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复苏期的中国

2010年12月10日，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联合举办的首届博士后学术论坛在京举行，来自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知名学者，以及多家流动站/工作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共聚一堂，围绕经济复苏期中国面临的政治、社会、经济、金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研讨。

本报告择其主要学术观点，以为更深入地认识与理解当前中国转型发展面临的若干重要问题提供启示与参考。

一、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及战略选择（一）国际金融危机与全球化中央党校博士后雷江梅在《国际金融危机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一文中指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经济正走向极端金融化，寄生现象开始泛滥。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导致实体经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逐渐形成了一种发展中国家从事实体经济活动而西方发达国家从事金融业等虚拟经济活动的分工和交换格局。

在发达国家内部，金融业的高收益和放松管制诱使金融业过度发展，只是整个发展链条断裂的一个导火索。

因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调整过程及其影响将会是长期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是深远的。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局长白津夫进一步总结：全球化推动了企业集团化、产业组合化和经济区域化，最终导致了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也正是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进程。

比如二十国峰会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异军突起并步入机制化运作轨道，成为当今世界寄予厚望的国际协调新平台。

同时，危机也引起了全球需求结构的变化，改变了已经形成的全球生产、消费格局，比如危机后欧美居民消费能力下降直接影响了中国沿海地区中小型厂商的正常生产。

危机后的复苏期，中国应抓住历史机遇，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危机中的冷战思维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科学院博士后钮维敢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冷战思维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一文中指出，在分析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成因时，有人抛出新兴国家责任论或中美责任论。

然而，无节制的人权和自由民主，是造成美国普遍负债、提前享乐和负债经营的思想基础，也是美国经济泡沫积累的精神根源。

西方资本主义要一统世界、美国要领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敌视中国模式，势必不利于国际社会重振世界经济的协同行动。

国际金融危机是由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基础上的国家制度造成的，但为了维护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在全球的吸引力，不同形式的中国威胁论将不断泛起。

顺应潮流，中国一是要量力而行参与全球救市行动，利用西方在危机中的颓势，集结国际力量，修改全球化中与我不利的国际规则；二是用加强经济道德建设来应对西方把祸水引向中国的局势；三是改变外交战略，采取非常规方式转化中国威胁论；四是修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主义学说，让“理解和认同”跨越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鸿沟。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的“三环准联盟战略”复旦大学博士后孙德刚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的“三环准联盟战略”》一文中指出，准联盟战略强调“结伴而不结盟”，“合作却不失自主”。

近年来，中国实际上已初步实施了准联盟战略，形成了双边（“线”）与多边（“面”）准联盟战略相结合的网状结构。

比如中国同巴基斯坦的准联盟战略、中国和朝鲜的准联盟战略以及中国同苏丹和沙特的准联盟战略，上合组织多边准联盟、中阿合作论坛与中非合作论坛。

在全球威胁日益破碎化、全球利益联动日益国际化、全球政治日益多元化、全球治理日益复杂化的后危机时代，“一超多强”格局逐步被“后一超多强格局”取代，世界出现了三大力量中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大国力量中心,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力量中心,以非盟、阿盟、东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安弟斯国家共同体、中美洲共同市场、南方共同市场等为代表的以中小国家为主体的区域组织力量中心。

从必要性与可行性两方面来看，未来中国对美国的准联盟战略、中国对地区关键国家的准联盟战略以及中国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实施多边准联盟战略，将构成未来十年中国的“三环准联盟战略”。

（四）后危机时代美元霸权的走势与中国的对策复旦大学博士后沈文辉在题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元霸权的走势与中国的对策》一文中指出，美元霸权1是美国金融霸权的基石。

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元霸权受到了诸多挑战，承受着内外压力。

首先，金融危机严重挫伤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削弱了美元霸权的基础；其次，美元霸权导致了金融危机在全球的蔓延，给各国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因此弱化美元霸权、减轻对美元的依赖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

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美元霸权不仅造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使中国陷入了“高储蓄两难困境”。

从霸权发展的逻辑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来看，完全消除美元霸权既没有必要也无可能，最理想的局面是建立一个以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等多种货币占主导地位的多元货币体系，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实现话语权的均衡，最终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中国应当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指导下，对内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与有关国家一道共同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和规章制度改革，避免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演变成中美两国货币体系的博弈。

二、经济复苏期中国社会管理问题研究1美元霸权实质上是指美国政府通过没有任何实物支撑、没有任何纪律约束的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中的首要储备货币地位，引导和塑造一系列有利于其领导和支配全球的制度安排。

（一）危机下的中国社会政策构建北京工业大学博士后胡建国在题为《危机下的中国社会政策构建》一文中指出，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来，差不多每隔10年左右就发生一次衰退。

面对频频出现的危机以及危机对经济社会运行的严重冲击，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探索如何修复与摆脱危机的破坏及其带来的困境，通过社会政策修复扭曲的市场机制以再造社会成为工业化国家日渐清晰的措施2。

将视角转向国内却发现，中国面对危机时的做法是南辕北辙的——不是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而是国家将社会推进了市场；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不是由“脱嵌”到“嵌入”，而是由“嵌入”到“脱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加速推进了教育、医疗、住房三项重要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

随着最初几年“脱嵌”的积极意义减退，负面效应开始快速显现，突出表现在公共物品消费的市场化，使得公众背负沉重的消费包袱，透支公众的总体消费能力。

2008年新一轮危机到来时，中国应对危机的举措没有完全摆脱过去的路径依赖，依然沿着强启消费市场道路推进，但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个充满活力的消费市场始终难以2危机下的社会再造至少表现为两个最重要的维度：一是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调控，如减少失业人员，推进城市化，加强劳资关系等社会利益关系的治理；二是加强社会福利，使得现代福利国家出现。

形成3。

要真正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不是靠强启消费市场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培养一个市场之外的社会成为消费主体，需要社会政策的再造，解决市场与社会“嵌入”问题。

应尊重每位公民享受公共物品应有的权力，而不是纳税后还要“自掏腰包”购买应有的社会福利保障。

在当前收入差距悬殊并在短期不能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要公众在承担沉重的公共物品消费包袱的同时，体验“家电下乡”与“消费券”带来的消费狂欢从而拉动内需，注定是画饼充饥。

（二）政治锦标赛、晋升激励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后李名峰在《政治锦标赛、晋升激励与保障性住房建设》一文中指出，我国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积极性不高，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激励不到位。

晋升激励的缺失，使得地方官员敢于消极对待中央政府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

引入经济绩效、上级评价和辖区居民评价的晋升激励效用模型分析显示，利用政治锦标赛调动地方官员进行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工作积极性具备理论上的合理性。

当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目标达到，调控政策适时退出后，要让政治锦标赛保持足够的激励强度，推动地方官员努力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作者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建3问题的症结在于，当前政策并没有真正解决好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虽然近年来开始出现市场重新“嵌入”社会迹象，但这种“嵌入”基本属于被动式的。

当某个社会领域问题开始出现矛盾与冲突时，政府才被动加以治理，而这种治理也缺乏“制度不再为整个社会制定法则，社会相对于经济体系的首要性得到了保证”的基本法则，基本上还是基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取向，市场“脱嵌”于社会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

议：首先应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横向监督，确保各地保障性住房建设统计数据真实有效；其次应尽快建立地方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考核制度；最后鼓励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开拓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来源。

（三）住房问题、住房政策和住房保障立法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符启林和博士后罗晋京在题为《论我国住房问题、住房政策和住房保障立法》一文中指出，住房问题在现代社会已演变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国际社会也对解决住房问题达成一定共识并付诸行动。

一些国际组织的公约、宣言等为各国解决住房问题和制定住房政策提供了经验借鉴。

应对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住房问题，政府应制定相应的住房政策。

住房政策是政府对住房市场进行干预的目标和具体措施的总称，大体可分为供给方政策和需求方政策，供给方政策包括政府建设公共住房、租金限价以及对住房供给方的补贴等，需求方的政策包括住宅优惠券、金融支持以及税收减免等。

在住房政策当中，政府住房政策和住房金融政策显得越来越重要。

稳定和成熟的住房政策应上升至国家意志，通过国家立法将其固定下来。

（四）新时期中国土地财政问题探讨中央党校博士后王立君在题为《土地财政与国家理财—从土地行政的肇始与弊端说起》一文中指出，地方市政建设及财政收入对土地转让、土地批租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强，客观上已给我国政府的财政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阻碍。

这一弊端的形成与中国城市土地有偿制度设臵有密切关系，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客观上也导致了地方政府实行“土地财政”，出让金收入机制又促使地方政府偏爱“土地财政”。

要解决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首先须从制度上解决现行土地出让制度存在的问题，其次还必须关注地方政府自身的财政再生能力，后者才是破解土地财政的根本途径。

对于前者，一方面应从立法上规范中国土地的征收征用以及补偿制度，严格控制土地出让金分配制度，或者从根本上确认土地所有权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就是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适当合理减轻地方财政压力。

对于后者，需要完善地方政府的财源保障制度，还应完善财政使用效益的控制制度，提高财政效益。

三、经济复苏期中国经济转型热点问题探讨（一）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非均衡增长问题北京大学博士后陈建奇在题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非均衡特征及优化的政策选择——基于人力资本投资低水平“陷阱”视角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当前中国人力资本投资落入低水平陷阱，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必然要求通过要素的粗放投入，经济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高能耗与高资源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