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世纪的政治制度发展

香港二十世纪的政治制度发展

我是同意20世纪下半叶的香港政府较以往更能代表民意，我们可以从1945-97年间香港政府所推行的各种政策上引证这个说法。

在20世纪上半叶的香港政府架构是以总督为权力中心，实行以行政为主导的体制，表面上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但行政和立法局的官守和非官守议员都由港督委任，没有选举成分，没有代表性和认受性，虽然委任少数的华人领袖进入立法局和行政局，但他们接受的为英式教育，而且大多为专业及富有商人背景，而社团大多从事慈善救济服务，所以不大可能反影普罗大众的民意。所以当时的香港政府施政能代表民意的比较少。

而20世纪下半叶，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恢复对香港的管治权，为了顺应当时非殖民地化的潮流，总督杨慕琦于1946年提出一套政制改革方案-- 杨慕琦计划，其中的重点包括设立一个由3分之2直选议席组成，华人与非华人各占一半的市议会，以加强本地化和民主化，与及增加立法会非官守议员的席位，使其更具代表性。虽然该计划最终没能实现，但香港政府为了应付不断增加的华人人口，与及有见于华人在社会上的地位逐渐提升，其后继任的总督仍然开展了一些有限度的改革，包括实施公务员本地化政策，招募更多的本地华人出任政务官；同时亦委任更多非官守和华人进入行政局，立法局和增加市政局的选举议席，使议会的代表性有所加强。

1966和1967年的两次大规模暴动，使香港政府认识到在经济繁荣发展的背景下，如果普罗大众的生活得不到改善，漠视华人精英在社会的影响力，社会就会容易出现动乱的危机。因此在1971至1982年间，总督麦理浩进行大规模的政制改革，大量吸纳华人精英进入管治架构，作为分担决策和咨询的对象，无论是行政局或立法局，华人非官守议员的人数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使议会和施政更有代表性和认受性。在强化地方行政方面，1968年当时的总督戴麟趾推行“民政主任计划”，在港九各区设立民政处，促进政府与市民之间的沟通，使政府更有效地接收民意，制定合适的政策，及至1981年，政府发表“香港地方行政白皮书”，在全港成立18区区议会，作为地区咨询组织，与作为区域咨询组织的市政局，区域市政局，以及作为政府最高咨询组织的行政，立法两局，共同构成三级政制咨询架构。区议会除由政府委任外，也有由市民透过直选的方式选出，给市民提供参与地区事务的直接途径。同时政府在这期间积极改善民生，推行一系列完善社会服务的政策，使政府塑造了依民意办事的形象。

1982年区议会的首次全面分区直选，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开展了香港的代议政度，市民大众可以选出属意的代表，在议会中为自己的利益发言。随后市政局在1983年，也举行首次的分区直选。1984年12月中英两国签订“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回归中国已成定局，英国在准备从香港撤退的同时，亦加快了香港代议政制的发展步伐，除了在区议会，市政局与区域市政局等地方层面引入直接选举，同时在中央立法机关引入民选成份，1984年11月，总督尤德发表“代议政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白皮书“，首次确认在立法局加入选举成分，由1985年立法局首次进行间接选举，1991年首次进行的立法局分区直选到1995年的全面直选。代议政制的发展令市民参与和关注政治的层面不断广大，参与的人数亦不断增加，自1980年代，多个政党纷纷成立，其成员透过选举晋身议会，向政府反映市民的诉求，并监察政府施政，使政府的运作的政策更能代表民意。

在整个二十世纪的香港，华人对政治的参与可以说由几乎没有参与演变成全面参与，其过程很大程度取决于当时政局的变迁。

香港在二十世纪初期，华人参与政治的机会很少，虽然当时华人占香港大多数的人口，但其社会地位普遍不高，政府的主要决策，均集中在总督和其他英国官员手中。虽然及后随着华人不断从内地移居香港，与及部分华商在香港社会的经济地位日益提高，政府为了加强管理华人社区的事务，于是吸纳少数华人精英进入行政架构，尝试拉拢这些华人领袖及华人社团，以赢取华人社区对政府的认同，例如在1880年委任伍廷芳进入立法局，成为第一个华人非官守议员。及后在1926年，省港大罢工发生后，周寿臣获当时的总督金文泰委任为首位华人行政局非官守议员，这是首次有华人参与政府最高的咨询机构。其后1936年罗旭禾接替周寿臣，成为战前另一位晋身行政局的华人领袖。这些华人精英大多接受过英式教育，大多为专业人士或富有商人，他们在政府的作用只作为沟通的桥梁，而且反映的多数为上流社会的意见，对普罗大众的代表性十分有限，普遍来说华人在政治上的参与度不高。

香港在1941-1945年的日治时期，华人在政治上的参与却有所提高，日本人为了维持有效的管治，加强管理华人社区的事务，实行分区制度，鼓励华人参与更多地方上的管理；并成立“两华会”拉拢英治时期社会上的华人领袖，以反映民意，日本人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以华制华”的方式来加强对本地居民的控制。而这个政策打破了长久以来香港由非华人垄断政治的局面，华人的政治地位得到大大的提升。1945年战后，英国政府因为“非殖民地化”的大潮流下，不得不改变对华人的政策，开始重用华人，华人对政治的影响力大大提高。

虽然在1945年战后“杨慕琦计划”最终流产，但及后的总督仍委任更多的华人进入行政局，立法局和市政局，同时，政府推行公务员本地化政策，华人公务员人数不断上升，华人有机会出任司政级政务官和首长级官员。

1966和1967年的两次大规模暴动，更使香港政府认识到在经济繁荣发展的背景下，如果普罗大众的生活得不到改善，漠视华人的意见，社会就会容易出现动乱的危机。因此在1971至1982年间，总督麦理浩进行大规模的政制改革，大量吸纳华人精英进入立法局和行政局等管治架构，当中不少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例如锺士元和邓莲如等。他们在80年代的香港前途问题上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华人参与政治的活动更加广泛。

1984年12月中英两国达成“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中国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联合声明”明确香港回归后享有高度自治，实行“港人治港”的制度，本地华人将可以全面参与香港的政治事务。有见及此，港英政府在80年代开始大力在香港引入代议政制，首先在全港成立18区区议会，并实行分区直选出民选议员；其后在1983年，市政局也举行首次分区直选民选议员；及在1984年“联合声明“公布后，更加快代议政制的步伐，在1985年至1995年分三阶段在立法局进行间接选举（1985），分区直选（1991）和全面直选（1995），华人政党在80年代后因而纷纷成立，加强其成员在议会的影响力。同时，由1980年到1997年，愈来愈多政府机构的首长由华人出任，体现“港人治港”的原则。例如1993年陈方安生出任首位华人布政司，1995年曾荫权出任首位华人财政司，都全面体现出华人在政治的参与度。

总结而言，华人在各个阶段都是积极参加政治，因为香港是大多数华人的家园，他们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就必须参与各种政治事务，为自己的利益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