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论君子

孔子论君子

一、孔子人格体系的结构

在孔子的人格体系结构中，以“君子”为中心，在之上有“圣王”和“圣贤”两格，而在之下有“狂狷”、“小人”和“乡原”三类。

所谓“狂狷”，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篇》）意即：孔子说：“得不到言行合乎中庸的人和他相交，那一定要交到狂放之人和狷介之士的人罢！狂放之人向前进取，狷介之士有所不为。”对孔子的这段话，孟子有所解释。

孟子认为，所谓“狂者”，“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孟子·尽心下》）意即：狂放之人，他们志大而言夸，嘴巴总是说，‘古人呀，古人呀！’可是一考察他们的行为，却不和言语相吻合。通过孔孟二人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狂者”是一些志大言狂之人，这些人的缺点是狂妄自大，或言过其实，但优点是志气高昂，富有进取之心。孔子对于“狂者”还作了“古之狂”和“今之狂”的分别，他认为：“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论语·阳货》）“狂也肆”，即狂放直率，不拘小节，肆意直言；“狂也荡”，即狂傲而轻浮。相比之下，孔子更喜欢“古之狂”，因为，“今之狂”大多是“狂而不直”（《论语·泰伯》），没有了“古之狂”那种“狂而直”的坦率品格；有的“今之狂”虽然有直率之性，但是又走向了“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的极端，变得十分地尖酸刻薄。

至于“狷者”，孟子认为乃“不屑不洁之士”，行为有点“踽踽凉凉”（孤独无助，落落寡欢）（《孟子·尽心下》）。“狷者”的缺点是自信不够，明哲保身，但其优点是知耻自好，能独善其身。

“狷者”与“狂者”比，孟子把前者看作是比后者更次一级的品格，曰：“狂者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孟子·尽心下》）这是因为，“狷者”是一种优点和缺点都不甚显著的人格形态，他的“有所不为”与“明哲保身”之间转化的可能性极大，而“狂者”恰恰是一种优点和缺点都十分明显的人格类型，“直率”与“无礼”都是一望而可知的。但总的来说，“狂狷”都是有“筋骨”和“节操”之士（《朱子语类》卷四十三），若能善加裁抑与激励之，可向更高的人格形态迈进。

“狂狷”之下是“小人”。

“君子”是孔子所提倡的理想人格符号，与之相反的则是“小人”。《论语》中，孔子谈到“君子”时往往与“小人”对举。如：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乎，未有小人而仁者。”（《论语·宪问》）这是孔子肯定了“君子”同“仁”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否认了“小人”与仁之间的内在联系。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这是孔子描述了“君子”与“小人”在人格境界上的差异。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孔子从方法论上指出了成就“君子”的修养路径，其中既包括对天命的敬畏和认知，又包括对自我的内省。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君

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从“义”与“利”、“勇”与“知”等方面说明了“君子”与“小人”的不同。

“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论语·子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和。”（《论语·子路》）从“君子”与“小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不同表现，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尽管小人与君子比较有很多的人格缺陷，但在孔子的眼中，“小人”并非是一无是处。《论语·子路》载：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斗筲之人：斗，是古代的量名。筲，古代的饭筐，能容五斗。斗筲形容度量和见识的狭小。也有人说“斗筲之人”就是车载斗量之人，意思是说这样的人很多，不足为奇。）

由是可知，“小人”在孔子的人格体系层次中比起那些从政的“斗筲之人”来说，犹有可称之处。

真正令孔子痛恨的人格形态是“乡原”。

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孟子对此孔子这段话在《孟子·尽心下》中有更详细的记载：“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何谓“乡愿”？孟子认为，“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意即：八面玲珑，屈意讨好的人）这种人具有这样的特征：“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意即：要指责他却又举不出什么大错误来，要责骂他却也无可责骂。他只是同流合污而已。为人好像忠诚老实，行为好像方正清洁，大家也都喜欢他，他自己也自以为正确，但是与尧舜之道完全违背，所以说他是贼害道德的人。）朱熹在《论语集注》中也这样解释：“乡者，鄙俗之意。原，与愿同。”“乡原，乡人之愿者也。盖其同流合污以媚于世，故在乡人之中独以愿称。”从孟子及朱子的描述中可以知道，“乡原”实际上就是一种行事毫无原则，不问是非，灵活圆滑，曲容媚俗的“好好先生”。从表面上看，“乡原”似乎与“君子”无别，他的那种“无可无不可”的处世之道甚至还近于为孔子所最为推崇的“中庸之道”，但是，在实际上，“乡原”既非“真君子”，也非“真小人”，而是地地道道的“伪君子”。因为真正的“君子”，在孔子看来是爱憎分明之士，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而“乡原”既不会真正去“爱人”，也害怕得罪人；真正的“小人”，如上所述，也是“言必信，行必果”之士，不像“乡原”行事顾虑重重，既要想方设法周延各方面的关系，又怕枪打出头之鸟；当然，“乡原”更不可能同于“狂者”，他同“狷者”之间似乎比较接近，但“狷者”之有所不为，也是“乡原”所做不到的。所以，从孔子到孟子，一直到宋明儒家，无不视“乡原”为道德人格沦落的最典型形象。

既然“乡原”人格形态是孔子人格体系层次中最下者，为什么孔子在提倡“君子”人格时要以“小人”而不是以“乡原”来做陪衬呢？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乡原”在人格特征上具有欺骗性，从表面上看，他与“君子”甚至更高的人格形态之间没有区别，孔子说他是“德之贼”，意即“乡原”乃道德的盗窃犯，是一枝射向仁德的“暗箭”，不易为人们所觉察，因而若以之来做“君子”人格的陪衬，则不足以彰显“君子”人格的风范与特征。而“小人”则不同，他的缺点与“君子”相比，十分明显，容易为人们所分辨，相对于“乡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