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和开辟过程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和开辟过程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城乡。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在黑暗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独立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在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苦探索后，终于探索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首先是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1927年，国共一次合作失败之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2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方针。从1927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总之，革命失败，得到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

为了坚持中国的革命，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进行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在开辟新道路时严格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和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的力量决定必须发动土地革命，只有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有可能把农民充分发动起来，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基础。无产阶级要想夺取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以农村为重点，派遣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到农村

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入手，组织、发动和武装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从而使革命战争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加，获得广泛群众基础，为最后夺取政权奠定基础。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

此外中国革命的敌人非党强大，并长期占据中心城市，而广大农村则是其统治的薄弱地区。因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只能首先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在农村积蓄和发展力量，把只有把农村建设成先进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才能与占据着中心城市的敌人进行长期有效的斗争，为最后夺取全国胜利奠定基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看中了这两点，于是中国革命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先占乡村，后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八七会议、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逐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进攻的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

1928年，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社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还科学阐明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

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议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做坚决斗争基础上形成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红军被迫长征，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取消了博古在军事上的指挥权，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确定军事上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指挥。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长征胜利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