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没有信仰(下)

我们不能没有信仰（下）
公方彬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
二、我们的信仰遇到的挑战
那么现在我们就得分析一下，我们现在信仰领域有个什么挑战，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你要讲信仰重要，又出现了信仰领域出了问题，我们就得考虑讨论，信仰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挑战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共产主义信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很多人那里，或者说我们说的整个集团来讲，我们遇到的一定程度的仰问题，这个问题绕不过去。

（一）我们的信仰遇到的挑战
我讲信仰危机，我先讲两个事例。

2010年，我到加拿大访问，导游是个移民加拿大的共产党员，他就跟我们讲，他说我现在潜伏在加拿大潜伏的很深，他在调侃，但他提出了个深刻的命题，天主教在美国讲可以，到中国来讲也可以，永恒性，共产主义信仰我在中国讲，我出了国门给人感觉是调侃的时候，他还有永恒性吗？我到一个省里去给领导干部讲课，我其中就讲到，像今天一样，我说我有信仰，下来有一老同志讲，他说公教授你胆子真大，当着那么多人你竟敢说你有共产主义信仰，我只敢在家里给儿子说，出门都不敢说，我说咱不是地下共产党员吧，怎么不敢说呀，他说说出来没人信，一个潜伏在加拿大，一个是说出来没人信，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实际我还可以补充一个例子。

我连续三年到北京大学，在讲堂，给两千多名学生讲课，那是北大的入党积极分子，博士、硕士、本科生都有，我讲信仰，有一个学生在我的百度贴吧里面留了个长帖子，我看了以后非常感慨，他怎么讲的呢？他说以往我虽然提出了我要入党，但我并没有考虑我信什么，因为毕业以后我想到国家某一个部门工作，这个部门里有规定，条件就是共产党员，所以我要拿一个党票，我就去入党，我听到公教授的报告，我不敢说我解决了信仰的问题，但至少他让我思考我该信点什么。

我相信这绝对不是个别现象，我们入党的时候，没有考虑我入党的精神层面是什么，我应该为这个社会做什么，而是说我入了党以后，用党票抬高我获得利益的基点，这就是我们作为政党必须考虑的问题，如何的掌握执政资源的情况下，又要避免进来的人是为利益而来，而不是为信仰，这是我们这个重大命题，不是说想入党的人多就意味着我们党越来越强大，不是想入党的人多就意味着我们信仰的号召力越来越大，有可能是我们党的掌握的执政资源利益，让很多人为利益而来。

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信仰力量产生不出来。

我讲这些说明我们信仰遇到了一定程度的危机。

（二）我们的信仰出现危机的原因
这里最重要的还不是遇到了危机，而对于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来解决问题，我们没有找到解药，这是最可怕的，也是我们党必须正视的。

我讲解决信仰危机问题目前没有解药，它有客观原因，不是党不努力，而是客观原因出了挑战，这时候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的环境在变化，精神信仰支撑着环境氛围在变化，大家看革命时期有牺牲，我们二十多年的革命，大量的追随者献出了生命，有牺牲，有牺牲就有神圣，有神圣就会化为信仰，宗教就是这样的，基督教就是那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彰显那种神圣化作信仰，大批的殉道者强化了信仰，你革命时期有牺牲，执政时期没有牺牲，那这种情况下，你的信仰怎么来强化，怎么来证明，怎么来检验，这是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环境，还是环境，但是利益的环境，革命时期党领导他的军队为人民谋利益，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走，老百姓看得见，这个赤条条来赤条条走，一方面是信仰决定的，再一个客观环境也决定了，你比如说打仗，缴获
了今天美钞黄金你背在身上吗？打一仗背一包你还能打仗吗？他们有同志看过这个电视连续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其中有一位小伙子拉了一板车财富，那是能打仗的吗？当年国民党怎么败了，不就是利益问题吗？辽沈战役，最后卫立煌还剩了十多万部队，蒋介石一看没有希望了，就说你赶快给我撤退，卫立煌说我撤不了，为什么撤不了，因为国民党到东北接收的时候，他不仅接收了地盘，还接收了财富，还接收了妇女，所以十万部队，十万妇女，老婆孩子，加上财富你往哪里走。

解放军不是这样，解放军军官你才能结婚，你结婚找到媳妇那还是军人，说拉起来就走，打完了可以生活，没有任何的拖累，他有拖累，这一拖累你背后一个也跑不掉，利益影响是非常大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就要出丑，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但是利益是对大多数人还是个体那大不一样。

当年美国新闻访问团到延安，看到中共中央高层，那么简谱，那么有活力，非常感慨，他们到了南京以后，感慨的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据说宋美龄说了一句话，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儿，你革命时期，你为人民谋利益，你没有私利，刚才我也讲，由信仰决定的，也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你的权利不能直接换取利益，那么你执政以后，党没有独立人民之外的利益，但是党成员有利益。

有利益就发生关系，有利益就要切割的问题，怎么切割，规范好了没有，我觉得是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那么你的精神系统价值系统就出问题，革命事情没利益，今天利益瞬间就权力瞬间变成利益，权力寻租，你有了权力你就可以交换，可以获得物质利益甚至还有美色。

随时诱惑着你这就有一个我们利益关系怎么处理得问题，这个应强调信仰。

更重要的问题还是理论问题。

信仰是高度依赖理论的，理论不解决，信仰解决不了，理论不强信仰不坚定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包括宗教信仰也是这样的。

大家看基督教，基督教实际是遇到过危机的，什么危机？就是那个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因为我们的以往讲，上帝是全知全善全能，你如果由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来推理上帝就出问题，你说你是全知的那么就意味着你应该知道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人家偷吃了说明你不知道，上帝说我知道，那你就不是全善的，因为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以后人类有了原罪，你看人类现在活得多痛苦，你如果当你不让他吃，今天人类仍然生活在伊甸园里面优哉游哉多好啊，说明你不是全善的，上帝说我知道。

我也阻止了但我阻止不了，那你就不是全能的，一推理上帝完了，后人怎么解决的，神学大师奥古斯丁给解决了，说上帝把选择的权力交给了人类，人类滥用了这种权力。

怎么办，重回伊甸园，一石两鸟，一方面解除你的困惑，第二个让你虔诚的信仰上帝。

当然他解决不仅这些问题，是因为他奥古斯丁还有其他的，你比如说有人提出来如果上帝把人类都塑造成和他一样的，都成了上帝那不也好吗，奥古斯丁就说那不可能，如果人类都成了上帝，人类还要找一个精神的归宿，还要在上面再搞一个上帝，留一手，所以我们看一下，宗教改革也好，理论发展也好，它的就要是解决新的疑惑出了以后，怎么能够有说服力的问题，西方的宗教为什么那么大强大影响力，是因为大批的顶尖的哲学家，神学大师来研究问题，现在西方名大学都有神学院，都一批人在研究，保证你任何的疑惑我能够解释，这就是说今天人类的科学发展，已经可以模拟宇宙大爆炸，生命的起源，仍然大批的科学家，信仰宗教，重要原因，所以理论很重要，真理的认识是无限的运动，没有绝对的真理，但是解释真理它有相对的绝对性。

相对基准绝对性，就是你解释到位了，它就能够自圆其说，它就有征服力，而这个问题我们恐怕没有完全解决好。

马克思主义，可以说给我们勾画了革命这个阶段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大事，大家都很伤心，事情终有一个追求，但是马克思给我们解决的是革命这半程，他没有解决执政状态下的精神大厦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我们来解决。

比如说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的资本论解决什么？最重要的成果是剩余价值，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这就揭示了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剥削被剥削的问题。

因而人民群众起来革命。

但是在产业工人占主体的时候，工业革命初期是可以的，你今天完全这个问题解释不了现实。

现在工厂里机器人都出来了，你不能说老板榨取机器人的剩余价值你不可能号召机器人来造反。

这就是变化。

再一个金融业律师行业，IT产业，大都是合伙人制度，几个人都是投资者都是老板，同时他都是工作者都是员工，你谁来剥削谁呢，就世界在变化，马克思以他的世界观方法论那是永远不过时的，但具体的我们实现的途径，它只是告诉你革命这个阶段，制定这个阶段以后只有我们自己来寻求突破。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创导力，我们不断实现理论的突破，我们举了很多的新思想，这也保证了我们在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时间把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推向繁荣，成为第二大经济体，那么我们创造理论大家也很清楚，从小平开始人类共有的文明，江泽民同志提出来政治文明，胡锦涛同志提出来和谐世界，十八大讲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同志出访的时候强调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我们不输
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

所有这些都是对整个的世界发展的准确把握人类走向的把握同时也是对中国融于世界，如何融入，如何担当，如何引领的价值判断和理论创造。

但同时你放在精神领域我们还有欠缺，欠缺在哪里呢，马克思告诉我们种族主义信仰的实现是什么呢，是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是我消灭你来实现。

而今天我们强调是命运共同体，强调是不输出革命，那么就来了个问题，共产主义在这种新的政治生态下，如何实现，这就是我们要探索的。

而目前为止，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

这是现实的重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前面看了以后信仰很重要。

习近平一再强调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对我们这个政党我们这个民族来讲不可或缺，那认识了这个之后，我们又看了这个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确实遇到了挑战，前所未有并且到目前为止我们理论上还没有实现重大跨越，仍然是我们现实的最大的理论工程。

我们必须思考。

三、如何加强精神和信仰
咱们讲了两个问题以后，第三个问题我们就得考虑怎么解决，你重要也好，挑战也好，其实落来落去你得解决，我个人认为要解决信仰问题，理论上打通那不是大家解决的，那是精英行为决策层行为，所以解决我们党的共产主义信仰，没有理论大的突破，是很困难的。

这个理论大突破显然不是普通群众解决的，因为所有的信仰它其实都是那种大思想家来解决的，宗教信仰是这样，其实政治领域的所有的社稷看人类史都是大思想家而来的，所以对大众来讲我们不承担解决一个政党的理论架构。

尤其是再上升到了精神层面信仰层面。

那么这样情况下我们讲的还有意义吗，有。

我们既要看到信仰的重要，我们看到挑战，落实到我们其实我们要实体化就是信仰和我们的直接联系。

我们解决不了一个重大理论突破问题，但是我们要切实有一个我们介入发挥正能量问题，还有一个修养自身的问题。

所以第三个问题我觉得落实大家的时候，我们有三个方面空白需要关注和加强思考。

一个就共产党的信任问题。

我们进这个集团我们要信任这个集团我们相信这个党能够自我超越，第二个，信任我们讲信任再一个还有一个信仰问题，什么信仰就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仰。

你社会主义下去不是往共产主义走吗，对社会主义不信任那你的何言共产主义呢，所以你这个得有信心。

第三个还得自身修养。

这三点一个都不能缺。

（一）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我们先看对共产党信任问题。

我们讲信任共产党会解决我们的信仰打通我们的精神脉络，这不是仅仅建立在以往我们党取得的重大成就，实际上还这么一个考量点，在哪里呢，我们可以说共产党放弃了共产主义，只有两个结局，一个是走西方的政党轮替的道路，第二个走前苏共的道路。

为什么这么评价那么肯定呢？判断那么肯定呢，我们看一下奥巴马说过一个观点，说政党没有谁比谁高尚，大家博弈那个什么呢，博弈，博什么，博利益或执政能力问题。

就是谁上任以后，更高的执政能力，给老百姓带更多的利益。

反过来看我们党为什么说在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呢，我们想一下大国崛起，世界所有大国崛起没有一个不解决你的领土问题就崛起的，那么就意味着台海问题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而现在台湾的国民党也是认同中华民族，那中国共产党自然也就代表和强调中华民族，大家都讲中华民族，领土也是最重要的，既然博能力，执政能力那能不能两个党都到电视上搞一个PK，PK的结果就是老百姓选谁就是谁，我们党为什么不做这个问题呢，我们没那样的权利吗，不是，是因为我们党认为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共产主义信仰是人类最终的追求，我们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精神的制高点，我们描绘的我们追求我们实现的是所有政党都比不了的，我们有这个道德感，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放弃了共产主义，大家都在博利益的时候，那没有谁比谁高尚了，那你共产党凭什么还占领这个权力制高点呢，那中国为什么就你一党执政呢，人类怎么就不行了呢，就因为我们有这个所以放弃了这个以后那比政党轮替都是博利益，那必然是各种政治力量都可以跟你较量，那看一下谁抢谁来，党没有自己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那就让别人跟你竞争，所以这个问题它是逻辑上很清楚的。

放弃共产主义必走西方的政党轮替道路，再进一步有可能的就是前苏共。

消亡，所以既然这个问题存在我们就敢说了，我们的信仰带有根本的支撑那么共产党必须迈这个坎我们在革命阶段优秀是无与伦比的，因为我们有共产主义信仰，那么在执政阶段要做到无与伦比仍然永续之中，那么我们就要打通我们的精神脉络。

必须把现在困扰我们的精神的跨越，信仰的坚定那些问题都解决掉，这个问题相信中央必然要在这个问题上有大的动作。

所以从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信仰，就意味着我们已经看到信仰对我们共产党执政也好，对
中国的走向道路选择也好，对我们的精神世界也好都极其重要，那看到重要性就解决遇到矛盾和问题，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小心。

这是我们信仰变化的个体身上，我们大众的时候第一点要明确的。

（二）加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仰
第二点呢，那就是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任问题，信心问题。

党在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来，政治体制改革两个不走，一个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第二个不走改其意志的斜路，就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那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得说我们必须解决大家都相信你只有这个道路可走，你为什么不走别人的，人家成功的经验有什么不可以，我们要明确的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那从这意义上讲为什么不可以。

这就是必须解决的。

我们之所以必须走自己的不是说别人的不好，别人适应别人的，我个人认为最好的未必是适应自己的，只有适应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我们不能说西方人发展道路不适合他的国情，如果那样来讲的话那为什么他们国家选择自己的呢，就像讲民主自由人权，那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取得的文明的成果，我们不讲他不好，他是适应他们自己的但他不适应我们的任何一个民族它都有不同的传统，不同的文化观念，不同的发展状态，唯有选择适应你自己的，你才有可能这个道路走得更扎实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觉得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我们优势里边出了问题我们修正，但是优势不能放弃，我们的西方差异很大，西方是小政府大社会，我们是大政府小社会，这就不一样，不一样不是谁拼脑袋而来，它是很多的因素，推动发展的今天而来，你知道他西方他行吗其实某些方面西方是很羡慕我们的。

我们政府强大的资源调节力保证了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至少在此前三十多年我们不可或缺的，未来随着社会发展，价值观的变化，我们可能在调整我们的权利构成，但是我们得想到过去至少到现在是我们的优势，别人学不了我们，我们也没有必要套用别人的。

你看有的小势力其实什么大问题，美国大片2012，肯定很多同志看过，其中有一个镜头非常有意思，那个主人公杰克逊到了四川那个制作方舟的那个宏大场面，感慨了一句，说像这样的活也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国能干其他都干不了，北京奥运会，大家应该记忆犹新，开幕式的时候第一个镜头是什么，三千个人击缶，场面非常震撼，当时大家还记得我们邀请了八十多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王室成员参加开幕式，大家在馆里面都看呆了，凯完颜讲把小伙伴都惊呆了，大家一看这镜头太震撼了下来以后有媒体采访英国首相布莱尔，因为伦敦也要搞奥运会，他问他什么感觉，布莱尔感慨了半天，但最后补了一句说你叫三千个人击缶，你让我在英国找三百个人击缶我都找不到，在中国因为我们资源调整力强，我们找三千个人练半年没问题，如果在英国人找三百个人练半年他也找不到。

大家看伦敦奥运会应该很清楚，给我们的感觉大家上去乱跑，可以理解它有的只演了一次，导演你告诉他那就是重点你跑到重点就解决了。

那你在中国，你某一个乱跑那你摊上事了，你摊上大事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和他们文化传统不一样，西方讲个性，我们讲共性，我们重群体西方重个体，这文化传统谁也改变不了，你到罗马去看一下，他那个雕塑，那是个性张扬，那思想者就这个样子的，你像那个到罗马那个前大厅，到罗马那个大厅，拉裴尔四幅穹顶画其中有一幅画叫雅典学院几十个思想者思想家在指点江山，告诉那个执政官你应该怎么怎么干，各有特色，但你在中国的清陵，你看神道两边的文物官员那都这样一个样的。

因为中国的历史讲一样的。

文化传统就是一个模式，不允许你张扬个性，而西方就是张扬个性，这与他的文化渊源都有关系的，西方的文明那就是土耳其的历史上不适于农耕，不适于农耕那么就海外贸易，海外贸易的特点是平等的主体自由的交换，在大迁徙，他是迁徙的社会，个性很张扬。

我们是大一统的社会，封建统治，他是不让你张扬的，虽然现在我们让大家思想解决，但是也得有过程，一个民族一般改变是非常难的，在西方你看看雅典奥运会，伦敦奥运会与北京奥运会差异就出来了，这是文化传统决定的，文化传统你改得了吗，你能回到历史几千年，你给我重新塑造一个文化传统，那不可能。

文化传统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同时走得阶段也不一样，不一样就导致了处事方式不同，大家看一下今天应该说中国矛盾冲突最集中的一个内容就是拆迁。

你到西方看一下它没有强拆，那你说我们有问题吗，不是问题，我个人认为，英国的圈
地运动，和我们目前的赶农民上楼没有大的区别，只是不同制度不同国家下的一种行为。

根本动因都是工业革命推动的，但是我们的程度比别人要强大的多，我们自焚的一个接一个我们承受不了的感觉，什么原因，都政府错了，我坚决不同意，它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政府做的是一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做的人家是几百年前做的，在这个动因上是一样的，但是评价不一样，当年圈地运动的时候，老百姓的那个价值观评价标准，和你政府的行为它悬殊不大，它符合那个时候的要求，那么今天呢我们政府做的是人家几百前做的事情，但是老百姓的用的评价标准是当代的西方的评价标准，错位了，这个错位就是后发国家先天的痛苦。

老百姓评价不是用你几百年前的那种价值观来评价，它是用人家西方走到今天的之后的，这时候过来评价你政府行为，那当然错位。

再一个现在大众的这个权利意识给勾起来了，老百姓可是知道我有什么权力了，但是担当精神没有起来，而担当精神是一种长期修养的，西方呢，老百姓走到今天慢慢的文明的发展是他们知道我该担当什么，我们一下吊起你的权力意识以后担当精神没起来，它又一个错位，两大错位导致了同样的政府行为评价不一样。

其实我们政府做得非常好，几十年把中国变了一个新中国。

但是老百姓不满意越来越多，是做错了吗，不是是错位了，你到西方看一下，我们一比较，感触更深，到加拿大访问那一次我在温哥华，我看了一片高楼中间有一栋小房子，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不是一个钉子户吗，他说是钉子户，我说拆啊，他说拆不了，我说为什么拆不了，他说这个钉子户是兄弟两个人的，他们两个住到政府办得养老院里去了，我说好啊，你政府养起来了不更有权力拆了吗，他不行他得签字，那就签吧，他说签不了，两个人得了老年痴呆不会签字，我说你什么时间可以拆呢，他什么时间，两个人都死了的时候，我才能拆，说实话他们不能拆我们能拆。

这与发展阶段有关系，与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与政治权利都有关系，怎么有关系呢，施方他拆不了，18世纪英国首先皮特有一句话，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说我的寒舍茅屋，风可以吹进来雨可以打进来没有我的允许你国王不能进来，这是私权领域。

19世纪德国威廉皇帝在波斯坦建了个豪华的行宫，前面有个磨坊挡住了视线，他就说给磨坊主商量我买下了把它拆掉，磨坊主不同意，威廉皇帝让他的卫队强行拆除，强拆，拆完以后磨坊主到法院状告威廉皇帝，最后法院判威廉皇帝败诉，原样恢复磨坊。

磨坊主说了一句话为帝王者或可以为此事，但德国尚有法律在，你看法律上他拆不了，私权决定了他也不能拆，施方的设计，政治设计，职工设计看得出来那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这个就是经济，那么政府就变成守业人和敲钟人，他权力先天就很小，还有卢梭的契约论还有瑞克的三权分立，这样的小政府大社会，政府他也没有比较更大的的权力，他也没有权力拆。

我们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当然按我们的逻辑，所以你不管从法律制度设计来讲，他拆不了，我们可以拆，这是不同国家的设计，你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再一个其实还一个发展阶段问题，在温哥华他们说有一条铁路延伸20公里，争18年争不下来，去年底我到澳大利亚访问，他们讲澳大利亚要建一个国家公路，搞了20年搞不下来，他只要一个钉子户你就建不了，在澳大利亚的十大城市我没有看到一栋两层以上的楼，我问他们我说为什么没有两层以上的楼呢，他说你要建两层以上的楼，你必须在社区发公告我要建两层以上的楼，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开建，只要一家不同意你就不能建，他之所以一家不同意，因为你建了两层以上的楼以后，别人的隐私你看到了，当然人家不同意，所以没有一栋两层以上的楼。

可能有同志讲，那你悉尼不是很多的高楼吗，那是早期的，你现在按西方现在的人权标准，你建不了，那中国如果再靠它这个人权标准，中国还能够建设吗，你后发国家你什么都建不了。

所以他们人权标准符合他们的，我们不可能按他们的标准来，我们必须按我们后发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和我们目前的状态确定我们的发展路数，我们不能照套，照套了西方的那就什么也做不了。

所以我就讲你让美国人来管理中国这个国家，他也不可能拿西方的标准来，虽然他老指责我们，他来做也不能做，因为不同的国家发展不一样，文化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这才是我们在评价东西方问题，很多的争论不休的问题，最终要考量的发展阶段。

这是我们很重要的。

可是我们这个问题没有抓好。

人权问题实际我们斗争的时候我们有些斗争没处理好的。

但是现在我们比以前注重多了，以前美国人只要发人权白皮书，只要指责中国我们就解释，他们指责什么我们解释什么，现在非常被动，后来呢你审我的人权白皮书，我们审美国的人权白皮书，所以每年我们搞一个美国人权白皮书，显得我们主动了，但是我们的思维价值判断我觉得没跟上，就是你说的时候，你没抓要害和命门，你老是在人这个话语系统里在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