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对杜甫诗歌的评论

王夫之对杜甫诗歌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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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对杜甫有许多负面评价，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话题。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清初大师顾、黄、王、颜，“皆明学反动所产也”，又说各家“反动所趋之方向各不同”，其中王夫之好以“名理”之学“攻王学甚力”。

“名理之学”即今天所谓哲学，诗学也是其中应有之义。我们看待王夫之的诗学思想要从时代的角度去思考，如果将王夫之还原到明末清初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则可以发现，王夫之对杜甫的否定，体现了他对明代诗学的反思。在此前提下，王夫之对只知学杜却不能正确学杜的明代诗人多有批评，由此对杜甫也有诸多负面评价。这些评价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有的评价特别是对明代学杜之风的批评，也确能见出王夫之独到的诗学眼光和意在扭转旧学风的担当意识。

一、杜诗“摆忠孝为局面”

王夫之评杜诗《漫成》时说:“杜又有一种门面摊子句，往往取惊俗目，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装名理名腔毅;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摆忠孝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术、学问、器量大败17处。”历史对杜甫的人品、心术都捧之甚高，此前也几无异议。人品、心术、学问、器量是文人处世治学之根本，王夫之对此之否定，是对杜甫最根本、最彻底的否定。王夫之认为，杜甫有的

诗句或以“名理”装腔，或以“忠孝”设局，这是杜诗的大败笔。没有真情谈不上好诗，此前的一切高论也因此不成立。所以王夫之的观点可谓振聋发馈，极富挑战性，对此前的一切赞美来说可谓釜底抽薪。王夫之主张知行合一，强调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所谓“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这本身是正确的，但断定杜甫忠孝是设局摆门面，这就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杜甫经历了唐代由盛人衰，在体味过繁华之后，看着饱受战乱迫害、流离失所的黎民百姓，在其诗作中充分抒发了忧国忧民之思。王夫之和杜甫都经历过战乱年代，他们理应有共同话语或者说相似的感受，但王夫之对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却颇有微词。他认为杜甫并不是发自内心忧国忧民，杜甫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没有挺身而出，为国效力，只是在诗中哭诉国家生灵涂炭、满目疮疾和自己的艰辛，由此他进一步质疑杜甫的思想。他说:“杜陵忠孝之情不逮，乃求助于血勇。丈夫向白刃临头时且须如此，何况一衣十年，三旬九食耶?”此外，王夫之在评《诗经竹竿》时借题发挥:“《书》曰:‘若德裕乃身。’裕者，忧乐之度也。是故杜甫之忧国，忧之以眉，吾不知其果忧否也。”

王夫之对杜诗的评价显然有不足之处，但需要思考的是，王夫之为什么对杜甫作如此评价?我们认为，他之所以如此评价杜诗，与其对明代诗学的反思有关。王夫之遵从儒家的诗教观，他认为诗歌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功用，诗歌应以委婉含蓄之笔来寄于讽谏之意。他评李白《远别离》就指出:“工部讥时语开日便见，供奉则不然。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也。工部缓，供奉深。”而晚明诗

歌更是在杜诗毛病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放纵情感，过于直白地表达个人的私情、私欲。王夫之不满明代人盲目模拟古人，对杜甫“加以不虞之誉”，王夫之则与他们唱反调，偏说这些诗是“门面摊子句”。明代人推崇杜甫，以杜诗为宗，王夫之要批判明代诗学自然要从挑剔杜甫的毛病开始，这无疑能起到釜底抽薪、断水塞源的功效。王夫之对杜甫的指责是在对明代诗学反思中产生的，王夫之意在指出，明代诗学误把杜诗的不足当优。他说:“俗子或喜其近情，便依仿之，一倍惹厌。大都读杜诗学杜者皆有此病。是以学究、幕客案头，胸中皆有杜诗一部，向政事堂上料理馒头撒子也。”明代袁宏道的《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就指出当时学杜存在的病症:“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王夫之所说，大意也同，其目的不在于说杜甫，而在于说学杜之人，意在抽掉学杜之人的立论根本。

二、杜甫开启了俗诗的大门

王夫之评明代顾开雍《游天台歌》时借题发挥道:“青莲、少陵，是古今雅俗之一大分界也。假青莲以人古，如乘云气，渐与天亲;循少陵以人俗，如瞿塘放舟，顷刻百里，欲挨棺维墙更不得也。”李、杜比较论自唐代就有，但从雅、俗角度区分李、杜者，且将其当作雅俗古今分界线的，王夫之当属第一人。其用意在于，杜甫是后世众俗之源，学杜就是学俗，是没有出路的。王夫之把杜甫放在诗歌史上，多处指出杜诗开启了诗歌走下坡路的征程。如借评杨基《客中寒食有感》云:“诗降而杜，杜降而夔府以后诗，又降而有学杜者，学杜者降而为孟载一流。”这里涉及如何评价杜诗艺术的问题。

王夫之对杜甫诗歌多有贬斥之辞，认为许多诗过于直露。如:“杜陵败笔有‘李填死岐阳，来填赐自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种诗，为宋人谩骂之祖，定是风雅一厄。”又如:“《新婚别》尽有可删者，如‘结发为妻子’二句，‘君行虽不远’二句，‘形势反苍黄’四句，皆可删者也。《垂老别》‘忆昔少壮日’二句，亦以节去为佳。言有余则气不足，《裕高》《韩奕》且以为周《雅》之衰，况《彭衙行》、《奉先咏怀》之益趋而下者耶!”王夫之认为，“三别”中有许多诗句可删，因为“言有余”，即说得太尽太白，毫无含蓄蕴藉可言，在评汤显祖《南旺分泉》时发挥道:“此法至杜而裂，至学杜者而荡尽。”

前人惯用“诗史”来称杜诗，王夫之认为这是“定罚而非赏”。他说:“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此《上山采靡芜》一诗所以妙夺天工也。杜子美放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又说:“子美以得‘诗史’之誉，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日与目之不相为代也，久矣。”王夫之反对杜甫“诗史”称号是因为他认为史和诗属于不同的文体，就像眼睛和嘴巴是不可相互取代一样，诗和史不可混淆，把杜诗称为“诗史”是“定罚而非赏”。

王夫之评杜甫《登岳阳楼》“亲朋”一联是“情中景”，但他认为:“此诗之佳亦止此。必推高之以为大家，为元气，为雄浑壮健，

皆不知诗者以耳食不以舌食之论。”“耳食”即道听途说，“舌食”即要亲自品味。王夫之认为，《登岳阳楼》有佳处不少，但不宜抬得太高，前人推之为大家之作是人云亦云，不是切身体悟的结果。王夫之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传统观点。王夫之认为:“杜于排律极为漫烂，使才使气，大损神理;庸目所惊，正以是为杜至处。解人正知其无难。”指出杜甫排律的毛病是“使才使气”，而诗学眼光平庸的人却认为杜诗“至处”。

三、杜诗不必学

王夫之在评明人郑善夫的《即事》时说:“善学杜者，正当学杜之所学。”王夫之反对专门学习某家某派，反对“立门庭”:“才立门庭，则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自缚缚人，谁为之解者?”“立门庭者必短钉”“建立门庭，已绝望风雅”。所以他对后人专以学杜为责尤为反感，对明人学杜更是多有批评。王夫之有两个主要观点:一是认为杜诗不必学;二是后人要学杜之所学。

唐代以后杜甫被尊崇为“诗圣”，尤其是在明代，前后才子提倡复古，认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杜甫尤为推崇。他们认为杜甫的诗歌有规矩可循，在其带领下人们竞相学杜。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分析与了解杜诗的精髓，而是随便从杜诗中抓一点东西就说是学杜，并以此为荣。他们学杜只拘泥于死法，生硬地学习杜甫的诗歌创作之法，不懂得学其神韵，灵活创作。王夫之反对这种把诗歌推向模拟蹈袭死路的复古诗风，对他们学杜也加以深刻批判。王夫之说:“一部杜诗，为刘会孟湮塞者十之五，为《千家注》沉埋者十之七，为谢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