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奇观：明清易代之际的大量贰臣

历史奇观：明清易代之际的大量贰臣

清高宗于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一份书中，命国史馆编纂《明季贰臣传》。他说：明清之际，洪承畴等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后金-清，而后者出于“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刑生，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对降清的“胜国臣僚”表示极大的蔑视。他又说：

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

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乾隆帝又颁发谕旨说：

著交国史馆总裁，于应入《贰臣传》诸人，详加考核，分为甲乙二编，俾优者瑕瑜不掩，劣者斧钺凛然。于以传信简编，而待天下后世之公论，庶有合于《春秋》之义焉。

乾隆帝把降清的“胜国臣僚”称为“贰臣”，并为他们立《贰臣传》。由此，“贰臣”成了投降变节臣僚的同义语和代名词。但从其后一个谕旨看，乾隆帝还是将“贰臣”分为“优”“劣”，要评判和分清他们的“瑕”“瑜”。

“贰臣”一词在清代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乾

隆中叶，清廷已从鼎盛局面开始下滑，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各地反清斗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清廷犹如坐在火山口上。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帝为加强封建统治，从儒家的思想宝库中重新摭拾“忠君”、“忠贞不二”等理念，指斥降清汉官、汉将“大节有亏”，将其统统编入《贰臣传》中。显然，“贰臣”是一个反映封建正统思想的概念，今天应为我们所不取，新编《清史》自然也不会采用。

清代“贰臣”自然有贪生怕死、变节求生的共性，他们降后金-清之后，助纣为虐，替满汉地主阶级杀戮人民。例如，明清之际第一个投降的李永芳，当后金兵突袭抚顺成功后，他即刻丧失信心，不作任何抵抗，尤其是在接到努尔哈赤的一封恐吓信：“如果（你继续对后金）作战，兵射的箭不能识别你，如果被没有眼睛的箭射中，就要死亡！”便身着袍服，乘马出城投降。又如，掌握南明隆武军政大权的郑芝龙，只因清廷“许以破闽为王”，便不顾家人和部将的再三谏阻，更无视清廷南下大肆推行民族屠杀的血淋淋的事实，悍然降清。再如，洪承畴被俘之初，拒不投降，甚至“谩骂不已”，然而当范文程前往规劝时，见洪屡次拂拭掉落于承畴其身上的尘土，就得出结论：“承畴不死矣！其敝衣犹爱惜若此，况其身邪？”洪降清后，在东南、西南屠杀了数以万计的无辜百姓。他们无视民族利益的罪行，无疑应受到严厉的批判。因此在辨“人物奸贤”上，“贰臣”们决不属于“贤”者之

列。但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讨论任何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时，一定要将他们放在当时那个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时代中，进行辩证地分析。具体到明清之际的“贰臣”，每个人又有所不同：有纯属贪生怕死（如李永芳），有怀有个人野心（如郑芝龙、吴三桂），有对明朝统治不满（如洪承畴），有因明廷内部矛盾（如尚可喜）而降清者。因此，我们对“贰臣”应作具体分析。我以为，上述四种人中，前两种人应予否定，这是毫无疑问的；即就“有对明朝统治不满”和“因明廷内部矛盾”而降清者言，我们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笼统地一概肯定或一概后定。下面我们以冯铨、尚可喜、洪承畴为例，就他们降清前后的思想和活动，作一阐述。

冯铨于明万历末年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之后，其父被东林党弹劾而罢官。天启年间，阉党首领魏忠贤当政，残酷迫害东林党。冯铨认为复仇时机已到，立即投身于魏忠贤，并秉承魏的旨意，残酷地迫害东林党人。崇祯即位之初，清除阉党，冯铨被定为有罪之人，削籍为民，赋闲家居。清顺治元年（1644），摄政王多尔衮为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书征冯铨。而冯铨为一己之私利，即爬进统治阶级圈内，置多尔衮大力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于不顾，“闻命即至”。像冯铨这种人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地方呢？

尚可喜本是明驻守皮岛的练兵游击毛文龙义子。毛文龙

被督师袁崇焕擅杀后，其心腹部将沈世魁不服，借机囚禁明廷任命的总兵黄龙，酿成兵变。尚可喜得知消息，立即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定了兵变。但由此得罪了沈世魁，后者于两年后指使部将诬蔑尚犯有罪行，并准备加害于他。尚可喜得此消息，怒发冲天，说：“吾束发行间，海上立功，血战十余年，父母兄弟妻子先后丧亡，出万死一生，计不过为朝廷追亡逐叛，而妒功嫉能之人乃出力而挤之死地。今权归世魁，欲杀一营将，如疾风卷箨，特易易耳。大丈夫将扫除天下，宁肯以七尺之躯，俯首就戮乎！”于是愤然投降了后金。顺治、康熙年间，尚可喜在镇压农民军与南明王朝的抗清斗争中效尽了犬马之劳，为清廷一统大业立有功勋。顺治十七年（1660）尚可喜受命镇守广东，吴三桂镇守云南，耿继茂镇守福建，时称“三藩”。康熙十二年初，尚可喜上疏请求告老还乡，受到康熙帝嘉奖。十一月底，吴三桂在云南举起叛旗，耿继茂孙精忠后在福建起兵响应。一时间，变乱的战火燃遍了南部中国。尚可喜听到自己的姻亲耿继茂叛乱的消息后，非常愤怒，上疏与其决裂：“今精忠背恩反叛，臣大义灭亲，怒冲冠而恨切齿！”吴三桂多次派人诱可喜叛清，可喜不仅不为所动，反将来使械送京师。可喜的儿子之信后也劝其反清，受到怒斥。康熙帝对他的这些举动大为嘉奖，下令将两广军务交给他全权处理，随后又晋其为平南亲王、子之孝为平南大将军，赏赐无算。尚可喜的举动在一定程度

上打乱了吴三桂的算盘，避免变乱扩大，使清廷赢得了一些平叛时间。康熙十五年，尚之信乘可喜病重之机，举旗叛清，但由于尚氏家族大多听信可喜“一日尚存，当尽一日之心”、“仍事先帝”的嘱咐，不予合作，致使广东的反清活动未有多大声势。这在一定意义上瓦解了三藩的反清活动，对维护一统大业是有利的。因此，尚可喜死后，康熙帝派朝廷大员赐祭，并颁发谕旨说：“王功盖天下，人所共知，忠心为国，昼夜靡宁。若天下臣子俱能如王，天下不致变乱。”

但是，尚可喜在清一统大业过程中贪婪成性，嗜财如命。早在崇德年间，他对明军战斗中，就多次“私得人户、金帛、牲畜，法司以奏”，并受到太宗的严厉斥责:“此岂王自得，必散于众兵耳。”出镇广东后，又把广东变为自家之天下，肆无忌惮地大肆兼并民田，在海州、花山一带擅立多处“王庄”；与民争利，“遍搜厚利，于稍可经营之处莫不密布爪牙心腹，横行剔括，以归私橐。又其子孙亲戚并翼下官丁亦无不渔猎射利，以夺民间之恒业”，仅从盐埠、渡税、总店、渔课、市舶五项中，每年即可收入数十万两。尚可喜和吴、耿的倒行逆施，使三藩又形成了一股独霸一方、割据称雄并危害一统大业的反动势力。所以，尚可喜在清初可谓有功有过。

再来看洪承畴。据说，洪承畴年少时，一次与学馆教书先生洪启胤对对联，他以砚台做答随口说出：“黑砚台，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