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符号学与巴特符号学之比较

索绪尔符号学与巴特符号学之比较

［摘要］巴特符号学与索绪尔符号学虽都属于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索绪尔的符号学之语言学观认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组成部分，而巴特的语言学之符号学观认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组成部分，比较二者符号观的异同，将有助于我们厘清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加深对二者符号观的理解与认识。

［关键词］符号学；语言学；索绪尔；巴特

一、引言

符号学广义上是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科学，当中涵盖所有涉及文字符、讯号符、密码、古文明记号、手语的科学。可是，由于涵盖的范围过于广阔，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学中并未得到重视。符号学历史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早期著作来看，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克拉特和巴门尼德，再到古罗马著作家西塞罗和昆体良等，古典时期的著作家们把“Semeion”一词用作“tekmerion”的同义词，意指证据、证明，或者至少是暂时不在场或隐藏在视界之外的事物的征兆。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对修辞三段论的一段讨论提到，妇女产奶是她最近生了孩子的指号，发烧是生病的指号。［1］亚里士多德习惯于不将口语和书面语称作指号，而是称作符号（symbola），即任意制定的具有意义的记号。直到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当代符号学同时兴起于欧洲和美国。符号

学理论源头来自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和皮尔斯的实用主义的理论。

符号学主要有两个分支，一方面是哲学的，以反对萨特的存在主义而产生的；另一个方向则主要是从索绪尔语言学发展而来的，经由叶姆斯列夫和罗兰·巴特的发展，确立了符号学的概念。理论形态符号学大致上有：卡西尔哲学符号学（新康德主义）以及皮尔斯哲学符号学、索绪尔影响下的罗兰·巴特的语言结构主义符号学、前苏联学者劳特曼的历史符号学。［2］

二、索绪尔与巴特符号学思想比较

在符号学的发展历程中，索绪尔和巴特的作用尤为突出。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的鼻祖、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为了交流目的而运用的一切手段，既包括语言表达式，也包括非语言手段，诸如非语言编码中的手势和信号。这一概念下的符号学是一门经验科学，语言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研究作为人类交流的特有手段的语言。

法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和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对符号学理论的建构与应用做出巨大贡献。巴特认为符号学研究所选择的相关性，从本质上讲涉及所分析对象的意指活动。他把符号学圈定在人类学的研究范围，这是他与以前语言学研究的不同之处，无疑为符号学的研究指了一条路。巴特创造性地发展了索绪尔的部分概念，梳理出了符号学

的四对概念：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组合与系统、内涵与外延，为符号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

1.符号学的语言学和语言学的符号学。对于索绪尔来说，语言学从属于符号学。他认为，符号的意指活动无所不在，而符号学的范围也无所不包。语言是一个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可以与文字、盲哑人的字母、象征礼仪、客套用语、军用信号等等相当。［3］15-16而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活中符号的生命，即所有可以符号化的社会文化现象，最典型的是语言符号，但又远不止语言；符号学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符号本质上是社会的，但要通过个人来接受和执行，这一转换机制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语言学与符号学密不可分。语言是社会生活诸多符号之一种，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学。他提出要创建一门研究符号(希腊词是semeion)的科学——符号学（semiology），并建议把语言学当作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

对于巴特来说，他创造性地借鉴索绪尔的符号观，认为语言是唯一具有广泛意义的符号系统，语言系统包括所有一切其他符号系统所具有的特征，认识了人类语言，就可以认识任何其他符号形式。任何符号学体系都有言语行为介入。巴特没有满足于索绪尔的思想的接受，他不断质疑、不断反思、不断提出新的观点，从而推动了整个法国和世界思想界的进步。(司文会，2010)在传承和质疑的基础上，巴特提出的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的观点，直指索绪尔的符号学之语言学观，在巴特看来，除人类的自然语言之外，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

任何其他复杂的符号系统。虽然许多物体(如图片、服装、人的行为方式等)同样具有意指功能，并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它们从来不是以独立系统的身份来运作的。既然任何所指都必须在语言中找到对应，那么所指的世界也就等于语言的世界。换句话说，虽然符号学的起点可以是非语言成分，但它迟早还必须通过语言这一环节，或把语言当做分析其他种类符号的模式，或将语言视为某一意指活动的组成成分和补充意义。巴特指出，或许，我们应该颠覆索绪尔的体系，宣布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4］11

表面上看是截然相反、根本对立的两大观点，它们的根本分歧在于索绪尔使用的语言和巴特所使用的语言的所指截然不同:前者所使用的语言是微观层面上的、人类交际所使用的符号系统；后者所使用的则是宏观层面上的、语言决定思维和文化中的语言。在他们各自使用的、所指完全不同的语言的基础上，索绪尔和巴特各自的语言学分别是研究微观层面语言的语言学和研究宏观层面的语言的语言学。基于不同的语言所指，得到完全不同的语言学的含义和范围，拿它们分别与符号学进行比较，自然得出不同的结论。

2.有关概念。语言与言语：语言与言语这对二分概念是索绪尔语言学的中心思想。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从一片繁杂中抽象出的一个纯社会性的对象，是进行交流所必须而又与构成其质料无关的规约系统，它既是一种社会制度，又是一种价值系统；而言语则是覆盖了语言中的纯粹个人的部分（发音，规则的实现及符号的偶然组合）［5］，

两者的关系是语言既是言语的产物，又是言语的工具。他认为，把语言和言语分开，一下子就把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的和偶然的分开了。言语行为减掉言语就是语言。索绪尔语言符号学认为，语言是形式，是一个结构，是一个系统，或一个系统的系统，它不受变化中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是静态的。

巴特接受了索绪尔的二分法，认为，作为社会惯例，语言根本不是一种行动，不受任何事先考虑的约束；它是言语行为的社会部分，单靠个人既不能创造它，也不能修改它。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制度。［6］谁要想进行交流，必须按这种制度行事。言语与作为社会制度和体系的语言相对立，言语基本上是有选择的、具体化的个人行动。但巴特不愿苟同索绪尔语言和言语截然分开的观点。他认为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只有从把二者联系起来的辩证过程的角度才能得出圆满的定义。没有无言语的语言，而语言之外也就没有语言之可言了。人只有从语言中提取出一种言语时才能使用言语。如果不从言语出发，语言是不可能的。言语现象总发生在语言之前，言语使语言得以发展。语言既是言语的成果又是言语的工具。对此，巴特从生成学的角度来论述的。首先，在大多数符号系统中，“语言”不是由“说话的大众”而是由决策集团制定的。在这里，巴特把符号的“任意性”理解为符号是由单方面决定的人为方式建立的，这就是决策集团。这是个范围狭小的群体，即可以是非常够格的技术专家，也可以是更分散更为匿名的集团。巴特的这种广义语言学实际上具有西方20世纪哲学转型后的语言哲学的意味，它已不同于索绪尔的语言学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