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代封建制之异同

中西古代封建制之异同
“封建”看似相同的概念,在中西方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却呈现出实则相异的局面。

过去中国古代所说的“封建”,是指先秦时期分封诸侯的社会制度,即春秋时期“封国土,建诸侯”的贵族分封制。

英语中的“feudal society”指的是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各自管理自己辖区的社会状态,既不是中国古代所说的“封建”之意,也不是我国古代两千年来“皇帝和地主老财当家的社会”。

实际上,关于“封建制”的理解有着诸多的不同:最狭义的理解,指的是采邑制,这也是西欧人较早时期的定义。

在此意义上,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与中国西周时期的封建制相同;比上述稍微大一些的理解是采邑制和领主制,即以采邑制为前提,以封君封臣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

因而,中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有共性也有个性;到马克思时,他在第二种理解基础上加了农奴制的含义;到了列宁,则用“封建制”指代一切前资本主义时代。

这里,主要从“采邑制和领主制”基础上的封建制意义上来具体比较中世纪中西方的封建制,它们之间既有共同性,更有差异性。

西欧的封建制,指的是欧洲中世纪,在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在古罗马隶农制自然经济和保护关系的基础上,随着日耳曼人的入侵,在其带来的王权有限制度、亲兵队制度和农村公社制度的直接动因催发下,形成的新的社会生产关系。

封君封臣制和封土制实行的上下相互约束的契约关系,使双方在政治上有着一定的依附关系;同时,依赖暴力迫使农民农奴化,又使土地所有者与租种者之间形成了一定的人
身依附关系。

西欧封建制在11 世纪～15世纪为兴盛时期,待到15 世纪～16 世纪欧洲则开始进入所谓“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了。

中国的封建制,就其与西方的“采邑制”和“封君封臣制”相似的“封土建制、封邦建国”而言,主要是指西周初年实施的大规模的“土地井田制”和随后取代“藉田”的“相地而衰征”等相关土地政策,造成了与西方相近的土地非公有或国有,而是由各级贵族所有的土地地主私有制社会。

因而,有人也将中国的封建制称作“地主制社会”。

中国的封建制在春秋战国之际开始逐步瓦解,秦统一全国后全面实行的郡县制,取代西周以来的封建制,意味着特定的中国“封建时代”体制基本终结。

一、中西封建制的相似或相关性
正是因为中西封建制虽然都有特殊的历史存在原因,但相似的封土制和人身隶属关系,使二者在学理上既有一定的可比性,也有一定的相关性。

自然经济的背景。

中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均脱胎于自然经济。

古罗马的隶农制自然经济为西方中世纪封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济上的历史渊源,与此相对应,中国原始社会以来的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则为西周初年的井田制奠定了基础。

氏族社会的前提。

古罗马的文化虽然达到了空前的鼎盛,但进入封建社会的契机却得益于来自原始社会的“野蛮人”日耳曼人的入侵,正是他们未开化的氏族习俗和制度为中世纪西欧封建制的发展注入
了新鲜的血液。

如亲兵队制度实行的首领与亲兵之间的契约关系,成为以后西欧封建骑士制、封君封臣制和封土制形成和兴盛的萌芽,农村公社制则是封建城市、行会和议会的源头。

相对于西方,中国来自氏族社会的血缘纽带关系,则成为封建制社会
家族制和宗法制的起源。

封土基础。

欧洲中世纪,君主为了让下级武士为他承担各种义务,便把土地分封给下级。

而各级贵族又出于同样的原因把国王分配的土地进一步层层分封,只留下一部分作为自己的领地(领主把领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留作自留地,其余的部分作为份地分给农奴, 以换取他们提供的劳役或实物地租) ,从而形成一种“封建领地”被逐层占有的金字塔形的封土关系。

中国古代的封土建制、封邦建国,指的不仅仅是天子封疆裂土以建诸侯,还包括诸侯在其国内又继续分封兄弟子侄以为卿大夫,使卿大夫亦皆有私土家臣,大夫之下还可以分封有土之士。

通过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使之在土地关系上层层分封、互相隶属。

大规模“封土”主要发生在西周建国初年。

附庸关系。

在封土的经济基础上,一个大领主相对于国王或皇帝来说是附庸,国王和皇帝是他的领主,但相对于这个大领主自己所分封的中小贵族来说他就是领主,由他分封的人则是他的附庸;依此类推,直至最低一等的普通骑士。

由此形成相应的金字塔形的隶属关系。

这种附属关系是双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必须相互承担一系列的责任和义务。

领主除给予附庸封地作为其武器、衣食等之外,还有保护附庸不受任何伤害的责任,而附庸则必须宣誓效忠于领主并向领主履行
诸种义务,大致包括随领主征战、协助领主处理行政和司法等事务、遇领主有特殊事情(如领主被俘需赎金赎身、领主之儿女婚嫁等) 时捐献款项等。

与此相类似,中国中世纪的封建制也存在着这种附庸关系。

诸侯之于天子负有进其贡献和共同征伐、出兵勤王的义务。

这种等级隶属关系,作为一种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关系,既有着亲缘关系的纽带,又带着政治关系的性质。

也就是说,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是政治上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但这种政治关系多是以血缘或类血缘关系为基础的。

二、中西封建制的不同特点
由于中西方封建制建立和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尽相同,所以同是封建制,双方在共同性的基础上,又有着各自特殊的历史特点: 历史渊源。

中国先秦的封建是自上而下实行分封,而西欧中世纪的封建是自下而上拥戴国王;中国先秦的封建到秦汉以后被大一统帝国所取代,而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在西罗马帝国瓦解以后才出现。

经济关系。

西方土地所有者与耕种者之间是一种相互的契约关系,双方彼此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

附庸必须遵守封建契约中规定的各种应尽义务,否则就是犯了“大罪”,有可能失去采邑(封地) 。

而如果他能履行义务,其采邑(封地) 即可父子相传,领主不得无故收回。

同样,如果领主不能尽到保护附庸的责任,或对附庸不公平,附庸就可宣布解除对领主效忠的誓言。

这种契约关系造成了双方经济上的独立性,贵族一般都有自己的庄园,以满足自己的奢侈消费,就连皇上也不例外。

中国则不然,封土制双方是一种绝对的等级隶属关系,下级必须
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上级则可以任意取消下级的责任权。

附属方除承担打仗勤征外,还须交纳一定的粮食、禽兽等等,以供领主挥霍消费,即作为上方的领主并没有经济独立权,具有依附性。

所以,有“聚敛贡城阙”的说法。

文化传承。

西方的封建制发端于日耳曼人入侵。

蛮族的侵入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给紧跟其后的封建制造成难以避免的历史文化断裂。

而中国古代封建制的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豫西晋南的陶寺文化(距今约3900 年～4500 年) 。

它所具有的中原早期文明的包容性和创造力,使得早在夏商时期,中央王朝就开始向控制区域内外施加文化影响,营造出文化及信仰上的向心格局。

西周封建制出现后,虽有东周涣散割据之势,但周王政权以“天下共主”为精神的周礼核心文化,不但巩固了“周文化圈”的向心结构,并且开始形成一种对民族的认同以文化为主要标准的认同观。

政权制度。

西方的贵族受爵封地,受封贵族一般没有明确的行政权和兵权,政治权力主要集中在国王和教会手中。

但由于国家制度权力的多元化,附庸制不过是土地和兵役间的交换,各级领主庄园则是相对独立的权力单元。

这种相对松散的“契约关系”,使得君臣之间纯粹是个人关系,双方地位相对平等,缺乏国家统治特有的强制性,很大程度上造成“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也就是所谓英国贵族“手里攥着扎紧国王钱袋的那根绳子”。

于是,政权和经济暗中合一,一个领主庄园实际上就是一个集军事、司法、行政、财政的权力共同体。

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则可以对中国封
建制上通下达的官僚体制略见一斑。

相对于西方封建制,中国封建官僚制度从经济上切断了地方官员与任职地的经济联系,地主统治权力绝对由上级和中央力量保证,是一种高度集中的专制政权。

宗法血缘。

中国的封建制与宗法制、血缘制有着“割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天子、诸侯,都由嫡长子担任,绝对不可乱序,从而形成严格的以宗子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尊卑无法变换的宗子等级制度。

在周公至成王时期分封的诸侯国大多是姬姓,即多是文、武的后裔,与周天子之间有血缘关系。

另有伐殷时的同盟者,如姜姓,还有殷人的后裔子姓。

分封的用意,是让亲戚子弟率领族人到各地建
立武装的据点,以此为依托控制各个地区,从而形成拱卫宗周的态势,以巩固周人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诸侯从周天子那里取得土地和人民,即拥有相对独立的土地领有权和政治统治权,同时要向周王室提供贡赋,形成某种统属关系。

诸侯又对其统属下的亲戚子弟进行分封。

从周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士,形成以宗法制维系的等级体系。

一旦确立了天子、诸侯的名分差别,则不得再以兄弟叔侄论。

而西欧,周边民族一波一波地侵入,西欧民族与外来民族之间,及新来的异族彼此之间,并无君臣血亲姻缘关系。

而且即便没有外族入侵,其亲戚兄弟也可以造反,以推翻嫡长子的继承权,自己称帝。

宗教权限。

西欧封建时期,宗教兴盛,尤其是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普及,使得君主也企图借宗教之力来控制贵族伯爵,以致教皇权力远远凌驾于国王权力之上。

中国自古没有明确固定的宗教,特别是中古封建时期,佛教还无传入,儒学也没有达到国教的权限,因此国家权力完
全集中于国王一身,并没有被分散。

人身自由。

在西欧,国王有王室领地,各级封建主和教皇、教会均有自留领地,他们经营“庄园”,拥有领地上的附属农奴。

在贵族庄园,农奴与奴隶的待遇已经不同,但是也没有人身自由,他们被束缚
在土地上,在监督之下每周以一定时间来耕种领主的保有地;领主占有土地和不完全占有农奴或农民,而后者则受到残酷的压榨和盘剥。

中国封建社会从来没有大多数农人失去人身自由,也不隶属于“封建领主”,与西欧的农奴全不相同。

西藏的“农奴制”只是个特例。

历史走向。

欧洲贵族庄园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封建领主的奢侈消费,属于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大要素被束缚在封建经济中。

所以,当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企图兴起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他们的利益与国王、贵族的利益,显然处在对立之中。

为了三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为了自由贸易,为了能够雇到大量具有人身自由的工人,于是在西欧爆发了所谓“资产阶级革命”,以期击碎封建枷锁。

西欧的革命是有深刻的经济原因的。

在古代中国,土地兼并、资本流动、自由贸易从来没有多大障碍。

并不像目前大多数中国学者所认为的,中国各朝代历来是“重农抑商”的,自由贸易在中国历来不成问题。

那么,中国的所谓“封建社会”,并不需要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来解放劳动力和资本。

中国并没有要求“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革命的经济原因。

实际上,从古到今,中国的社会形态和结构,都与西方社会不同。

在分析中国历史以及将中国社会与其他社会作比较研究时,最好结合
中国当时的国情,客观真实地恢复其历史原生态。

因此,与其牵强附会地说秦以后的社会是封建社会,不如说是郡县社会更准确。

同时,中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反对的是发展到顶点的、衰败的郡县社会,而不是封建社会。

即,中国的古代社会,既没有奴隶社会,也没有封建社会,当然,也就不会自然出现欧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更不会有什么“资本主义萌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