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思想

胡适“暴得大名”靠的是什么？
2015-05-11 09:58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叶胜舟286次点击:我要评论
胡适有才、有名，是个细心帅哥、体贴绅士，一生非常有女人缘，他也擅长关心女性。

据说胡适在北大教书时，课堂上若有风，临窗又有女生，他就会走过去关上窗户。

1955年11月，张爱玲到纽约，与胡适见面两次后恰逢感恩节，胡适打电话约张爱玲跟朋友们一起去中国餐
胡适(1891年-1962年)，原名嗣穈，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

安徽绩溪人。

1910年入康乃尔大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

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46年7月至1948年12月任北京大学校长。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

文学革命暴得大名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这首20世纪80年代初流行的台湾校园歌曲，名叫《兰花草》，改编自胡适1921年10月4日写的白话诗《希望》。

胡适对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影响最大、最深、最远的贡献，是他首倡了白话文运动，掀起了“文学革命”，推翻了二千多年的文言文。

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是第一部白话学术论著，他的《终身大事》是第一部白话戏剧，他的《短篇小说》是第一部白话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集，他的《尝试集》是第一部白话诗集，白话诗《希望》就是其中一首。

这些均为开山之作。

《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新文学的“八不主义”，是胡适的成名之篇。

先在《留学生季报》发表，反响风平浪静，泡沫都没起一个，又抄了一份寄给国内的《新青年》。

陈独秀独具慧眼，在1917年1月1日《新青年》上发表后，文章轰动全国，胡适风靡学界，成为文学革命的“宣言书”、“播种机”。

胡适当初没想到，“一稿两投”竟然无心插柳柳成荫。

历史吊诡之处在于，这篇大作拉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帷幕，却用文言文来写。

胡适打响了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枪”。

陈独秀接着写了篇《文学革命论》，首提“文学革命”概念，狠批“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比胡适的“火药味”更猛。

胡适继陈独秀之后又写了篇《建设新文学革命》，他刚出道、出名，典型的文艺“小鲜肉”，鼓吹“革命”还有些心虚，所以标题中加了“建设”两字缓冲。

陈独秀、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双子星座”，或者说是“双发动机”。

两人带领志同道合者推波助澜，星星之火，迅速成燎原之势。

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训令，“自1920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

” 4月再发通告，分批废止旧国文教科书，逐步采用经审定的语体文教科书，其他各科教科书也“参改语体文”。

流行了几千年的文言文，仅用3年多时间，就被白话文取代了。

鲁迅在《无声的中国》演讲中认为，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

周策纵在《胡适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与贡献》中评价，“白话文在一切写作文件上都成了正宗，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是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

” 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感慨：“胡适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便一跃而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外，我们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
胡适也不矫情，毫不吝啬地称赞了白话文的作用和地位。

认为语言的形式不打破，思想内容的更新无从谈起。

白话文运动就是中国人精神解放的第一步，破除掉第一层“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

他在《尝试集自序》中写道，“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

”在《口述自传》中又说：“这一个转变简直与西洋思想史上，把地球中心说转向太阳中心说的哥白尼的思想革命一样。

”
道不同不相为谋，新旧文化难免有碰撞、有火花。

蔡元培主掌的北大“兼容并包”，各式学术大腕云集，趣闻逸事也多。

黄侃推崇“国故”，师从章太炎，瞧不起新文化。

这个“狂狷”思维敏捷，口才了得，与胡适泾渭分明，互存芥蒂，常调侃胡适。

例如，黄对胡说：“你口口声声说要推广白话文，未必真心。

”胡不解，问何故。

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不应叫胡适，应叫…往哪里去‟才对。

”又如，黄侃常在课堂上大骂新文化，大骂胡适和师弟钱玄同。

“假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用白话文发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个字，而用文言只须…妻丧速归‟即可，光电报费可省2/3。

”
清华出身北大栋梁
胡适与中国的两所名校清华、北大渊源很深。

1910年，胡适考中游美学务处(筹备清华学堂)第二批庚子赔款留学生。

同批金榜题名、后来担任浙大校长13
年的竺可桢保留了一份榜单，其中赵元任列第二，竺可桢列第二十八，胡适列第五十五。

1924年2月22日，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致函胡适，聘请他“担任筹备大学顾问”。

同时动员他出任筹建的清华研究院院长。

胡适有自知之明，表示只做顾问不做院长，清醒又谦虚地推辞：“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

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同时他建议清华研究院采用宋、元时代书院的导师制，兼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位论文专题研究的办学方针。

胡适的真知灼见，曹云祥深以为然。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如日中天、辉煌难及，背后其实有胡适这位伯乐“推手”。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有“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诗句，说的就是胡适推荐王国维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故事。

中原大战结束后，清华大学呈文，请示在周贻春、赵元任和胡适三者中选一位校长，政府以“赵元任非办事人才，胡适议论乖谬，碍难予以任命，而周贻春又坚辞不就”为由全部否决。

1931年3月17日，清华派三位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蒋介石接见时干脆回应：“胡适系反党，不能派。

”胡适哭笑不得，3月18
日的日记中记录：“今天报载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反党)。

”
胡适因《文学改良刍议》一举成名后，趁热回国。

1917年9月10日，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时年26周岁还差3个月。

进北大时不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1927年才学位到手)，蔡元培爱才、惜才，帮他学历“造假”。

1922年，胡适任北京大学教务长。

1932年，又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按北大传统，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皆由国学功底深厚的名教授担任。

胡适来北大后，重新编写讲义，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从西周晚年的老子和孔子思想开讲，把五千年历史“截断众流”去一半，听讲者大为惊骇，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胡说”，激进学生开始折腾赶走这位“胡说”教授。

此时，顾颉刚建议学生领袖、同舍好友傅斯年听听胡适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

傅听了几天后，告诉伙伴们：“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
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傅斯年也成了他的得意门生，后来还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胡适晚年深情地回忆，“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傅斯年)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他对北大学生也颇为赏识，认为尽管“年轻但是却
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有“几个学生的学问比我强”，其中就包括“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等人”。

在众多的身份与头衔中，胡适对“北大校长”颇为看重。

即使1949年4月离开大陆，无论寓居美国还是漂泊台湾，仍旧以北大校长自居。

在1957年6月4日所立的遗嘱中，他将留在大陆的“102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北大。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胡适在美国求学7年，受过严格的西方哲学和哲学史训练，特别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论。

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宣称，“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

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

” 倡导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免“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

胡适在《我的歧路》中也说，“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正如我谈白话文也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

”“实验主义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

”
在北大教了一年课，胡适以博士论文为基础，不断增改扩充，形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

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大校长蔡元培为此作序，肯定了四处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

其中最重要的是“平等的眼光”，老子以后的诸子平等，各有长短。

自负的冯友兰也认可胡适的这本著作，“对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

” 顾颉刚称赞胡适“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

”
《红楼梦考证》是胡适的另一名篇，他率先将考证运用于古典小说研究，因此成为新红学的开山祖师。

胡适旁征博引近二十种古籍，得出六条结论，确认了曹雪芹是作者，弄清了曹氏家族的来龙去脉和写作年代，认定了《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

在作品版本问题上，确认《红楼梦》后四十回为高鹗所补。

他在晚年的多次演讲中，经常以《红楼梦》研究为例，阐释其实验主义的治学精神与研究方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的1921年7月11日，胡适撰写的《杜威先生与中国》中，有句经典──“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读者是否感受到历史的穿越?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我们是否有可能殊途同归?
多研问题少谈主义
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一针见血地抨击，“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

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

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
他认为，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等等。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李大钊看到此文后，随即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反驳胡适的观点，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

同时“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

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

胡适接着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反驳李大钊等人的主张。

胡、李之争，用现代语言描述，其实争论的是“仰望星空”还是“脚踏实地”，两者不可偏废，但又往往过犹不及。

我的朋友名满天下
“我的朋友胡适之”，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的一句口头禅，也是此后几十年社会名流互托身份的一个符号，凸显了胡适的名望之高、人缘之好。

据唐德刚《胡适杂忆》，此语出处无考，但胡适颇为得意。

一方面说明胡适朋友遍天下，天下无人不识君;另一方面也嘲讽那些招摇撞骗、欺世盗名之辈，动辄就把自己与胡适的大名联在一起，“拉大旗作虎皮”。

自1917成名至1962年去世，胡适在中国思想、文化、学术、政治上都一直笼罩于光环之中。

他为人真诚、宽厚、热情，不及鲁迅尖刻，没有徐志摩花心，更不似郭沫若投机。

回顾他热闹的一生，总是演讲多、客人多、宴会多、兴趣多。

1948年12月，胡适匆忙离开北平，留在东厂胡同寓所的物品中共有500多封信件，与其通信的人几乎全是当时活跃在政治、文化、学术、军事等领域的VIP。

既有国民党要人，如蒋介石、汪精卫、廖仲恺、李宗仁、张学良等;也有共产党要人，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还有社会贤达，如梁启超、章士钊、宋庆龄、罗隆基、黄炎培等。

胡适与陈独秀半生情谊，一个温厚执着，一个激烈率真;一个钟情“问题”，一个钟情“主义”，最终因《新青年》的分歧而决裂。

胡适写信给陈独秀，“我究竟不深怪你，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

”陈独秀也坦诚忠告，“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

”
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入木三分地评论陈独秀、胡适迥异的性情风格：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陈独秀一生多次被捕入狱，胡适每次必全力营救。

商务印书馆碍于政治原因不能出版陈独秀的《拼音文字》，胡适不忍狱中的陈独秀失望，与赵元任私下里筹集了1000元，以出版稿费为名送给陈独秀，供他生活之需。

赵元任对杨步伟一往情深，紧追不已，但杨理性，“考验期”没完没了。

赵元任心中焦急，向好友胡适倾吐苦衷。

胡适去见杨步伟，大大夸了赵一番，把窗户纸捅破，成全好事。

1941年6月1日，赵元任夫妇结婚二十周年，“红娘”胡适写了首风趣幽默的贺诗：“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

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

” “香香礼”是“吻”的意思，令人忍俊不禁。

胡适有才、有名，是个细心帅哥、体贴绅士，一生非常有女人缘，他也擅长关心女性。

据说胡适在北大教书时，课堂上若有风，临窗又有女生，他就会走过去关上窗户。

1955年11月，张爱玲到纽约，与胡适见面两次后恰逢感恩节，胡适打电话约张爱玲跟朋友们一起去中国餐厅“下馆子”，怕她“一个人寂寞”。

胡适奖掖后进，慷慨助人，佳话甚多。

1919年秋，林语堂官费赴哈佛留学，一年后官方停止资助，胡适先后汇了2000美元救急，解释是北大给林语堂的工资“预支款”。

四年学成后，林语堂回到北大就职，胡适正好不在北平，他向北大校长蒋梦麟致谢。

蒋梦麟诧异地说：“什么两千大洋?是胡适自掏腰包。

”林语堂才明白事情原委。

他后来回忆，我们这些跟胡适相熟的人都叫他“大哥”，因为他总是随时愿意帮忙或提供意见。

自1930年始，胡适鼓励、帮助梁实秋一人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历时37年，实力、毅力久经考验，日后被称为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

1948年，周汝昌还是学术新人，与胡适也不熟悉，冒昧写信借胡适珍藏的最古老《甲
戌本石头记》，他毫不犹豫就借了。

季羡林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经陈寅恪向胡适、傅斯年、汤用彤推荐，35岁回国任北大教授，也深受胡适器重栽培。

胡适“暴得大名”，虽有运气，更是实力。

他是中国新文化的引进者、启蒙者、开拓者，在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开风气之先，领时代之先，其思想方法和学术观点影响深远，泽被后世。

迄今为止，胡适是中国获得博士学位最多之人，有36个博士学位，其中35个是荣誉博士学位。

很多世界著名大学基于他的文化杰出贡献和社会知名度、影响力，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国际文化界、学术界对胡适的尊重和认可，由此可见一斑。

(2015年5月4日。

“五四”青年节之际，谨以此文纪念胡适先贤。

在原创时政评论微信公众号“sswypl”发布时，题为《师表校魂(三)：胡适(上-文化篇)》，敬请关注续文《师表校魂(三)：胡适(下-政治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