同的效果。

因此,英语成语 to grow like mushrooms 在译成中文时,可用汉语成语 雨后春笋 来表达(Nida 1993:121)。

以上两种对翻译中文化因素处理对立的原则和方法,都有各自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主张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的 异化派 提出如下的理由:1)有必要让译文读者了解异国文化,而且,这也往往是读者阅读译作的目的;2)译者应相信读者的智力和想象力能理解异国文化的特异之处;3)在目的语文化中移植进源语文化将会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的语言表达方式;4)翻译应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而且,这也正是翻译主要的目的;
5)译文如果不能传达源语世界的现象,就不能算是 忠实于原作 。

主张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 归化派 提出了如下的理由:1)把源语的语言规范强加给目的语,一般来说是不现实的;同样,试图把源语文化的体系强加给目的语文化也是危险的。

因此,译文不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还要克服文化的障碍;2)因为翻译就是交际,因此,译者的责任之一就是避免文化冲突;而文化冲突会导致各种形式的误解。

所以,译者在把一种文本移植到另一种文化中去时,要仔细权衡文化中思想意识的内涵;3)如果译文表达的内容和形式在译文读者对现实世界了解的知识范围之内,读者就能更好地理解译文。

所以,要尽可能地将源语文化转换成目的语文化。

同时,译者也是 传播者 ;在跨文化交际中,他要消除隔阂,把源语文化的意义传递给目的语文化的读者;4)译者不应对读者的智力和想象力提出过高的要求,强求目的语文化的读者理解源语文化作者的世界;译者应尽可能使源语文本所反映的世界接近目的语文化读者的世界;5)从交际的观点看,在一种文化中有效的交际方式,在另一种文化中不一定就同样有效;在翻译中,即使原文中的每一个词在译文中都能用 对等词 译出来,也不一定能保证译文对译文读者所起的作用能与原文对原文读者所起的作用一样或相似,因为译文读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理解译文的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译意就是在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取得 文化对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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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果考虑到作者的意图、文本的类型、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要求这四个可变因素,我们认为, 归化 和 异化 均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

翻译研究应以实践为基础,应在对已有的译作搜集材料、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作出假设、总结模式、提出理论。

因此,我们想从 红楼梦 的两种英译本入手。

这就是杨宪益和其夫人合译的 A Dream of Red M ansions 和戴维 霍克斯译的 The Story of the Stone ,分析这两种译本对读者所产生的效果和在目的语文化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选择 红楼梦 ,是因为这是一部有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经典著作;我们的分析也只限于语言的比喻用法的翻译,因为语言中的比喻用法与该语言所属的文化密切相关。

因为汉英两种语言在语言表达方式及其所反映的文化上的差异,一种语言中的比喻用法不一定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因而,对语言中比喻用法的翻译,也最能体现译者的翻译观及其所遵循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

红楼梦 又是一部艺术形象特别丰富的经典著作,可以为我们的分析提供足够的材料。

Yen Yuan -shu 曾提出,即使是英译本的书名 Dream in a Red Chamber 与中文书名 红楼梦 ,给读者的感受也完全不一样。

英译本书名 Dream in a Red Chamber 仅仅能起 所指 的作用,即指 红楼梦 这部中国经典名著;可是,中文仅 红楼梦 这三个字,就能引起原文读者无限的联想(Yen 1977)。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严肃的英美读者如果想要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的话,读完杨宪益先生的译本,将会对 红楼 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多少有点了解,因为杨宪益先生采用了 异化 的手段来处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即在译文中尽可能地保留源语文化。

为了避免中英两种不同文化的冲撞,霍
克斯宁可采用 红楼梦 的另一个书名 石头记 ,因而译成了 The Story of the Stone 。

霍克斯在译序中提到,法译本、德译本、意大利文译本和俄译本的书名,都译成了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

他认为,这一译法会引起误解。

因为, 红楼梦 这个意思,在英美和欧洲读者头脑中引起的联想,与在中国读者头脑中引起的联想完全不一样。

在英美和欧洲读者的头脑中, 红楼梦 的意思是 一个人睡在一间红颜色的房间里 这一书名也颇能引起他们优美神秘的联想。

遗憾的是,这不是中文书名的意思。

(H aw kes 1973:19)霍克斯在必须把 红楼梦 三个字译成英文时,他译成 黄金时代的梦 (the dream of golden days)。

对汉语中的 红颜色 ,他也自有一番见解。

他把 怡红院 (Yang s version:Happy Red Court)译成 怡绿院 (The House of Green Delig ht)。

霍克斯的这种译法是否恰当,又当别论。

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遵循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

很明显,霍克斯采用了 归化 的手段。

Nida 把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因素分为五类,即:1)生态文化;2)语言文化;3)宗教文化;4)物质文化;5)社会文化(Nida 1964b:91)。

以下我们将以上述五大类文化,就 红楼梦 两种英译本中一些比喻的译法,作些分析。

1)生态文化:
真是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

(曹:156)
Truly, Storms gather w ithout w arning in nature,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 (Yang:155)
I know the w eather and hum 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 (Hawkes:231)在这里,杨宪益先生采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保留了源语文化的因素;霍克斯则舍弃了汉语谚语的形象,采用了意译的方法。

当然,其译文则更为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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癞哈蟆想天鹅吃(曹:165)
A toad hankering for a taste of swan(Yang: 164)
A c ase of 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nting to eat t he goose in t he sky (Hawkes:242)
这里,霍克斯用 鹅 (goose)的形象,替代了 天鹅 (sw an)的形象,是为了适应英美读者的审美观。

因为在英美文化中, 鹅 和 天鹅 有完全不同的联想意义。

这从英语成语 a sw an among geese 中足见其差别。

2)语言文化:
汉语中的四字组成语是汉语特有的一种结构,又往往与比喻用法密切联系在一起,许多比喻又与中国文化有关。

至于才子佳人等书, (曹:5)
As for books of the beaut y-and-talented type,...(Yang:4)
And the boudoir romances ,...(Hawkes: 50)
更有一种风月笔墨, (曹:5)
Even worse are those writers of t he breeze-and-moonlight school,...(Yang:4)
Still worse is the erot ic novel ,... (Hawkes:49)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杨宪益先生在翻译这些含有文化因素的汉语成语和四字组词组时,基本上采用了直译的方法,尽可能保留了源语文化的特色;而霍克斯采用意译的方法。

虽然他牺牲了源语比喻的形象,但译文因其易懂而更易为读者所接受。

3)宗教文化: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曹:95)
Man proposes,Heaven disposes.(Yang: 90)
Man proposes,God disposes.(Hawkes: 152)
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红楼梦 是中国文学中的一部经典著作,充满了佛教和道教的意识。

杨宪益先生利用了一个英语的谚语,但把其中的 God 改成了 H eaven ,从而保留了原有的宗教色彩。

霍克斯却直接引用了英语谚语,未作任何改动,这样,他把原文的佛教色彩变成了基督教色彩。

这对英美读者来说当然更为自然、更容易接受。

这种翻译往往比把梵文的术语精确地翻译出来更有效。

(Keene 1992)。

当然,这样一来,霍克斯把一个信佛的人变成了一个信耶稣的人了。

4)物质文化:
各民族生活习惯不同,名物各异,由此而引起的联想也不同。

一种文化中最普通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中不一定就有。

同一样东西在不同的文化中也会引起不同的联想。

将道人肩上褡裢抢了过来背着, (曹:19)
He transferred t he sack from the Taoist s shoulder to his own,...(Yang:17)
But Sh-i yin merely snat ched t he sat chel that hung from the ot her s shoulder and slung it from his ow n,...(Hawkes:65)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

(曹:18)
Mean huts and empty halls
Where emblems of nobility once hung. (Yang:16)
Mean hovels and abandoned halls
Where court iers once paid daily calls. (Hawkes:64)
像 褡裢 和 笏 这一类中国古代的东西,不要说在英美文化中找不到,就是在当代中国文化中也找不到。

因此,杨宪益先生把 褡裢 译成 袋 (sack),而霍克斯却译成英美人更为熟悉的 小背包 (satchel)。

笏 是中国古代官员上朝时所拿的狭长的板子,用玉、象牙或竹子做成,上面可以记事。

这在今天的中国一般人也不知为何物。

因此,杨宪益先生译成挂在墙上的 族徽 ,而霍克斯则译成 达官显臣经常造访的地方 。

从以上例子也可以看出,有时 异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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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也会受到限制。

杨宪益先生也不得不用英语中相近的东西来替代(如用 sack 替代 褡裢 )或改变说法(如用 Where emblems of nobility once hung 来替代 当年笏满床 )。

当然,如果非要保留源语中的物质文化的特色,那也未尝不可,即用音译加注的办法。

在目的是为了介绍中国文化的文本中,就需要采用这种方法。

5)社会文化: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历史背景和思想意识等。

生活在不同社会中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试比较:
成则王侯败则贼(曹:31)
Suc h people may become princ es or thieves,
depending on w hether they re successful or not.(Yang:29)
Zhang victorious is a hero.
Zhang beaten is a lousy knave?(Hawkes:29)
俗语说得好: 杀人不过头点地。

Remember the proverb A murder can only
lose his head. (Yang:142)
You know what the proverb says:He who checks a moment s rage
Shall calm and carefree end his days. (Hawkes:216)
情人眼里出西施(曹:145)
(a case of)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 -holder. (Yang:vol.2:681)
(a case of) beaut y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 -er (Hawkes:vol.3:588)
上面的几个例子中,有有关高雅文化的,也有有关通俗文化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例1)中,霍克斯用了像 英雄 (hero )和 恶棍 (knaves)这类西方读者熟悉的词,或如例2)中,用英语谚语替代了汉语谚语,甚至两个谚语意思完全不一样;霍克斯只是选用了适合于上下文意思连贯的英语谚语,而不顾原有汉语谚语的意思。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杨宪
益先生一般都采用直译的方法,目的是为了保留源语文化的特征,使译文读者了解中国文化之一斑。

但在例3)中,两位译者都用英语谚语替代了汉语谚语。

这是因为汉英两种文化的差异有时实难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的因素,除非为了专门介绍中国文化采用直译加注的方法。

四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位译者在处理源语文化信息时的基本倾向:杨宪益先生基本上遵循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而霍克斯则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

当然,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不可能永远只遵循一种原则或采用一种方法。

因此,也不可能有任何译作完全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或完全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

在翻译评论中,一般译评家往往会赞成一种原则和方法而反对另一种原则和方法。

例如,就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问题,就有所谓 归化 和 异化 的争论,在我国,有人甚至认为 归化 把翻译引入了死胡同,并认为Nida 的 动态对等 对中国翻译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然而,在对 红楼梦 两个译本中牵涉到文化因素的一些比喻用法的翻译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归化 和 异化 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

两种译本对读者所起的作用不一样,其所完成的翻译目的也不一样,所适应的读者群也不一样。

首先,作为译者,杨宪益先生的目的是想尽可能多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英美读者,是以想多了解中国文化的英美读者为对象的,因而基本上遵循了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 异化 的方法;霍克斯的翻译目的非常明显是为了取悦于译文读者,是为一般的英美读者翻译的,因此他遵循了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 归化 的方法。

对学习汉语的英美读者,对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英美读者,他们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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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先生的译本将大有裨益。

一般英美读者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只是为了猎奇,为了消遣,他们阅读霍克斯的译本就能达到这一目的。

可见,由于翻译目的不同,读者对象不同,翻译就必须遵循不同的原则,所产生的两种译本在目的语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

此外,文本的类型也往往要求译者遵循不同的翻译原则。

比如说,以介绍中国文化为目的的哲学著作、政治论文、历史乃至民间故事,一般都须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因为这类作品的目的就是要把源语文化介绍给译文的读者。

另一方面,一些实用性文体的文章,如宣传资料、通知、公告、广告、新闻报道乃至通俗文学和科普著作,一般可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

因此,不论是 归化 还是 异化 ,在目的语文化中起着不同的作用,都有其存在的价值。

为证明上述观点,我们想引用中外翻译史上的几个例子。

Eugene Eoyang在研究中国文学翻译史时曾指出,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一般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译家,可以亚瑟 韦利和埃兹拉 庞德为代表,他们都是 中国化了的西方人 ;尽管他们竭力想获得对中国文化的敏感性,但翻译起来则坚决地保留了英美文化的特征。

二次大战后的译家,则以詹姆斯、J.Y.刘、u、Wu-Chi Liu和Irv ing Lo为代表,他们是 西方化了的中国人 ;尽管他们长期接触西方文化,从而使他们能用英语自由地表达思想,但他们的根还是深深地植于中国文化之中的。

这两代译家观点和背景的差异是十分惊人的,尤其是他们翻译所要服务的读者对象完全不同。

韦利和庞德完全以西方读者为对象,而且,他们的西方读者是不懂汉语的。

但第二代的译家必须满足三类读者的要求,即不懂汉语的英美读者、懂得汉语或自己以为懂得汉语的英美读者和懂英语的中国读者。

这种情况意味着很少译诗不受到批评 这种批评可以来自左、中、右三个方面(Eoyang1977)。

我们知道,庞德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在西方的影响是无可否认的,尽管庞德不懂汉语,也不了解中国文化,并且,他的译诗又一直被评论家认为是不忠实的。

然而诗集 中国 作为中国抒情诗选,在西方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上,其影响是十分巨大的(Bradbury1992)。

这是因为庞德翻译时有着明确的读者对象,因而也就有了明确的翻译目的。

他遵循了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

另一方面,战后一代的译家想讨好三种类型的读者,结果谁也不讨好。

这是因为这些译家翻译时没有明确的读者对象,因而也没有明确的翻译原则。

应该说,翻译中 归化 和 异化 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为补充的。

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法和模式。

应用翻译的目的论理论(skopos theory),对翻译中涉及的各种因素作综合的分析,译者既可采用 归化 的原则和方法,也可采用 异化 的原则和方法。

至于在译文中必须保留哪些源语文化,怎样保留,哪些源语文化的因素又必须作出调整以适应目的语文化,都可在对作者意图、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读者对象等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做出选择。

对译者来说,重要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识,即意识到两种文化的异同。

另外,译者一旦决定了遵循一种基本原则,译文就应尽可能保持这种基本倾向。

最后,必须指出两点。

一是不论在当代或在历史上,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似乎是占了上风。

这是因为评论家和出版商往往更注重译作的可读性,一般的读者也喜欢通顺易懂的译文,而且,这一倾向也正好与翻译研究发展的趋向相一致。

因此,歌德甚至这么说过: 如果想对广大群众产生影响,简单的翻译往往是最好的翻译。

(Lefevere 1992:116)二是随着两种文化接触的日益频繁,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将越来越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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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广泛地被运用,最终可能会占上风。

但不管怎么发展, 归化 和 异化 将永远同时并存,缺一就不成其为翻译。

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再进行 归化 和 异化 优劣高下之争,就像没有必要再进行 直译 和 意译 之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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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及其翻译
邱懋如
提要:本文作者强调,对于一个合格的翻译工作者来说,掌握两种语言虽然重要,熟悉两种文化也同样重要。

由于语言之间,不同表达方式之间存在诸多文化差异,翻译中建立文化对等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笔者认为,译者可以从下面七个途径加以考虑,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1)保留源文(source language)的文化色彩;2)移译;
3)音译;4)音译加类别词;5)用的语(target lang uage)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表达方式取代源语中带文化色彩的表达方式;6)解释;7)译出含义。

关键词:翻译,语言,文化
Abstract: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every utterance is,to a certain degree,peculiar to a community that uses the language. While one translates the source language,one is inevitably introducing the culture it embodies.T he aim of translation is, partly,to establish cultural eq uivalence between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target tex t.Whether or how to establish cultural e-quivalence depends on the following four factors:1)the type of source text;2)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flavor in the source text;3)the purpose of translation;and4)the type of readers of the target text.In the last part of the article seven proce-dures of establishing cultural equivalence in translati on are mentioned:1)retain original cultural flavor;2)transference;3) transliteration;4)transliteration plus a generic word;5)replace the cultural expressions of the sour ce text with those of the target language;6)explanation;and7)translate the implied meaning of foreign cultural expressions.
Key words:tr anslation,languag e,cultur e
根据 辞海 的解释,文化 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 。

人们普遍认为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

笔者认为人是社会的人,人使用语言时必然反映出人所处社会的特定文化,就拿最普通的 早安 和Good M orning作个比较:首先语序就不同;其次使用的频度不同;第三,前者比后者正规;第四,英语的Good Morning还可用作道别语。

即使 谢谢 和Thank you也有各自的文化色彩。

在英语国家,人们受到称赞时往往用Thank you作为回答;而使用汉语的人则从他们的文化传统出发,在别人称赞时往往要用 过奖了 、 不敢当 等表示自己的谦虚。

翻译是两种语言沟通的桥梁,主要任务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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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310028 杭州大学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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