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孙犁

绽放在水边的人性之花
——浅析孙犁创作中的沈从文特色
一引言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孙犁是以解放区作家身份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的。

他和赵树理曾代表了解放区两种不同的创作风格。

虽然孙犁的创作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从60年前开始以清朗明丽之笔书写善与美的颂歌，到中年时代对人生不无怅惘的深入思考，至晚年于宁静深沉中品味世事，于无奈与愤激间抨击邪恶”，但是对人性、人情、人生命的关注却始终贯穿在其作品之中。

在这一点上他与二十世纪的京派作家有着很大的“默契”。

上个世纪初，以沈从文为首的京派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一直表达着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和赞美这一主题。

现阶段，虽然有一些文章试图从某一方面把沈从文和孙犁进行比较，如从结构、取材以及语言等方面研究沈从文与孙犁小说中的散文化风格。

还有的学者研究了沈从文和孙犁创作中的女性化倾向。

但是却很少有人从“人性”这个契合点来展开两者的对比。

故，本篇论文将从孙犁作品中所表现的人性之美来分析他和“京派”作家之间的关系。

这有助于我们认识“京派”的发展历程，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孙犁文学创作的前后心态变化。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社会在内外力的影响下，不可避免的遭受各种新观念的冲击。

而文学作为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梁启超“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一系列变革观念的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及外来文学思潮的促进，中国的文学开始迈入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1917年发生的新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起步的标志。

在新文学发生时期最显著的变化便是“人”的观念的提出。

我们知道，中国旧文学一直被禁锢在儒家思想体系下，同时又兼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和皇权的桎梏，“人”一直被抹杀。

而在新文学时期，“人”的观念的正式提出则是最重要的也是首要的任务。

鲁迅先生就是这一方面的杰出代表，他曾提出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①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更是反对“非人的文学”。

在创作实绩上，先后有鲁迅的《呐喊》小说集中的篇章，郭沫若《女神》等，1921年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提出了“为人生”的文学主张。

这些都说明了不仅是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绩上，“人”的文学的观念已经
深入人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流派竞相发展，在这些文学流派中，“京派”引起了文坛很大的关注。

(笔者注：所谓“京派”不过是后来文学史家为了研究方便而冠之以此名。

)“30年代，在中国北方以《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文学杂志》为主要阵地，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一般称为‘京派’，也称为‘北方作家群’”②这派作家以沈从文为主要代表，强调的是文学与时代的距离，“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

所以这派作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表现也异于其他的文学流派。

比如说“京派”作家废名的代表作《竹林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篇小说是新文学初期富有诗情画意的佳作，作者以诗化的语言，呈现给读者一个纯朴明朗的画境，小说中纯朴美好的乡村少女——三姑娘可以说是美好人性的象征。

而此后的沈从文更是把这种表达“人性”的方法发挥的淋漓尽致。

以上我们所说的是“京派”作家在人性表达上的独特之处。

接下来我们要找出孙犁与“京派”作家在“人性”表达上的相通之处。

孙犁被誉为是“荷花淀派”的创始人。

他和赵树理曾代表了解放区两种不同的创作风格。

其代表作有大家所熟知的《荷花淀》、《芦花荡》、《嘱咐》等作品集，以清新细腻的艺术风格受到了读者广泛的喜爱和赞赏。

“孙犁的创作侧重于人的心灵、情感和生活诗意层面上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与优美”③单从这一点上来说孙犁在“人性”表达的主题上与“京派”作家也是相通的。

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展开论述。

二沈从文：“希腊小庙”的虔诚膜拜者
京派作家是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活跃在北京天津等北方城市的一批作家，这一派作家通常是寄寓在京津地区的异地游子。

必须注意到所谓的“京派”命名带有明显的地域性质，与之相对的是以“海派”命名的一批作家。

在三十年代“京派”与“海派”之间发生过一场论争。

当时的沈从文曾批评海派作家有“玩票白相”的习气，而与此同时却标榜“京派”作家们的“诚实与质朴”。

我们暂放这个论争不管，单从沈从文话中就可以看到，京派主张文学的独立性，既不依附于政治也不依附于商业，在纯净的空间中寻求文学自身的发展。

三十年代是京派文学最为活跃的时期，有沈从文这样的大作家，还有如被誉为京派鼻祖的废名，诗意小说代表的芦焚，还有萧乾、凌淑华等等。

但是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京派文学开创的这种风格却逐渐的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是有很大关系的。

京派的代表作家是沈从文。

沈从文来自湘西的一个小县城——凤凰县，这里
虽然偏僻，但是风光如画。

十四岁高小毕业后从军，在部队了几年，他结识了很多人并且对沅水流域的风俗人情以及生活样式非常的熟悉。

这些特殊的人生经历都给沈从文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小说领域，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散文和文论著作。

1923年，接受了“五四”新文学影响的沈从文只身前往北京，想在京都寻求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

个人独特的经历以及湘西世界的神奇风光共同促进了沈从人作文的风格，这就是对真、善、美的人生的倾力追求，也是他作品中一直贯穿着的一条线索。

“30年代是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创作最为丰盛的时期，他一生中的三十多个集子大多出于这个时期。

”④沈从文的代表作是创作于1934年的中篇小说《边城》。

这篇小说以及沈从文的其他名篇讴歌了古朴美好的人性，并且对现代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沈从文曾说过“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一个乡下人。

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这种城里人仿佛细腻，其实庸俗，仿佛和平，其实阴险，仿佛清高，其实鬼祟”
⑤，可以看出一个一直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对古朴纯净乡村生活的热爱，对生活在“乡下人”所具有的美好人性的追求，并且以此为尺度对不符合其人性标准的城市生活进行评判。

故而，我们一般按小说的题材把沈从文的小说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表现乡村生活的，传达了沈从文的创作追求比如说《萧萧》，《边城》等，另一类是对“城市文明病”的反思，如《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等。

在第一类的作品中，沈从文笔下所描写的是未被现代文明侵染的古朴美好的人生形式，以及神奇浪漫的湘西世界，这共同构成了沈从文笔下的“希腊小庙”。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

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

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⑥《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等作品，通过改造民间传说和佛经故事来歌颂“人性的极致——神性”。

在这些作品中，少数民族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被描写的十分唯美，洋溢着青年男女的健康，活泼的生命力。

《会明》、《萧萧》、《丈夫》等作品借“乡下人”性格特征以及处世风貌展现一个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和的社会。

《丈夫》中的丈夫对妻子卖淫没有感到丝毫的羞耻，《萧萧》中的童养媳萧萧失身而孕，本来要遭受沉水的厄运，却因为偶然才幸免，然而结尾处却写到萧萧为自己的儿子迎娶年长六岁的媳妇。

“萧萧式”的命运仍然在轮回。

这正表明了作者对健康人性的一种反思。

这些乡下人的生命悲剧不断在重复上演，然而人们还没有觉醒到。

如何建立一种健康的人性是沈从文在这些作品中想要表达的一个问
题。

中篇小说《边城》以及长篇小说《长河》（未完），正是沈从文对人生形式进行彻底反思的结果也是他理想人性的完美表达方式。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一发表就收到了广泛的关注，这源于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为读者指出了什么是理想的人性。

《边城》是作者用一种带有回忆感觉的口吻向我们娓娓叙来，开始有很大一段时描写湘西的极致之境。

这与整部作品在情节，人物，以及作者想要表达的理念是完全符合的。

其实《边城》所写的也不过是几个小儿女之间的爱情悲剧，但是作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描写这个爱情悲剧的同时挖掘作品内涵，为读者呈现了健康人性的代表——天真活泼的翠翠，热心善良的老船夫，还有热诚质朴的杨马兵，豪爽慷慨的顺顺等等。

在这篇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作者精心勾画的理想化的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的原始的自然的情结。

但是这种创作态度在沈从文创作《长河》时就开始受有了微妙的变化。

《长河》写的是一个盛产橘子的小镇，因为“新生活运动”而使原来平静的生活有了波澜。

作者清醒的认识到《边城》中所勾勒的唯美世界与理想的人性在现代文明日益兴盛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冲击，这就产生了《长河》。

《长河》在表达与《边城》同样的主题外多了一份理性的思考：随着现代文明的侵入，保存在乡村中的人性与人情美快要消失，“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代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⑦。

这在他的第二类作品中有了更深刻的表现，《绅士的太太》、《八骏图》、《大小阮》等作品就是如此。

在这两类作品中，作者始终是以一个乡下人的眼光来关照现代文明社会，以古朴的，近乎原始的乡下人标准来评判这样的社会。

这个社会在作者看来，在繁华之下是道德被扭曲，人性被摧残，堕落的社会中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上演着衣冠丑剧。

《绅士的太太》描写了看似是绅士名媛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的精神空虚，《八骏图》中作者以略带讽刺的眼光，犀利的刻画出几个道貌岸然的“教授”的龌龊。

《大小阮》中的大阮就是是社会中“少不了”的人，是作者讽刺的“社会中坚”。

在这两类作品的对比中我们看到了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以及人生追求。

沈从文的创作一直处于主流文学的边缘，很长一段时间不被社会所接受。

因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不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探索社会进步的道路，而是从人性角度去塑造民族品德的门径”⑧虽然这样的路径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也是对鲁迅“改造国民性”传统的继承。

但是他的批判不像鲁迅来的那么迅猛。

应该说鲁迅是把国民性中的落后成分撕毁了给大家看，而沈
从文却在自己的“希腊小庙”中重塑了健康人性的形态。

这代表了这两个作家的不同表达方式。

下面将简单的介绍一下沈从文的文艺思想，应该指出的是沈从文的文艺思想是在他的创作中逐渐形成的
（一）“爱与美”的人生哲学
“爱与美”是沈从文创作的指导思想。

在沈从文看来“爱与美”是生命的属性，而美是由上帝创造的，带有“神性”。

在他的《美与爱》一文中作家明确指出要建立“一种爱与美的宗教”，他自己则是这个宗教虔诚的教徒，同时沈从文希望通过这个宗教的宣扬来激发“年青一辈”“生命的抽象搜寻”，从而“国家民族的重造问题，方不致于成为具文，为空话”。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爱与美”的宗教正是致力于重塑国民性和健康的的民族品德。

他的“爱与美”的哲学是人性最高形式的集中体现。

如前文所列举的《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以及《月下小景》等作品无一不是这一哲学的生动体现。

在《从文小说选代序》中作者说到“《边城》……是一种人生形式……为人类的‘爱’字做一个前如其分的说明”。

而在另一篇作品中作者同样强调“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都应当美一些”⑨由此可见，在他的作品中，沈从文一直对“爱与美”的哲学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

（二）对于文学政治意义的消解
沈从文的创作一直处于主流文学创作的边缘地位，沈从文反对文学对政治的依附性，主张文学应该独立于政治之外。

上个世纪30年代因受到社会政治的原因，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开始出现在中国文坛上。

1930年，随着左联的成立，无产阶级的文学进一步发展。

然而在文学与政治联姻的情况下，沈从文依然保持了自我创作的独立性。

所以在一段时间内他的创作没有得到承认，而且也受到了主流文学家的批判与排挤。

1930年周作人，俞平伯等人在《骆驼草》发刊词中明确表示“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京派’作家们试图避开时代大潮面前的政治选择，而转向于文化关照和表现最普通的中国人生”。

沈从文的选择也是如此，他和茅盾曾经就“艺术”与“时代”的关系发生过论争。

他不满现实，始终保持一种清高的、洁身自好的自由主义态度。

他宣扬人性论观点，企图用湘西世界原始淳朴的人性来关照现实人生，重塑民族品格。

强调发挥文学自己本来的功能，并有意让它与党派保持距离。

（三）对于文学商业意义的消解
三十年代的文坛有“京派”“海派”之称。

京派作家多寄寓北京天津等北方
城市，而“海派”作家则是集中在上海。

沈从文作为“京派”的主帅，曾与“海派”发生过论争。

在这场论争中沈从文从文学本体论出发，标举文学的独立性，认为作家应当摆脱一切非文学因素的影响，真正实现文学自身的独特价值，而不是某种附属价值。

沈从文先后发表《论“海派”》、《关于海派》、《谈谈上海的新刊物》等文章，他认为“海派”作家有“玩票白相”的习气，海派文学带有商业气息，严重妨碍了文学独立性与健康。

在《谈谈上海的刊物》中，沈从文毫不留情的指出“这种刊物即在物质上或成功，在精神上是失败了。

因为他的存在，除了给人趣味以外别无所有。

”沈从文对“海派”文学的某些批评虽然带有一些偏颇，但是这无疑是这位“京派”作家创作思想的一种体现。

综上所述，沈从文的文艺思想就是在“爱与美”的宗教指导下，让文学远离政治与商业，从而获得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地位，以此来表达理想的人性形式，完成对国民性的改造
沈从文的创作对以后的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笔者认为孙犁应当是其中的一位。

孙犁，这个在特殊背景下进行创作的文人，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了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影响。

在其女儿孙晓玲的文章《七月怀思更绵绵——记我的父亲孙犁之十》中就说到：“我的父亲，他在树下一边读书，一边焦急地盼骑自行车的投递员地到来。

那样，他就可以看到《大公报》了。

他多么希望刚刚投出去的两篇稿件，能变成带油墨香的铅字啊”。

1934年孙犁陆续在天津的《大公报》上发表过白话诗《我决定》、《评<图书总目>》、《北平的地台戏》等文章。

孙晓玲在文章说到自己的父亲那时候非常喜欢看报纸，首先喜欢看的是《申报》，其次便是天津有名的《大公报》。

1982年，孙犁写了一篇散文《报纸的故事》，这就是记述他在穷乡僻壤的家乡为筹到三块钱大洋订阅一个月的《大公报》所经历的艰辛。

孙犁在这篇文章中写到：“我认为这是一份严肃的报纸，是一些有学问的，有事业的，有责任感的人编辑的报纸”，“最吸引人我的还是它的副刊，它有一个文艺副刊，是沈从文编辑的。

”从这些中可以看出孙犁受到了沈从文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二孙犁：“人性”之歌的礼赞者
孙犁1913年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1938年投身于抗日洪流，后来逐渐成为一位著名的解放区作家，在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赢得了很大的声誉。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解放区文学发展的先声。

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的是“解决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的
问题，目的在求得文艺对革命的有力配合”，也就是强调了文艺从属于政治，“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

在这种具有强烈功利目的的指导之下，解放区文学有了一个突破性的发展。

在当时的解放区文学中，有两种创作风格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

一派就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这一派的文学坚持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忠实于农村生活中的矛盾与自己的真实情感，体现出浓厚的乡村化特征。

代表作有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小二黑结婚》，另一派就是所谓的“荷花淀派”。

“荷花淀派”是以孙犁为代表。

（笔者注：“荷花淀派”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在此不再展开论述）孙犁的创作风格与赵树理等人的风格完全迥异，他的作品清新朴素，描写逼真，心理刻画细腻，抒情味儿浓厚，而且孙犁侧重于从诗意的层面来表现人性性格的丰富与优美。

可以说孙犁这一时期的作品充满了浓厚的浪漫色彩。

孙犁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不管是战争时代，还是和平时期，贯穿于其作品中的基本主线一直没有变，这就是对人性，人情，人的生命的歌颂与赞美。

孙犁为大家所熟知是因为他194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荷花淀》，这篇小说奠定了孙犁以后的创作道路。

在当时，解放区的作家们在《讲话》发表以后着力表现的是文学为政治、革命所服务，围绕着这个中心，文学创作失掉了自身发展的独立性，“五四”传统被丢弃，文学的艺术性被大大的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文学的功利性大大增强，似乎作家们都是用同一种声音重复着同一种歌曲。

但是孙犁却是其中特别的一个，虽然他也是充满着极大的热情与敬佩来表现自己对这场革命的赞美，但是表现的方式却与其他作家不同。

他的作品不是表现战争岁月的风云变幻，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而是着力表现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形象，可以说孙犁的创作是以“人”为中心的，他的作品着力挖掘的是战争时期单纯质朴的人情美与人性美。

接下来我们将简单地分析一下孙犁的文艺思想
（一）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孙犁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中，当时的孙犁像所有的有志青年一样对革命有着极大的热情，他曾经有自己的笔热忱地歌颂过那场革命。

现实主义是孙犁创作中的指导思想。

他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秉承了“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

这方面对孙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是鲁迅。

在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指导下，孙犁探讨过现实生活和文艺的关系，在他的论文中曾经指出：“主题和题材的问题，就是作者的人生观和现实生活的结合的问题。

”此外孙犁也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也做了深刻的探讨。

孙犁认为文学应当表现政治内容，他曾经说过：“今年四五月间，党及
八路军总部提出了文艺工作方针。

这一方针，可以大大促进我们的文艺工作，使我们能在较短的时间中，产生反映我们这一伟大时代的作品。

”从这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在孙犁看来文艺应该积极的反应现实政治生活，表现社会上所发生的重大的政治事件。

但是孙犁的创作并没有因为这种见解而失掉自己文学创作的主体性。

孙犁反对概念化、公式化的创作，这从他的创作中就可以看出。

孙犁的作品总是用很巧妙的方法去表达自己对政治与文艺关系的理解。

读他的作品我们读不到时代的风云变幻和战火硝烟，而是发生在人们身边平常的事情。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孙犁的作品游离在“主流”文学的边缘。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虽然孙犁想让自己的作品尽量往主流文学靠拢，歌颂英雄人物，但是却一直执着地描写劳动人民的“人性美好、善良以致温顺多情”，“对‘人性’的强烈关注和细腻刻画成为大家所公认的孙犁创作中最耀眼的亮点”。

所以说，孙犁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态度不是否定文艺与政治之间存在关联也不是极端的认为文艺是政治的附庸，而是用另一种声音写出了自己对这两者关系的理解。

（二）深切的人道主义关怀
孙犁是在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接受了五四文学的影响。

“人道主义”精神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主旋律，对孙犁以后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孙犁曾说过自己在创作中尽量避开“血腥”描写，可以说“血腥”在孙犁的作品中是少之又少的。

有人把这称之为孙犁的“审美洁癖”，毋宁说这是他“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

在孙犁的作品中，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是一条贯穿其中的主线。

早期的创作《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以浪漫清新的艺术风格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冀中水乡的抗日斗争，虽然写的是战争，可是读者读不到一点火药味和血腥味。

这是对惨酷的消解，是对残暴的抗拒，是对“人性”之美的执着追求。

文革后孙犁的文艺观继续发展，高举着人道主义的大旗，如引起很大反响的《芸斋小说》。

从单纯地描写“人性”之美到对“人性”进行地深刻思考。

“人性”本美，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性”被扭曲，被摧残，《女相士》的“革命群众和当地农场的工人、儿童对我们的侮辱，恫吓或投掷砖头”“四人帮灭绝人性，使忠诚善良者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对生活前途丧失信心……十年动乱较之八年抗战，人心之浮动不安，彷徨无主，为更甚矣……”。

这就是孙犁人道主义思想的表现。

孙犁自己也说过“所谓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指的是作家深刻广泛地观察现实思考了人类生活的状态……”⑩
（三）“真善美”的文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