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舒婷诗歌的人道主义情怀

论舒婷诗歌的人道主义情怀

文学理论家勃兰兑斯在研究了19世纪欧洲文学的历史之后，曾经说过“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1]，这句话说出了文学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到我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难看出，文学与人道主义是紧密相连的。舒婷作为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她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在诗坛上大放异彩，自70年代末她的诗正式发表以来，在社会上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

对于人道主义，汝信给予了这样的定义:“狭义的人道主义指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宗教神学的一种思想和文化运动；广义的人道主义则泛指一般主张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重视人的价值，要求人能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等等的思想和观点。”[2]人道主义是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系，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主张个性解放，张扬人的独立，要求人的尊严，追求人的独立，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这样一种世界观。舒婷就是以爱的准则，乐观向上的心态，以一种浓浓的人道主义情怀给予读者心灵的慰藉，她的诗也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了一个划时代的地位。

一、舒婷诗歌人道主义情怀之成因

舒婷诗歌之所以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引起文学界批评家的广泛关注，她的诗能够表现出一种对人的关爱和对生命的珍视，流露出一种人道主义情怀，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的。

（一）社会原因

1.诗歌创作的社会背景

1966年，中国开始了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30年代以来的许多作家作品都遭到禁毁，对艺术家采取“革命行动”，将他们赶出城市和机关，分期分批地到工厂和农村。据新华社报道：到1966年2月为止，全国28个省市，有16万文艺工作者下乡下厂。他们不是搜集素材，而是参加三大革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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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思想为主。“文革”全面爆发后，大规模的砸烂“文艺黑线”，解散各种文艺组织，停办各种文学刊物。艺术家被随意地批斗和拘禁，株连无数。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文化部所属各单位和中国文联各协会全部人员被接受集体劳动改造，被迫害致死者无数[3]。很多作家都因此不得不停笔，或顺应社会潮流开始写作与阶级斗争有关的作品。文化大革命的持续动乱和人性的普遍沦丧给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创伤，他们在困境中看不到光明和希望，人所应有的价值和尊严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不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无辜的平民百姓，无数人蒙受了冤屈，遭到了极大的迫害和摧残，丧失了最起码的作为人的权利、尊严和人格。同时，在专制主义文化的统治下，个人崇拜登峰造极，人们完全丧失了思想的权利，沦为政治工具和牺牲品，于是，以“革命”的名义无情地批判他人、出卖他人；以“斗私批修”扼杀个性，扭曲人性、践踏自己，造成了无数人的精神创伤、人格分裂和人间惨剧。这种空前深重的历史灾难和惨痛的历史记忆，使得“文革”后社会对于人道主义的呼吁极其强烈。

舒婷诗歌创作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当时“文革”刚结束，由于舒婷的诗歌在表达个人内心情感上很切合“文革”后社会普遍存在的对于温情的渴望，因而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同。

2.诗人的成长经历

个人经历对作家人生观的影响和思想倾向的选择所起的巨大作用，对此早已有公论。同样，舒婷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与她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

舒婷的家庭原本是一个非常美满幸福的家庭，父亲在银行工作，母亲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知识女性，1957年“反右”运动中，父亲被遣送到边远山区劳动改造，和美的家庭因而破裂，这一切遭遇使她过早体味到人世沧桑。1969年“上山下乡”的洪流席卷而至，她怀着对母亲深深的眷恋赴闽西太拔公社插队落户。面对狂热的红色风暴、贫困的山村和善良的房东大娘，初涉世事的舒婷受到强烈震撼，她发誓要写一部艾芜的《南行记》那样的作品，为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于是，她开始认真地记日记，抄各种中外诗人的作品，有意识地去寻找各种各样的书来读，此时，她顺手写下的几首诗开始在知青中流传开来。1972年，20岁的舒婷被照顾回城，1973年舒婷的母亲因病去世。她在建筑公司做过临时工，干过宣传、统计、炉前工、讲解员、泥水

匠。1975年，舒婷正式调织布厂当工人，1977年，舒婷又被调至灯泡厂做起了累人的焊锡工。复杂的经历与内心的寂寞，使她开始用冷峻的眼光来看待身边的每一件事情，品味生活中的微妙情绪，洞察人生的深刻内涵。此时，她写了《致大海》、《海滨晨曲》、《珠贝——大海的眼泪》、《船》等一批作品，表达了困境中的青年歌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舒婷经历了这场革命的全过程，由于“文革”对人性的摧残，使得她迫切的呼唤人的价值和尊严，她才会饱含着一种人道主义情怀，更深切的体会到当时和她有着相似经历的青年人的心理创伤，更能理解他们内心的痛苦，也就更能用诗歌去化解他们的苦闷和忧伤，更懂得生命的宝贵和人格尊严的价值。她写下了许多歌颂友谊赞美爱情和眷恋亲人的作品，表达了她对于人生的坚定信念和对于理想的热切向往。尤其是一些表现苦难中的爱情和友谊的诗作，如《赠》、《春夜》、《秋夜送友》等，十分真切动人。这些诗作大多写在“文革”之中，是诗人抵御苦难，寻求精神超脱的重要方式。舒婷在经历过“文革”的苦难之后，虽然有些诗作也表现了理想幻灭后的失落感，如《船》，但与此同时，她也在以新的创作追求光明的理想，重建人生的信念，如《这也是一切》[4]。

舒婷和这一代青年一样，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感受着这场空前的斗争带给自己这一代人的最初的狂热、中途的迷惘和后期的觉醒，以及觉醒以后严峻的思考。甚至，比起某些人她还更多地承受了“文革”投给自己家庭的阴影和心灵上的重负。因此，当七十年代初期，她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来到闽西山村，从喜爱绘画和哲学转而倾心于诗，拿起笔来，抒写自己的内心感受时，便不能不带着这个特定的年代给一代青年思想和感情上烙下的印迹。她探索和表现自己的心灵，同时也就从某一个侧面探索和表现自己一代人的心灵。她所抒写的，正是这一代人在这动荡的年代里“目睹了血腥的光荣”，“记载了伟大的罪孽”，从狂热的崇拜到痛苦的觉醒，从苦闷的徘徊到严峻的思考这样一个艰难曲折的心理历程[5]。

正是由于舒婷亲眼目睹了“文革”十年的非人道暴行，亲身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仇视和隔膜，她才明白那个年代的沉重，她才会不自觉的在自己的诗歌中流露出她对作为人所应有的权利的追求、对人格的肯定；她才明白那个黑暗的时代给予青年人心灵上所留下的疮疤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消除，同时她忠于自己内心的感受，坚信黑暗终会过去，黎明终将到来，她怀着一颗爱人爱己的赤诚之心，在自己的诗歌中表现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