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情宋理——唐宋诗风格比较

“唐情宋理”——微探唐宋诗歌特征

【论点梳理】

杨慎《升庵诗话》云: “唐诗人主情, 去三百篇近;宋诗人主理, 去三百篇远。”王士《答师友传诗录》云: “唐人诗主情, 故多蕴藉。宋诗主气, 故多径露。”吴乔《围炉诗话》云: “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 唐人主于达情, 宋诗主议论。”

钱钟书《谈艺录》云: “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 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缪钺《论宋诗》云: “唐诗以韵胜, 故浑雅, 而贵蕴藉空灵; 宋诗以意胜, 故精能, 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 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 故瘦劲。”

以上皆为古往今来，对于唐诗主情，宋诗主理的经典论述。随着时代的向前推进，政权的更迭所带来的文坛更迭，如同海潮般起落，后浪奔来，而前浪之水却仍然保留其中，虽经沙粒阻留，但仍然不可避免的掺入后浪之中。

对于唐诗和宋诗，先后的继承与高下的争论是这二者无法避免的问题。

从人类的心理演进来看，人类对世界的认识都是有感性上升为理性的，这也不难解释，唐诗咏情于先，宋诗论理在后的逻辑。同为中华民族这一种群来看，由唐诗与宋诗所表达出的民族思想逻辑虽有朝代之分，但是却仍是一个种族思想的延续。

于继承一方，严羽《沧浪诗话·诗辩》云：“国初之时，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制动破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

于北宋初，诗人继承唐诗可分为三大诗派，崇尚“白体”的唱和诗，以隐逸为乐，孤峭苦吟的“晚唐体”，以及用典繁复，意象华美的“西崑体”杰克在其主导体系中，向上溯源出唐代诗歌的脉络。

于唐宋诗的高下之争，始于南宋。学诗者群驱于江西之一途，而南宋诗坛遂为其所笼罩朱熹、严羽等更为趋唐，而抨“江西”，但亦有陆九渊等极口称赞但声微，由此可知，南宋至金元，虽有“江西”宋诗盛名，但文人亦趋唐音。至于明，明初皆主唐音，前后七子甚有“诗必盛唐”直说，而虽有宋濂等鼓吹宋诗者，但只言片语，不成系统，后有“公安派”，方与七子争而能发起声。后至清，吕留良，吴代叔著《宋诗钞》，始对宋诗进行整理研究，影响诗坛极大，但倡唐诗者尤甚众。

同时，唐宋诗之分在于诗歌的类型，而与朝代的概念应有所区分，正如袁枚所说：“夫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也。诗者，个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

【印证与分析】

一、从诗歌的总体风貌看, 唐诗和宋诗气象迥异

唐诗的气象来源于诗经、汉魏风骨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楚辞汉赋的浪漫主义精神, 形成于“潮平两岸失, 风正数帆悬”的盛唐时代环境, 体现了唐代特有的积极、乐观、向上和洋溢着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光彩的时代精神和民族气质, 故唐诗的气象可用“雄壮浑厚”来概括。

最能体现唐诗气象的是李白和杜甫, 他们共同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李白渴望建功立业, 抱负满怀, 纵情欢乐, 傲岸不驯, 大气磅礴, 冲破一切规范和约束, 美妙奇异, 酣畅淋漓之至。杜甫忧国忧民, 感时伤世, 深沉博大, 沉郁顿挫, 恪守“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基本原则。李白雄壮, 杜甫浑厚，李白和杜甫共同代表了“骨气端翔, 音情顿挫, 光英朗练, 有金石声”的唐诗气象。

由于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国势, 宋诗始终笼罩着沉郁悲凉之气; 同时也因为政治上重文轻武,士大夫地位的提高, 宋诗作者每每感到难以超越唐诗的焦虑, 刻意求工求新, 尤其是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注重诗文的法度, 在创作上体现为诗文的“终始”、“关键”和“开合”, 体现为句法的严谨和押韵的严密。

同为悲春伤秋之作，唐人杜甫，与宋人晏殊就表现了不同的气象出来

《春望》杜甫

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 浑欲不胜簪。

《中秋月》晏殊

一轮霜影转庭梧, 此夕羁人独向隅。

未必素娥无怅恨, 玉蟾清冷桂花孤。

同样是写“悲”, 宋诗是“悲凉”, 而唐诗则是“悲壮”。

二、从表达方式来看, 唐诗主抒情, 宋诗则重在揭示蕴涵在诗歌形象之中的理趣

唐人在他们生活的年代所追求的是人生的辉煌，漫游名山大川的豪迈，行走江湖，执剑仗义的豪爽。丰富的物质生活，开明的社会制度，频繁的对外交流给唐代诗人一片更加宽广的舞台，来书写他们心中的“情”。统治者的开明，让文

人没了禁忌，直抒胸臆，“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一句广告语，用于唐朝诗人可以说，“情有多深，诗作就有慷慨”。

就唐代文化思想对文人的个性及创作的影响来看，儒、释、道、侠兼行，而尤以儒、侠精神为重。儒侠结合，对唐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唐人提倡“不平则鸣”，他们不为“温柔敦厚”的诗教所束缚，冲破了传统儒家谨守的伦理纲常之所，或尽抒报国之志，或批判社会现实，抨击社会弊端，甚至把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这种外向的性格和无畏的精神是特定思想文化与时代氛围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大帝国的强盛刺激了诗人建功立业之心，纵横任侠又赋予诗人豪迈奔放的个性，为使人们展示英雄壮志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这种一往无前的批判精神又赖于社会政治空气的宽松与统治者的胸襟，排除了诗人内心的畏缩。

宋人吸取了中唐以来藩镇割据的害处，赵宋王朝实施了“重文轻武”的政治模式与“守内虚外”的政策。“重文”使得各路文人的作用得到凸显，他们有更多的路数成为达官显贵，但是“受内”使得政治上，宋朝的皇帝谨记着唐人的教训，或许是物极必反，或许是蛇与草绳的语言，赵宋王朝高看文官的同时，却没有给他们在政治上大展拳脚的机会，中央的高度集权，让文人的官职虽多却难以实施他们心中的蓝图。同时“虚外”而又“轻武”让宋人失去了他们强大自信心的来源，唐朝的辉煌尤在眼前，外族的侵扰相对朝廷的软弱让他们无法施展的痛楚更加的深刻，唯有一声叹息。自信已经失去，和谈笑傲天下的外向进去？故而，与唐诗相比，宋诗在宋人的叹息声中内敛而深刻。北宋时无法施展政治抱负，有名而无实；南宋时面对外族侵袭，主和派的主张却率占上风。担当重任却无所作为的宋朝文人怎能不尴尬？

如果说唐诗追求的是饮酒纵歌，笑傲天下的雄壮；宋诗追求的却是脱俗绝尘，超逸不凡的理趣。众人的天下无法由自己变革，那就从自身做起吧。这是宋人在高度集权的政治将他们架空之后所做的必然选择。而且受当权者的影响，道教的发展使他们更热衷于钻研玄理，对自身的要求也使他们更重节操、品格，强调道德涵养。

唐代文人受“儒侠”思想最为深厚的话，宋代文人却是在久久的空虚之中，将儒家的“兼济天下”、道家的因任自然与佛学的超尘绝俗、虚静明达结合起来，“修身已儒，治心以释”，用佛道旷达恬静的精神面对严酷的现实人生，去遣散现实生活中的压抑与悲凉，求得平和安宁的心境。

在登临庐山的时候，李白与苏轼这两位豪放与豪迈的人物却发出了不同的感慨：

《望庐山瀑布水》李白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丈，疑是银河落九天。

《题西林壁》苏轼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李白的诗歌看的见庐山瀑布的壮景，“三千丈，落九天”大气磅礴不言而喻。心中有豪情，笔下才有如此的阔景。读这首诗，仿佛一位衣袂翻飞的谪仙就立在山崖之上，举手遥指轰隆作响的瀑布高声吟咏，物我两忘，浑然融入天地之间。

苏轼的诗，常被人称作一首“小诗”。他没有像李白一样，写出了庐山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