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

中国（蒙）元时期民族政策

[摘要]（蒙）元是中国古代史中让人有许多思考的王朝，它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王朝，是中国疆域最为辽阔的王朝。其以一个少数民族取代了史界传统认为的中原汉族的正统地位，统治一个华夷通天下的局面，故其民族政策在中国古代历代民族政策中颇具特色。本文将对其民族政策的内容、特点、影响等，以及与另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清王朝的民族政策的对比进行研讨。

[关键字]蒙元; 民族政策;内容;特点;影响

元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统一王朝。它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为今天的中国铺垫下坚实基础，其对我国疆域版图的成熟更是影响重大。《元史》:“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书妹，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1]在如此辽阔疆域之上，对于一个人数较少民族统治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特殊情况，蒙古游牧民族从而采取了颇有特色的民族政策。

一、蒙元民族政策

民族政策是国家为协调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发展，处理民族事务而制定的各项规定、措施的总和，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与保证。蒙元一代，其民族政策中有以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各种保障政策，也有诸如四等人制的民族歧视性政策。

1.元代的民族政策

在政治方面，蒙元制定出的各种政治制度和设置了相关机构处理民族事务。具体内容有以下：

元朝是少数民族入据中原建立的统一王朝，在其统一和统治的历程中必然形成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空前交融的结果，而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模式、经济体制下的两种文明体系。一个是逐水草而徙，转迁不定，另一个又是安土重迁，筑室而居；游牧经济是以牧场和牲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农业经济是以耕地和生产工具为

主要生产资料等等。故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的种种相反相悖之处，决定了双方之间必有的冲突存在。元朝统治者若想长驻中原，维持统治，便不至要调整和转变原有游牧文明下的观念，更需要找到游牧经

济和农业经济的关联，实行体制及政策的转变。于是便有了对“汉儒”的重用。而元初蒙古贵族中亦有人主张“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

以为牧地”[2]，元世祖忽必烈在此情况下重用“汉儒”，取代蒙古旧制，足见绝不是简单的任用。忽必烈即位后，从中决到地方的各级机

构中，均广泛任用汉族士人。在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所任命的十路

宣抚使中，除两名回回人与汉化很深的女真人、畏兀儿人各一名外，

其余均为汉人。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中书省长官也多以汉人充任。并在汉族大臣王文统、刘秉忠等策划下，设纲陈纪。“内立都省，以

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并“颁章服，举朝仪，给体禄，定

官制”[3]。这样初步奠定了立国规模。

元朝行政管辖主要设置行中书省，负责边疆民族地区军国重事，

设有宣政院，以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十一个行省，将汉

族和其他各民族都在其统治之下，行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屯种、潜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4]。在距行省较远的路、府、州、县区域内，分设宜慰司都元帅府，“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

则达于省。……其在远服，又有招讨、安抚、宣抚等使，品秩员数，

各有差等。”[5]这样，在边疆民族地区，元朝也如在内地汉区一样，

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行政组织机构，使之上下层层节制，以保证元

朝对各民族的统治。同时元朝还通过发达的驿站系统，加强对边疆民

族地区控制。元朝中央政府用这些行政建置，对中原汉族和边疆各少

数民族实现广泛而直接的管辖。

元朝对除汉族官员之外的其他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封官赐爵，

以此对其加以笼络和羁糜。例如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畏兀儿人廉

希宪、契丹人耶律阿海、女真人赵良弼、河西人高智耀等人，都曾担

任显官要职。元朝曾相继设立畏兀儿断事官、领北庭都护府、大理寺、大都护府等机构，最高长官为亦都护，由畏兀儿主巴而术阿忒的斤后

裔世袭，管理畏兀儿各城及迁居汉地的畏兀儿人户。另外，还在边远

民族地区实行土官制和与各族上层分子之间的联姻。

经济方面的主要民族政策:在此一点元代的民族政策中主要包括元

朝与境内汉族和其他各民族之间的通贡、互市、移民实边、屯田以及

对各族上层的实物赏赐等经济形式，以此来实现对各族的管理和加强

相互间的联系与交往。如忽必烈采纳姚枢“布屯田以实边戍”的建议，

在云南广兴屯田，几乎遍及整个云南行省。元代还从巩固边疆民族地

区出发，不断移民实边。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汉人以及蒙古、色目的

军士与工匠、民户被遣往边疆民族地区垦田、凿井、营造兴建者史不

绝书。这样那些世居边远的少数民族纷纷内迁，散布于中原各地，造

成了民族杂居的局面，导致了元代时期的民族大融合。经济方面影响

最大的当属由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即一系列重农措施的采用，这也是蒙古贵族采用。

军事方面的主要民族政策：蒙古民族是“以马上得天下”的尚武

民族，这一政策亦贯彻到其民族政策之中，对其控制下的汉族及其他各族的武力征服和军事控制。蒙古贵族集团用武力征服了其他民族，

将中原汉地作为其武力防范和控制的重点:“以蒙古，探马赤军镇戍河洛、山东，据全国腹心”[6]。对于边疆民族地区也驻有大量蒙古、色

目与汉族的军队，对当地各族人民进行监视镇压。“至于云南、八番、海南、海北，虽非屯田之所，而以为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

以控扼之”[7]。元朝的探马赤军便是以蒙古人为主体，包括色目、汉

人在内的一支精锐军队，不但在元朝武力统一全国中锐不可挡，而且

在元统一之后也成为其对全国各民族实行军事控制和镇压的主要武装

力量。

文化与宗教方面的主要民族政策：元朝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全

国统一王朝。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加强对各族的控制与统治，采取

了尊崇儒学和宗教宽容政策。尊崇儒学，是其采用“汉法”的一个极

为重要的方面。儒学是中原王朝传统的官方哲学，是其治国安邦的最

高理论支柱，也是历朝封建君主成就大业的指导思想。而元朝统一中国，所建立的不但是一个以蒙古贵族为统治上层，以汉族和其他各民

族为统治对象的统一国家政权，它更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继续。这种继

续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便是对儒学的尊崇，而儒学作为汉族士人

和官方的指导思想，元朝对它的尊崇体现在民族关系方面便是对汉族

文化传统的重视和优遇政策。办学，从国子监到遍及全国的路学及县学；刊布了《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汉族所建中原封建王朝的

有关历代君主政绩的成败得失和统抬之术的典籍，而且多设孔庙，祭

祀尊孔等，儒学在元朝同样具有极高的地位。宗教往往成为构成甚至

区别某一民族共同体的首要因素和标志，对于全民信教的民族更是如此。宗教政策宽容，元朝统治者对各民族宗教的政策，也正是其民族

政策在宗教问题上的体现。蒙古族原来是以萨满教为其民族宗教信仰。但自成吉思汗时起，就对其他各种宗教采取宽容态度，兼容并蓄，只

要不危及其统治，都予以保护和利用。萨满、佛(包括喇嘛教)，道、

基督、伊斯兰等各种宗教并存，形成“一国多教”的局面。在吐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