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东汉画像石墓墓门区域神异图像涵义之考辨

陕北东汉画像石墓墓门区域神异图像涵义之考辨——以该地区画像石墓门部位上出现的若干重要神异题材作为论述的中心

胡杰

【作者简介】胡杰，广州大学纺织服装学院花都校区服装教研室教师。（广东广州510830）

【关键词】陕北/东汉画像石墓墓门部位/重要神异图像题材/象征意义/墓葬功能/多重复合性/不死信仰/“窗口”

本文在前辈学者对陕北地区东汉画像石墓葬艺术进行风格分期、年代考订与题材综述等多方面研究的基础上，对该地区数处有代表性的、能够大致反映出该地画像石墓葬艺术发展脉络的画像石墓墓门部位的若干重要神异图像（题材）进行研究，通过对具体的“上下文”图像雕绘语境的分析，结合该地区特殊的文化史氛围和相关的重要文献资料线索，在考察这些神异图像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细致地考释与辨析这些重要的神异图像（题材）在该地区画像石墓门部位上的不同象征意义及其在墓葬中的雕绘功能。通过此种解析，笔者进一步强调了“墓门”区域在陕北地区东汉画像石墓葬中所具有的特殊的重要意义与地位。而在本论文的结尾部分，笔者则通过对该地区画像石墓葬中新近发掘出土的一段招魂铭文的解析及对该地画像石墓门部位相关题材的另类解读，试图进一步将以上研究思路纳入到两汉时期该地区特有的丧葬礼俗和信仰传统中去。

［中图分类号］J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53(2006)02-0005-12

导言

2002年春，笔者曾去西北地区作了一次收获颇丰的考察，在此过程中逐步加深了对陕西地区汉画像砖、石艺术的理解。这篇论文即是笔者在近二三年内对该专题进行长期关注并作系统性思考的总结；它的考察重点则是对出土于陕北榆林地区（也包括晋西北的一部分地区）①的东汉画像石墓门部位上的若干重要神异图像（题材）的象征涵义与功能进行重新梳理与探寻。

陕北榆林地区（以及山西吕梁地区）在两汉时期隶属上郡与西河郡治地，它也是目前汉代画像石（墓）艺术出土的集中地域之一。该地区画像石艺术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画像石建筑雕绘构件的精华部分多集中于该地区画像石墓室中的墓门部位，而在此部位上镌刻的诸多图像（题材）也具有较高的考古学、历史学与美术学的研究价值。当然，它也日益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普遍关注。通过近五十年来的发掘、收集与研究，学界对该地区东汉画像石墓群的分布状况的考察、有关画像石图像与文本材料的积累、年代的考订、风格的分期等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确切地说，对于该地区画像石的研究，一些学者如信立祥、陈孟东、戴应新、李凇、孙周勇等人已经对其进行了比较深入而细致的风格分期、年代断代和题材整理工作。②然而，笔者认为与该地区画像石墓的出土、挖掘、清理与著录的积累速度相比，学界对该地区画像石艺术诸多问题的认识与探索仍然存在着不足——笔者从以往学人对这方面的研究论述中了解到，有关的研究学者对这个专题的探讨依然倾向于仅对一些单个图像做孤立的考证或描述，而不注重画像石雕绘部位上多种图像之间的有机联系；或者仅仅以一种宏观的视角去把握从画像石墓葬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一般性的社会、历史形态而不太注重于结合具体的画像石墓葬氛围去对墓葬中的多种图像的类型与结构进行细致而有效的归类与阐释。

在笔者对该专题从事研究的过程中，前辈学者的一些研究思想对本论文的写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这其中，信立祥和李凇两位学者的论著最为重要—

—1986年，信立祥先生发表《汉画像石的分区与分期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章节便对出土于陕北、晋西北地区的画像石墓葬进行了细致的考古类型学意义上的年代分期③，从而为后人对该地区画像石墓葬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而李凇先生在《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5期发表的那篇论文《从“永元模式”到“永和模式”——陕北汉代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分期研究》中，“将陕北汉代画像石当作一个连续发展的有机整体来看待，以纪年画像石为依托，通过追踪题材的衍生配置与消长，图像与类型的变化，尤其是以西王母图像的演变为主要线索，试图建构图像的类型与年代框架，深化和促进对陕北画像石的认识。”

④通过该篇论文，李凇先生进一步对该地区东汉画像石墓葬区域的诸多图像（题材）进行了更为有效的风格与年代分期，并综合运用考古类型学与图像分析的方法，将该地区的画像石图像题材类型归纳为两种占主导地位的风格类型模式的依次转换：即从该地区东汉中期的“永元模式”向中后期的“永和模式”的转变⑤——这一工作的完成，无疑给学人们在这一领域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依托点。但即便如此，笔者认为目前对于这个专题的研究仍然有必要作更深一步的拓展。

其一，在对陕北东汉画像石艺术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些重要的学者包括信立祥、陈根远、李凇等人在关于该地画像石墓葬研究的视野上基本不出“对该地画像石墓群进行考古类型学意义上的年代与风格分期”的范围；因此，在一些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已清理出头绪的状态下，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地对雕绘在该地区画像石墓葬群中的多种图像题材作更为深入的形式分析学、图像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综合考察，以期进一步解决诸如该地画像石墓葬中出现的诸多题材的涵义问题、墓主阶层所具有的宗教信仰问题、这些墓主阶层与当时的建筑工匠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等。

其二，位于陕北、晋西北地区的画像石墓群，其诸多题材大体都集中在该地画像石墓葬中的墓门部位，这一区域应可看作是该地画像石墓中的一个重要构成

区域，但笔者从相关研究资料中得知，有关学者在这方面的关注似乎还远远不够，因而有必要对该地区画像石墓门部位上的相关重要题材做进一步的解读与探索，以揭示“墓门”区域在陕北地区东汉画像石墓葬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与地位。

其三，李凇先生在他的那篇重要论文《从“永元模式”到“永和模式”——陕北汉代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分期研究》中，主要是从“西王母”图像在该地区画像石墓群中的图像状态、构成与风格类型转换的历史轨迹进行分析切入的。（同样的例子也可显见于他以前对西王母所作的多篇图像志论文中。）——此种研究视角对于界定陕北东汉画像石墓群的风格与年代分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绵延几十年之久的陕北（包括晋西北一部分地区）东汉画像石墓群，在其墓室内壁与墓门区域中的一个重要与恒定的图像题材即为被称作“佛入东土之前中国第一神像”的西王母像；对其进行细致的分析当然能够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如风格分期、图像年代的考鉴等。

然而，笔者在查阅了相关考古资料后也发现：出现在陕北地区画像石墓门部位上的重要与较为恒定的神异题材除西王母图像外，尚有被称为四神图像系统之一的“朱雀”像以及“铺首衔环”“兕”“羽人”“东王公”等若干重要的神异图像。这些图像与前面提到的西王母像之间是何种关系？它们被雕绘于该地区画像石墓门部位上，其背后隐藏的象征涵义与自身所具有的雕绘功能是什么？而“墓门”部位在该地画像石墓室中又具有何种意义与地位？可见，要深入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对单一的西王母像进行探究是远远不够的，反之，如果我们能够在陕北东汉画像石墓群这样一种具体的雕绘语境下，从整体上来把握出现在陕北地区东汉画像石墓墓门部位诸多图像（题材）之间紧密的有机联系，把该地区画像石墓门区域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个前提下，从微观的角度，结合具体的图像雕绘环境，来解析隐藏在这些图像（题材）背后那一特定的文化史意义上的视觉象征含义与墓葬功能——那么，或许我们能够在“陕北东汉画像石”这个专题的研究中进一步解决一些未被深入讨论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