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专题研究

儒家思想的当代困境及其化解之道

虽然以儒家思想唱主角的读经热、儒教热、国学热方兴未艾,虽然儒学会议接踵而至、儒学著作层出不穷、儒学论文漫天飞舞、儒学课题纷纷立项，虽然儒家思想寻找到宗教儒学、哲学儒学、生活儒学、政治儒学、伦理儒学、知识儒学等不同的存活方式，然而在我们看来，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实际上遭遇着非常大困境。这些困境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主体的困境

所谓主体的困境,是指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传播、研究中主体的缺乏、主体的迷惘、主体的无信。主体的缺乏是说在当今儒家思想的传播中，再也没有历史上那种有组织的以传播儒家思想为职志的儒生群体。主体的迷惘是说当今阐发、研究儒家思想的主体，在时间上不能保证对儒家思想阐发、研究的持续性,在思想上不能保证阐发、研究儒家思想的价值独立性，因为他们的学术行为要受到学校体制或研究体制的制约和影响。主体的无信是说在当今儒家思想的实践中，虽然鼓吹者不少，兴趣者多多，但真正把儒家的理想、儒学的大义、儒者的原则付诸行动者却很少见。试问，究竟有几个人敢说自己能做到“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矣”呢？究竟有几个人在“义”与“利”之间能毫不犹豫地选择“义”呢？非但不能如此，眼下某些研究儒家思想的学者、某些口口声声弘扬儒家思想的贤达，所做所为完全是与儒家根本精神、基本原则相悖的。可见，在传播主体、研究阐发主体、信念主体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儒家思想的确陷入了困境，是谓主体的困境。

存活的困境

所谓存活的困境，是指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缺失了它早先赖以存活的条件。在儒家思想传播、发展的历史上，至少拥有三个重要的存活条件：一是宗法社会制度，二是科举考试制度,三是族规乡约制度。儒家思想是多层次的、复杂的体系，儒家思想中有相当部分内容与宗法社会制度是密切关联着的。比如，儒家思想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观念，都与宗法社会层级结构密切关联着，换言之，儒家思想中相当部分内容之存活，是以宗教社会制度为前提条件的。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普通知识分子通向仕徒、从而改变命运的主要途径，所以，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是“六经”、“四书”。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意味着儒家思想不再成为那些通向仕途者必须掌握的知识；随着农村城镇化、现代化时代的到来，族规乡约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如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家思想存活的条件也就不复存在了，是谓存活的困境。

认知的困境

所谓认知的困境，是指人们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存在片面甚至错误的情形。此困境约有三方面表现：一是对儒家思想或观念的片面或错误理解；二是对儒家思想核心思想的错误判断；三是对儒家思想真伪因素的混淆。就第一种表现言，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就是阴阳，这个观念内涵着“男女不平等及其他的不平等”，是极权主义的根源，所以西方人很害怕，也很反感，尤其是女性。我当时想，如果仅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译成英文算起,儒家思想在英语世界的介绍也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为什么西方学者对儒家思想的认识还是如此隔膜、如此不完整呢？这实际上在提醒我们：完整、准确地向世界介绍、解释儒家思想依然是件很重要、很紧迫的工作。就第二种表现言，有些学者坚持认为，儒家思想“最核心的本质”是“三纲五常”，从1840年起的历史证明，儒家文化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妨碍现代化的重大阻力，皇室和儒学在儒学统治中具有深厚的既得利益，所以儒学统治必然阻碍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2 ] 。不过，将“三纲五常”视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本质,显然是没有对儒家思想体系作全面理解所致。就第三种表现言，有些学者不能区分儒家思想的真伪之别、主次之别、体用之别、源流之别。要知道，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儒家思想体系，是真伪杂混、主次并存、体用交错、源流共处的，但我们所继承、所弘扬的是那些代表正义、代表文明、代表向上的儒家思想或观念。因此，用儒家思想中消极的、次要的因素或儒生的负面行为等同于儒家思想是不科学的。

总之，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儒家思想中的范畴、概念之含义，不能正确地把握儒家思想的核心本质,不能区分儒家思想中的真伪、主次、体用、源流之别，的确是存在于当今儒家思想认知中的难题，并已成为儒家思想传播、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是谓认知的困境。

能力的困境

所谓能力的困境，是指儒家思想在解释当今人类所面对的难题、自我更新和应对外来文化挑战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无能为力之情形。所谓解释能力的困境，是说儒家思想对当代人类所面对的难题并不能给予正确的、令人满意的解释。比如，有些学者认为当今人类所遭遇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问题，就是因为人类没有处理好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对自然进行非理性的、自私的侵犯和掠夺之结果，而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观念正可以帮助人类树立正确的天人关系态度和智慧，因为它告诫人类其与自然本是一体，人类侵害自然就是侵害自己、污染自然就是污染自己。看起来，这种解释非常圆融，也令人振奋。然而，第一，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并不属于处理、协调主体(人类)与客体(自然)关系的智慧。《中庸》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

乐莫大焉”，张载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二程所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等，所要说明的是“天之道”与“人之德”的关系，认为“人之德”与“天之道”的合一，便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也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其中并没有要求人理性地、可持续性地改造、利用自然的价值诉求。汉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只是借助“天的秩序”论证“世俗秩序”的合理性，与“要求人尊天惜天”的价值性诉求尤无关联。第二，当今人类所遭遇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问题，是人类为了满足自我无止境的价值需求之必然后果，也可以说是人类自我完善实践之负面效应，人类的这种满足自我价值需求或自我完善即表现为现代化、全球化实践，因而生态失衡、环境污染问题显然不能靠那种“人与自然同体，损害自然即损害自我”的说教所能解释清楚的，而是需要对人类自我完善实践及这种实践所涉及的诸种关系的全面而深刻理解，才有可能对当今生态失衡、环境污染问题作出更全面的解释。所以，如果一定要说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有价值，那么也只能算是一种温柔的“安慰”。儒家思想本是致力创新的，孔子强调的“损益”即内含着创新的渴望和规划，宋明新儒学的形成正是儒家思想自我更新能力的突出表现。不过，当今的儒家思想似乎未能表现出应有的自我更新能力，无论是内容的充实、形式的更新、价值的完善、方向的拓展等方面，都没有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儒家思想在当今的儒家学者叙述中，主要表现为传统儒家思想的复述和再现。所谓应对外来思想挑战能力之困境，是指儒家思想面对外来文化挑战时，没有挑战的勇气，提不出应对的策略。首先要声明的是，我们是欢迎不同思想文化进行交流的，即不反对外来思想文化的输入。我们想说明的是，百余年来西方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浸入，儒家思想没有表现出它作为本土思想文化主体应有的姿态和策略。从枪炮、银行到民主政治，从平等、博爱、自由到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从“洋布”、“洋油”到麦当劳、肯德基，西方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一直活跃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并重塑着中国人的心灵和精神。可是，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面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为所欲为、横行霸道”，似乎不曾有积极的作为。从这个角度讲，儒家思想及其主体之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民族灾难也是有责任的。综上言之，是能力的困境。

实践的困境

所谓实践的困境，是指儒家思想及其价值在生活实践中得不到的落实。这种困境主要表现有：其一，儒家思想与生活实践脱节，离生活太远。其二，儒家思想的理念及主张在生活实践中难以得到落实。其三，儒家思想不能对社会发生积极的、建设性影响。任何一种学说或思潮，它的价值之一就是根据自己的立场对社会发表看法，对社会问题提出批评和建议，从而实施其对社会的影响以推动社会朝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