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品与人品

书品与人品

近日仍须奔走，九月五日要在上海参加民间书院高峰论坛，六日会在交大海外国学与西方经典研修班讲《知行：从阳明心学谈起》。

接着要准备九月十八日在浙江美术馆的“墨家：龚鹏程书法展”了。因贴书论一则，以广其意。

宣我情性：书品与人品

龚鹏程

一、

启功先生〈论书绝句〉第十一首注：「唐人楷书手写本，莫不结体精严，点画飞动，有血有肉，转侧照人。校以著名唐碑，虞、欧、褚、薛乃至王知敬、敬客诸名家，并无逊色。所不及者，官耳。官位愈高，则书名愈大」。

第十二首论宋四家苏黄米蔡，则说蔡不应是蔡襄，只能是蔡京蔡卞。而古人所以以蔡襄代之，当是受「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传统儒家观念之影响。所以启功先生痛批：「古之所谓德成者，率以其官高耳」。其论书绝句自书本更有自序说：「又见古之得书名者，并不尽根于能。官大者奴仆视家人、名高者生徒视侪辈，其势其地既优，其迹其声易播」。

先生反对以心术德行人品论书，论蔡京蔡卞如此，论王铎亦如此。举倪云林题王黄鹤画之语以夸王铎曰：「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评价可谓极高矣。而在理论上，先生更直接驳斥柳公权「心正则笔正」之说，认为「笔下之美恶与心中之邪正，初无干涉」。

我有一篇文章论〈书法真精神〉，曾反驳过先生，认为先生胡涂了，自相矛盾，往往前言对不上后语。例如他说书法史上得名者多半是因官大，则蔡京蔡卞不更是大官吗？为什么大家一般并不推崇他们，竟要劳先生来翻案？「德成而上」之德，又能解释成官吗？先生名高，恐遂放肆而言矣！

至于「心正笔正」，本为柳公权劝谏之言，先生借题发挥，将人品与书迹分开，益可见先生宗旨只在书迹层面。从前，刘勰品藻群言，题其书曰：「文心雕龙」。先生论书，却是仅及其迹，不肯谈心的，令人有点莫名所以。

考《西京杂记》曾载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曰：「……赋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赋有赋之迹，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是也。然而赋不只有赋之迹，还有赋之心。此理连司马相如都懂，可惜启功先生不知，以为论心即是论道德，于中国艺术传统真是太隔阂了！

苏黄米蔡四家之说，始于元人。然王芝〈跋蔡襄洮河石砚铭〉即已以蔡襄为四家冠冕。认为苏黄米蔡四家之蔡应该改为蔡京蔡卞，要晚到明人王绂，而清叶昌炽《语石》提倡尤力，赏其狂狷。启功先生不过拾其余渖而不知其非也。考宋人书论，大抵皆只言蔡襄，齿及京卞者甚少。如倪思《经锄堂杂志》云：「本朝字书惟东坡、鲁直、元章。然东坡多卧笔，鲁直多纵笔，元章多曳笔。若行草尚可，使作小楷则不能矣。……独蔡君谟为冠，余子不及」，朱子亦曰：「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可见一时公论如此，非只东坡一人推其为本朝第一也。蔡京蔡卞哪里有此地位？赵孟俯〈评宋十一家书〉，只说蔡端明如周南后妃，容德兼备，而略不及京卞。益可知宋元人论四家，必不以京卞为是。叶缘督有取于京卞之狂之狷，遂不知古人本以中和为高也。

以上是旧作中不同意启功先生的论点，现在就还要接着谈下去。

二、

启功先生字好名高，但见识浅俗，一如其诗。说古来书家擅名者都只因官大，正像许多人以为王羲之之地位是唐太宗捧起来的，都是把世俗权势跟文化艺术领域的权威混为一谈了。

什么是文化艺术领域的权威呢？钟嵘《诗品》说得好：“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馀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权威势力是分领域的，禽兽世界以龙凤为尊、人伦领域以周孔为为表率、诗中有此地位的，他认为是曹植。而曹植在现实政治领域，则恰好是吃瘪的。后世称为诗仙、诗圣的李白杜甫，官爵也都不高，人们爱敬他们的诗，远胜于那些也写诗的帝王如乾隆等。

这不是很浅显的道理吗？无奈弄不明白的依然大有人在。例如一谈到孔子的地位，就说是因帝王之提倡；谈到儒学在历史上的发达，也说是因帝王独尊了儒术；谈到唐诗之兴盛，那不消说，更是帝王之提倡；书法，王羲之的权威，还是帝王提倡；至于其他书法名家之所以有名，亦“率以其官高耳”。

这不可笑吗？大抵俗人眼中只看到官爵，根本不知艺术、不懂文化，不知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之分立，正是懂艺术的第一步。分不开，就甭谈文化艺术，官大学问大就好了，还谈什么？

文化艺术领域不但与政治领域是分立的，具有自主和独立性，他们还可能会有冲突。得意于此者，往往失意于彼。这就是“诗能穷人”“诗穷而后工”一类论述之由来。

无论是司马迁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或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都点出了两者常不相容。人在这儿，不能什么都想要，须有个价值的抉择。

旁人看你，也是如此。孔子、关公、岳飞、文天祥，现实政治上可能没什么，甚且也可说是失败者，但大家推崇尊仰的是另一种价值，决不会相混。宋代四大家，苏黄米蔡。黄庭坚的官，最高做到起居舍人，修史，然后就一路贬官，一直贬到广西宜州，病死了事。米芾亦不过是书画博士。做官，对他们来说，殆仅属于“家贫始以官为业”而已。令他们拥有权威、使人钦仰的，难道是他们这芝麻大点的官衔吗？

三、

以上是就理上说，底下再从事上分析。

书法史上最大的权威，是王羲之。但你若以为王羲之是帝王捧起来的，那就刚好倒果为因了。

王羲之的字，当时就有名，许多人狂热地喜欢。喜欢到什么程度呢？一是采用“逼夺”和“蒲博”的方法去收集王书，桓玄就是一例。其次是收集到之后，颇有人拿它殉葬，王羲之的妻弟郗昙就是一例。《陈书》卷二十八《始兴王伯茂传》记载：

是时（陈天嘉二年，561）征北军人于丹徒发郗昙墓，大获晋右将军王羲之书及诸明贤遗迹。事觉，其书并没县官，藏于秘府。世祖（陈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赐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隶，甚得右军之法。

郗昙比王羲之小十八岁，升平五年（361）正月去世。王羲之也在这一年谢世。

当时还有人假造王书换钱，虞龢《论书表》记载：

羲之为会稽、献之为吴兴，故三吴之近地，偏多遗迹也。又是末年遒美之时。中室宗室，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