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符号学与巴特符号学之比较

索绪尔符号学与巴特符号学之比较
［摘要］巴特符号学与索绪尔符号学虽都属于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索绪尔的符号学之语言学观认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组成部分，而巴特的语言学之符号学观认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组成部分，比较二者符号观的异同，将有助于我们厘清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加深对二者符号观的理解与认识。

［关键词］符号学；语言学；索绪尔；巴特
一、引言
符号学广义上是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科学，当中涵盖所有涉及文字符、讯号符、密码、古文明记号、手语的科学。

可是，由于涵盖的范围过于广阔，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学中并未得到重视。

符号学历史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

早期著作来看，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克拉特和巴门尼德，再到古罗马著作家西塞罗和昆体良等，古典时期的著作家们把“Semeion”一词用作“tekmerion”的同义词，意指证据、证明，或者至少是暂时不在场或隐藏在视界之外的事物的征兆。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对修辞三段论的一段讨论提到，妇女产奶是她最近生了孩子的指号，发烧是生病的指号。

［1］亚里士多德习惯于不将口语和书面语称作指号，而是称作符号（symbola），即任意制定的具有意义的记号。

直到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当代符号学同时兴起于欧洲和美国。

符号
学理论源头来自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和皮尔斯的实用主义的理论。

符号学主要有两个分支，一方面是哲学的，以反对萨特的存在主义而产生的；另一个方向则主要是从索绪尔语言学发展而来的，经由叶姆斯列夫和罗兰·巴特的发展，确立了符号学的概念。

理论形态符号学大致上有：卡西尔哲学符号学（新康德主义）以及皮尔斯哲学符号学、索绪尔影响下的罗兰·巴特的语言结构主义符号学、前苏联学者劳特曼的历史符号学。

［2］
二、索绪尔与巴特符号学思想比较
在符号学的发展历程中，索绪尔和巴特的作用尤为突出。

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的鼻祖、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为了交流目的而运用的一切手段，既包括语言表达式，也包括非语言手段，诸如非语言编码中的手势和信号。

这一概念下的符号学是一门经验科学，语言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研究作为人类交流的特有手段的语言。

法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和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对符号学理论的建构与应用做出巨大贡献。

巴特认为符号学研究所选择的相关性，从本质上讲涉及所分析对象的意指活动。

他把符号学圈定在人类学的研究范围，这是他与以前语言学研究的不同之处，无疑为符号学的研究指了一条路。

巴特创造性地发展了索绪尔的部分概念，梳理出了符号学
的四对概念：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组合与系统、内涵与外延，为符号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

1.符号学的语言学和语言学的符号学。

对于索绪尔来说，语言学从属于符号学。

他认为，符号的意指活动无所不在，而符号学的范围也无所不包。

语言是一个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可以与文字、盲哑人的字母、象征礼仪、客套用语、军用信号等等相当。

［3］15-16而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活中符号的生命，即所有可以符号化的社会文化现象，最典型的是语言符号，但又远不止语言；符号学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符号本质上是社会的，但要通过个人来接受和执行，这一转换机制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语言学与符号学密不可分。

语言是社会生活诸多符号之一种，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学。

他提出要创建一门研究符号(希腊词是semeion)的科学——符号学（semiology），并建议把语言学当作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

对于巴特来说，他创造性地借鉴索绪尔的符号观，认为语言是唯一具有广泛意义的符号系统，语言系统包括所有一切其他符号系统所具有的特征，认识了人类语言，就可以认识任何其他符号形式。

任何符号学体系都有言语行为介入。

巴特没有满足于索绪尔的思想的接受，他不断质疑、不断反思、不断提出新的观点，从而推动了整个法国和世界思想界的进步。

(司文会，2010)在传承和质疑的基础上，巴特提出的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的观点，直指索绪尔的符号学之语言学观，在巴特看来，除人类的自然语言之外，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
任何其他复杂的符号系统。

虽然许多物体(如图片、服装、人的行为方式等)同样具有意指功能，并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它们从来不是以独立系统的身份来运作的。

既然任何所指都必须在语言中找到对应，那么所指的世界也就等于语言的世界。

换句话说，虽然符号学的起点可以是非语言成分，但它迟早还必须通过语言这一环节，或把语言当做分析其他种类符号的模式，或将语言视为某一意指活动的组成成分和补充意义。

巴特指出，或许，我们应该颠覆索绪尔的体系，宣布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

［4］11
表面上看是截然相反、根本对立的两大观点，它们的根本分歧在于索绪尔使用的语言和巴特所使用的语言的所指截然不同:前者所使用的语言是微观层面上的、人类交际所使用的符号系统；后者所使用的则是宏观层面上的、语言决定思维和文化中的语言。

在他们各自使用的、所指完全不同的语言的基础上，索绪尔和巴特各自的语言学分别是研究微观层面语言的语言学和研究宏观层面的语言的语言学。

基于不同的语言所指，得到完全不同的语言学的含义和范围，拿它们分别与符号学进行比较，自然得出不同的结论。

2.有关概念。

语言与言语：语言与言语这对二分概念是索绪尔语言学的中心思想。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从一片繁杂中抽象出的一个纯社会性的对象，是进行交流所必须而又与构成其质料无关的规约系统，它既是一种社会制度，又是一种价值系统；而言语则是覆盖了语言中的纯粹个人的部分（发音，规则的实现及符号的偶然组合）［5］，
两者的关系是语言既是言语的产物，又是言语的工具。

他认为，把语言和言语分开，一下子就把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的和偶然的分开了。

言语行为减掉言语就是语言。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认为，语言是形式，是一个结构，是一个系统，或一个系统的系统，它不受变化中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是静态的。

巴特接受了索绪尔的二分法，认为，作为社会惯例，语言根本不是一种行动，不受任何事先考虑的约束；它是言语行为的社会部分，单靠个人既不能创造它，也不能修改它。

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制度。

［6］谁要想进行交流，必须按这种制度行事。

言语与作为社会制度和体系的语言相对立，言语基本上是有选择的、具体化的个人行动。

但巴特不愿苟同索绪尔语言和言语截然分开的观点。

他认为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只有从把二者联系起来的辩证过程的角度才能得出圆满的定义。

没有无言语的语言，而语言之外也就没有语言之可言了。

人只有从语言中提取出一种言语时才能使用言语。

如果不从言语出发，语言是不可能的。

言语现象总发生在语言之前，言语使语言得以发展。

语言既是言语的成果又是言语的工具。

对此，巴特从生成学的角度来论述的。

首先，在大多数符号系统中，“语言”不是由“说话的大众”而是由决策集团制定的。

在这里，巴特把符号的“任意性”理解为符号是由单方面决定的人为方式建立的，这就是决策集团。

这是个范围狭小的群体，即可以是非常够格的技术专家，也可以是更分散更为匿名的集团。

巴特的这种广义语言学实际上具有西方20世纪哲学转型后的语言哲学的意味，它已不同于索绪尔的语言学概念了。

能指与所指：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一种形式，是一个结构，是一个系统。

语言符号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表示意义的形式，他称之为能指（signifier），被表示的意义，他称之为所指（signified）。

能指是音像形象，属于语言的纯物质层面；所指却是心理概念。

“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社会心理的基础上的。

语言符号的一个特性是任意性，既不同语言的能指不同（读音不同），但却都能表达同一个概念。

索绪尔强调“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能指和所指的具体结合就形成一个任意的实体”。

［7］从单个符号讲，能指与所指(signifierandsignified)相结合产生意义。

从结构上说，能指是整个符号系统，所指是意义系统。

从宏观上讲，“能指”是符号系统，而“所指”是意义系统。

所以“语言学家的任务是把语言当作各单位和各种关系的一个系统来研究；研究语言就是给各语言单位、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结合的规则下定义。

”［8］“能指”与“所指”是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基本逻辑范畴体系。

由此，产生一系列范畴体系，语言与言语、纵向选择与横向结合、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形式与内容等等，这些范畴体系都是二元对立的。

巴特接受了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两个概念，并认为符号学符号与它的语言学原形一样，也由能指与所指组成，并把符号的构成作为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来看。

罗兰巴特指出，符号学的记号与语言学的记号类似，符号学的记号也是由一个能指和所指组成。

能指构成表达面，所指构成内容面。

索绪尔指出所指即事物的概念意义，认为所指不是事物，而是该事物的心理表象。

罗兰巴特却认为所指既不是心理现象，
也不是实在事物，而是可言者，也就是使用记号的人用其意指着什么的那种东西。

能指与所指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中介体，物质于它是必须的。

所指，在语言学中，是“事物”的心理再现，是符号的使用者通过符号所指的“某物”。

意指，则可理解为一个过程，是将所指与能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该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

但巴特又从符号的功能性出发，提出了功能符号（源于实用，并兼具功能性的符号学符号），其过程可表示为：词——（实用）→符号——（吸收意义）→实用物品。

他的能指、所指、意指，是在语言学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从功能性角度出发进行界定的。

能指是一种纯相关物，与所指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中介体，物质于它是必须的。

所指，在语言学中，所指是“事物”的心理再现。

是符号的使用者通过符号所指的“某物”。

从功能性上看，能指与所指是符号的两个相关物。

意指，可理解为一个过程，是将所指与能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该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

巴特认为，语义只有经过意义与价值的双重制约才可真正确定。

组合与系统：组合和系统这对范畴是符号学分析的双轴。

索绪尔认为，联结语言学词项的关系可沿两个平面展开，一是组合段平面，一是联想平面。

每一个平面都产生值项。

索绪尔后，联想面被称聚合面或系统面。

组合段平面和聚合段平面构成语言的两个轴。

组合段以联结的形式呈现，它是连续性的，只有当它是分节的时候，才能传达意义。

组合段的切分可以提供系统的聚合单元，组合段因此是一种应予切分的内质所构成。

索绪尔认为系统具有一系列联想场的形式，有些联想场是因声音类似性而形成，一些是由于意义的类似性形成，语
言学研究中对立类型在符号学中同样适用。

在符号学领域，罗兰巴特指出，严格意义上的符号学即一门涉及一切记号系统的科学，可转而注意各系统内对立类型的一般分布规律，在对立中使意义起作用。

巴特对于索绪尔所提出的组合与联想，以隐喻与换喻，组合与系统来对应。

在巴特看来，组合根本上就是由“可加以切分的实体”构成的。

而系统则是一种聚合关系，并以服装、膳食家具、建筑等为例。

在服装中，组合就是同一套服装中不同部分的并列：如裙子、衬衫、外套；而系统则是同一部位的不同款式，如无边女帽，窄边帽，宽边女帽等。

［4］巴特用符号学探讨了大量的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

日常生活里我们接触到的各种符号都能起到传递信息的作用，即符号学所说的意指作用。

3.研究旨归。

在索绪尔那里，他没有正式讨论过语义的问题。

对索绪尔来讲，作为语言符号学，语言学家的任务是把语言当作各单位和各种关系的一个系统来研究；研究语言就是给各语言单位、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结合的规则下定义。

在索绪尔的体系中，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而不是言语。

因为语言更多与形式因素相关，它是可确定的知识。

而意义即语言内容与社会、文化、个人种种话语相关，是不确定的，因此语言学应限于语言形式的研究。

意义产生的问题是巴特符号学的核心内容。

在《符号学原理》一书中，意义是核心。

巴特界定了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认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是具体负责话语中大的意义的那部分。

从这个角
度切入，就把符号学的研究范围清晰地从语言学中剥离出来。

巴特符号学关注的不是意义是什么而是意义是怎么产生的。

这不仅涉及自然语言中简单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而且涉及层次复杂的意指作用系统。

意义研究贯穿在巴特的整个符号学中，表明不仅结构主义关注意义，后结构主义同样关注意义。

巴特认为，“以前的语言学致力于在语音演变、自动联想和类比行为中寻找历史嬗变的原因，因而，是有关个体行为的语言学。

”［4］在符号学的观点上，索绪尔把语言符号作为研究对象，巴特将符号学的范围扩展到整个现代社会生活，从广告、文学、语言到照片、体育、电影、烹饪、衣着等等。

就巴特而言，他的研究是从语言符号领域的外沿开始的，他扩展了语言符号的符号学领域，不能再遵循语言学模式，而必须对之加以调整。

他的符号学思想集中表现在两个领域，一是文学符号学，注重文本形式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及其关系，着重从“功能”、“行动”和”叙事”三个描述层来显示文本结构运作规则以及在这种运作规则下意义的生产方式；二是文化符号学，以大众文化为研究对象，探讨形式背后的意义。

三、结语
巴特尔对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有继承和发展，更重要的创新和颠覆。

尽管索绪尔和巴特在语言学和符号学关系上观点存在分歧，但并非互相排斥、互相否定。

从索绪尔到巴特，符号学研究开始从符号系统分析到意指系统研究又到意指方式研究，从注重语言符号以及其他文化产品的外在结构化符号研究转移到作为过程的内在意义生产上。

巴特对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做了修订或发挥，将语言学理论扩大到整个符号领域，并重点研究了文学符号学以及文化符号，为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注入新鲜血液，带来学术上的创新和进步，为语言学开创了新视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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